爱德华·德雷耶（Edward Dreyer）详述过中国这些伟大的航海行为如何受阻于儒生出身的大臣们，这些读书人理论上就反对贸易与对外接触。黄仁宇亦指出，明朝财政窘迫，无力担负这样耗费不赀的海上外交。例如，明朝于一四○七年正式将安南划入版图，后来却因为安南作乱反明，朝廷苦厌兵事，不得不于一四三一年承认其为独立的藩属国。此外，明成祖为抵制科举出身的文官把持朝廷，在军事和安全方面任用太监，也引起京师官吏的妒忌。
到了十五世纪中叶，京师又面临蒙古势力再起与边境的骚扰。一四四九年间，一名专进谗言的大太监说动天子御驾亲征，结果被蒙古军俘虏。蒙古人要以明帝为条件进行交易谈判之时，明朝却迅速立了新帝。此后明朝便在蒙古人的威胁下渐渐束手无策。据阿瑟·华德伦（1990）研究，朝臣们曾有无休止的政策讨论，一面恐惧对蒙古人出兵，一面却又不肯允许蒙古人与中国贸易以减少其南下侵扰。一四七四年以后，以至十六世纪期间，明朝进行的长城修筑，留下了吾人现今所见的有几百个岗哨卡的万里长城（见地图17）。就军事用意而言，这是徒劳无功的，但是却表达了中国长期受外患折磨的心态。
造船只限于小型船舰以后，明朝海上势力渐衰，替中国南海上的海盗打开了壮大之门。这些海盗名为「倭寇」——日本人，实际上大多是中国人。明朝非但不以武力反攻，反而强制执行了使自己蒙受重大损失的海岸闭关，目的要使海盗因补给枯竭而退，结果仍是徒劳一场。这套国防政策还包括限制外贸，规定所有外来商贸都要装成进贡的模样。据撤拉辛·维拉蒲（Sarasin Viraphol，1977）所述，中泰商人运售的暹罗稻米必须做出与进贡使团相关的样子输入。进贡制在明朝达到高峰，但是这种自卫形态意味着的不是势强而是衰弱。
总之，反商主义与恐外症（xenophobia）占了上风，中国自此退出了世界舞台。武人势衰了，大局由文官主控。逢到昏君当朝的时候，替皇帝查案、问刑的太监势力就会构成太监独裁，以恐怖手段压制文官。明代中国手握海上扩张的优势条件，却被保守的理学儒士掐死，简直就像是故意错过近代科技与经济发展的这班船。
这个贬抑的评价来自二十世纪末，正当科技与经济成长在全世界的各个生活层面都造成无数混乱，却还找不出可以将人类文明毁灭延缓的秩序原则之际。明朝独立而自足式的经济成长，以及其相对的平静安乐，也许终将受到历史学者的推崇，在我们看来是失败之处，或许别人看来是某种成功。
朋党政治
政治家兼哲学家的王阳明（一四七二～一五二九），在士人的思想领域中博得了许多追随者，启发读书人走向理学的一个新趋势。王阳明是大学者也是文韬武略兼备的大臣，曾平定宁王之乱，致力于利用乡约建设地方小区。而乡约正是最接近儒家尚古风的一个制度。在哲学思想上，王阳明继承的是与朱熹同期的陆象山的学说，比较不讲究躬行实践，而是侧重致良知的内在德行修养。他认为本原世界是一整体，既在人心之外，也在人心之内。因此，人应当让致得的良知导引自己的行为。这种说法带有佛家的弦外之音。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按威勒·彼得逊（Willard Peterson，1979）解释，其实是要求「道德知识与社会行为的统一」。阳明学说在日本和中国同样有深远的影响。
明亡以后，清朝后来的批评者攻讦阳明学说太抽象、被动、唯我。因而促成一种观念：明代学术思想培养了理直气壮贬低实用工技的态度。朱熹和王阳明两家理学正统，都教导明朝的为官者肯定合乎道德的言行为治国的根本，却将科技视为匠人与等而下之者的事。
道德问题随即提供对立朝臣党派相互抨击的题目。而朝中派系之争也激起大臣们的道德说教，批评皇帝偏离正道，与奸宦斗争。派系倾轧最严重的事例多发生在明神宗万历的四十八年间（一五七三～一六二○）。
神宗在位的最初十年中，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励行严改，也累积了中央国库的资本。只要神宗支持，他便不怕得罪人，拿坐领干薪的冗官开刀。他的目标不在变法革制，而是要建全国家财政。不过，他的做风直来直往，蔑视因循的常俗，死后遭到弹劾抄家。
神宗皇帝听怕了大臣们的说教与相互攻击，索性不上朝了。后来更使出阻碍或不理朝政的报复手段，连续多年不见大臣、不批奏章。他也不肯任派应该补缺的官，以致中央政府里的人员都不足。总而言之，神宗想扔开当皇帝的职责，却竭力搜刮饱入私囊。若就皇帝为国政运转主轴的角色而论，他这样和朝臣做对的行径不但是一塌糊涂，而且是叛国。
