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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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 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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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太祖关注的重点仍是军事。由于中国必须防止蒙古势力复兴,便因袭了元人兵制,在重要据点设卫与所,将军民分籍,军职世袭。军人屯田自供粮饷,并且随时备战。蒙古王公原是各有大封地的一个分散的贵族阶级,明太祖则是将带兵的人封赐成为一个武官贵族阶级,职等和俸禄都优于文职大臣——至少在他疑心武官谋反而大开杀戒之前是如此的。
必须在文与武两者中做一选择的时候,明太祖尽管法令多又爱说教,却站在暴力的这一边。一三八○年间,他发现宰相谋反,将宰相斩首之后,其亲族也全部处死,前后总共杀了大约四万人(有「关系」的害处在此)。以后连续处死大臣,加上好几次的整肃,杀人之数可能达到十万之多。其后果是可用的人才丧失与恐怖统治,儒家好仁好礼的政府根本无从施展。大臣受廷杖的刑罚羞辱,在明朝已变成常例。受刑者要伏倒,手脚被人扯住,露出臀部由司刑的人役边打边唱杖数。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有损人格、有害生命的仪式了,因为几杖之下便会皮开肉绽,感染生疮是难免的。一五一九年间,因为进谏皇帝勿再流连南方不理朝政,有一四六位臣子受了廷杖,其中有十一人因而致死。一五二四年,大臣们反对以追赠先皇与皇后的名号称皇帝的生父母亲——因为他的皇位继承自堂兄,结果有一百三十四人受廷杖,其中十六人丧命。这些令人觉得,皇帝和臣子们经常陷于皇帝的暴力解决不了的制度性争斗之中。
明太祖的判断错误,大体上可溯至他非巩固维持个人控制不可的决心。由于他一心一意要独揽大权(这乃是自古留传下来的一个必要),便于一三八○年取消中书省,废了宰相,使身为皇帝的他成为全国民政与军事的「总经理」(CEO)。这么一来,他有了控制权,但也有了极沉重的负担。明朝行政制度的研究权威贺凯(Charles Hucker)指出,曾有一度,太祖在八天的期间收了一千六百件奏章,其中共计有三三九一条请示的问题。按每天十小时批阅两百件的速度来算,每件奏章平均看三分钟时间。以前的朝代中,这种每天例行的公务,由宰相带领一批属员去处理。在明清两代,这个重担落到了皇帝身上。既然皇帝不见得都是超人,皇帝的办公室通常成为一个瓶颈,政府因而更容易堕入无效率可言的例行公事。
明太祖废除宰相和中书省,等于将文官层僚斩了首,而文职官僚及其工作必须由外廷的首长宰相领导(外廷即指六部、监史台,以及京中其它官署)。因此,明朝的皇帝不得不藉助于身边的随侍者(内廷)来理事,进