明神宗的一意胡为，加上掌大权的宦官贪污，激起长江下游诸省的另一个层次的党争。这个区域不论上缴田赋的分量或入朝为官的人数都超出了土地面积比例。就在无锡附近的东林书院，改革运动兴起。一群清高的儒士因为以道德为首要关注，对大小官吏都发出有成见的抨击。政府的实际问题他们看不见，只顾鼓吹儒家名教为绝对的准则，对他们要攻击的靶子发出责难。很难说是那一边比较有理，因为争论重心是道德问题和人身攻击，涉及实际行政问题的很少。一六二○年代，神宗死后当权的太监（魏忠贤）以惨暴手段倾陷东林党，但仍有一些幸存者后来留下对他不利的最终定论。正当明朝极需要有力的领导之时，明末的党争却造成决策分裂与朝廷停顿。
十七世纪初期，荷兰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加上本来已在推展中的葡萄牙与西班牙的贸易，都在响应日本与中国商人及官吏的行动，形成活络的国际贸易。在中国内部，大规模的陶瓷、丝绸、棉布生产，伴随着盐谷贸易广布、都市增多、从事地区间贸易而更富裕的商人阶级的扩大，同时发展。白银流入中国乃是促成这种成长的唯一因素，有些历史学者认为明末的文学艺术成就，以及都市生活发展，乃是社会、文化、经济各方面将出现活泼有力新生的前兆。但是，商业活动和西方接触却带来巅覆政治秩序的威胁。十七世纪初的日本便是以断然的态度，对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关闭了自己的门户。在中国，新起的朝代取代了明朝，却继承了明朝对外贸和西方接触的焦虑不安。中国明末的新生之望，似乎已经消磨得没有了。
第7章
清朝治世
满清灭明
满清于一六四四年灭了明朝，再次证明从外面接收中国，比从内部做起来容易，因为必备的文武合一的条件，在长城以外比在长城以内容易办到。地理因素是其中的关键。十六世纪时的满洲只有最南端的沈阳以下地区是按汉人的密集耕作方式开垦的。明朝认定这个地区是边境，并不只设民政单位，而是将其编为军事区。明朝在战略要地设置世袭的卫所编制，与农业地区的民政单位是分籍的，藉此既可以对外族侵犯构成缓冲，又可以遏阻地方官谋反的意图。明朝政府很清楚，隔着长城入海口的山海关与华北相连的满洲南部，是随时可能失去的领土（见地图19）。
满人在壮大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位居边境上的优势，既学会了中国习俗，又不完全受中国的管制。建国的清太祖努尔哈赤（一五五九～一六二六）本是满洲南部农业盆地东边一个部的领袖。受他统御的人各族的都有，但主要是曾于十二世纪在华北建立金朝的半游牧女真族的后裔。努尔哈赤与成吉思汗一样，将毗邻的各部归于自己的指挥之下，于十七世纪初建立后金朝，以沈阳为都城。继承他王位的皇太极是极有才干之人，向东征服了朝鲜，往西又与内蒙的蒙古人结盟。一六三六年以满为族名，建国号大清。同时用已发展成功的满文翻译了一些中国经典古籍。
到了一六四四年，满人已经数度侵入华北，但尚未能够灭明。明朝早已愈来愈弱，到处都有流寇作乱。李自成的人马在西北各地洗劫之外，还进入四川与长江流域。后来他得到读书人为谋士，开始组织起王朝政府的架构。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入据北京，随时可以建朝称帝，但是他能以武力打下江山，却无法用制度予以巩固。
这时候，华北和西北的明朝武将已经对朝中争执不休的文臣们——大多是长江下游籍贯者——感到彻底不满了。这些出身东南省份，有地产家族的子弟都是考场上的能手，所以占了朝中一大半的位置，但是他们无甚军事知识。精于兵战的明朝武将们晓得清军的攻击力多么强悍，因此，虽然明军数量大于清军，他们却希望能借清军的战力到关内一用。所以，总兵吴三桂和一些同僚便欢迎原来一直被他们挡在关外的清军进入华北，以便帮忙制服据在北京的乱军。但是清军一旦入关，就要进行接收了。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1985）与琳·史特鲁福（Lynn Struve，1984）有关这个动乱时期的研究，强调长江下游地主家族和华北的明朝武将受着截然不同的心态驱策。而满人便在这种差异之间找到缝隙。清军一扫击溃北方的流寇乱军后，长驱直入长江下游心脏地带。他们利用了儒家礼教和先例，也展示了大清狠起来能残酷到什么地步。如「扬州十日」的屠城，就是向邻近各地发出的一个威吓警讯。明朝文官武将都面临了不降即死的绝境。一六二一年间，明朝一名文官的妻子得知丈夫被俘，以为他必定宁死不降，就带领四十二名仆婢亲族集体自杀以殉。不过她那比较务实的丈夫认为天命已不在明，所以降了大清。到了一六七七年，这位降臣的孙子在清朝为官，因为不肯投降反清的叛军而遭杀害，他的妻子又带领三十八名家人「在一夜之间」自杀以殉。有了汉人官吏（以及他们的妻眷）这样尽忠，满清得以统治中国。有些明朝官吏选择一死，也有一些做了清的高官，使接收过程更和缓平顺一些。
清军虽于一六四四年攻下北京，但经历整整一代，统一大业仍未完成。包括吴三桂在内的明朝三名降将在华南和西南地区获封为藩王，各自拥兵而成一股势力。一六七三年间，三藩叛变，占领了南方各省的大部。刚主政不久的年轻皇帝康熙耗了八年时间才平定三藩，其间他以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为基地，是致胜的要素，而臣民向清效忠之心也是一个要素。毕竟，吴三桂是个双重叛臣，一次叛明，一次叛清。
汉胡共治的效率很快就获得证实。明末败亡主要应归因于流寇，尤其是张献忠的一支，其杀戮曾导致四川人口大幅下降。张献忠和竞争对手李自成都曾试图拉拢读书人来帮忙建立朝廷政权，但两人都未成功，也均以败寇收场。满清能成大业而汉人流寇未能成事，根本原因在于满人建立了政治性的体制。
制度之调适
半游牧起家的满人的首要之务是：如何从部落政治的状态进一步发展。早在一六○一年间，他们已开始在自己的版图内设置统一的行政单位，并且将可作战的兵力纳入平行的八旗之下，各以不同色式的旗帜代表。满洲八旗都划分有自属的土地，但这些土地是分散的，所以八旗并未成为地域性的单元。归顺满人的蒙古人和汉人也按此编制分属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这二十四旗都是直属清帝指挥的战力。
帕梅拉·柯若斯里（Pamela Crossley，1990）将这种建制追溯到突厥蒙古的世袭军役制度。清帝对八旗军的关系不是儒家式的父与子，而是游牧风格的主与奴。战时八旗军可以享用战利品，平时则有钱和米粮可领。军士们珍视这种高度仪式化的奴隶身分，因为这是「他们对朝廷重要地位与密切关系的象征」。这种身分要求他们最高度的忠诚。注意这个事实：十五万（登于籍册的不过十六万九千）所向无敌的旗军就灭了明朝。即便还有汉奸帮忙，仍是十分惊人的。
旗军组织号称是三族共组的，但一六四八年的阵容中，汉人占了四分之三，蒙古人占百分之八，满人只占百分之十六。到了一七二三年间，满人的比例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三，但距离总数的三分之一还远得很。总之，与太监相较，旗军（以及汉人奴才）做为皇帝倚重的侍从和内廷助手，要强得多了。也们形成一个可以从中拔擢文官人选的人才储备库。努尔哈赤派自己的诸子率领八旗，但统率权要受国务大会的中央控制。如此，最初君主与各部领袖和族人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便制度化了。
满人扩大政治格局的最后一步，和金朝、元朝的前例一样，是接过儒家的术语、形式、观念来，照着该运用它们的方式用它们——支撑并持续政治权威。清初的皇帝们提倡研读四书五经与敬拜祖先，制定祭孔之礼，宣讲并书写「圣谕」（三百年后日本人也在满洲国如法炮制），颂扬儒家德行，并且接受了天子以德服人的观念。
满清入主中国前的十多年间，已经在沈阳组织了仿照汉人模式的行政体制，设有明朝的六部等重要官制，分别任用了满、蒙、汉族的官员。等到进入华北领受天命之时，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可以按汉人的方式来统治，同时仍不失其满族本色。
有几个环境条件是有利的。第一，满清不像蒙古那样还有西边大片帝国版图要顾及，所以不致于在处理首要的中国事务上分心。再者，他们来自满洲南部边境，不是像蒙古那样的大草原，不必跨越牧草场与农耕地之间的文化鸿沟。由于清初有两位英明的皇帝各在位长达六十年，使得清初一百十三年间的三朝——康熙（一六六二～一七二二）、雍正（一七二二～一七三六》、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六）——打下强固的行政领导基础。三位皇帝都勤政爱民，通常都是每天黎明就接见大臣。三人都曾精读经典古籍，维持精干的躬亲统治。
满人为保持其宗室的活力与根本而实行的策略，是颇有趣的研究题材。如皇帝到内蒙去避暑的时候，要骑马、狩猎、射箭，呈现出一个很不符儒家模式的强健体魄典范。此外，清朝不准汉人出关垦殖，将满洲北部维持成汉人农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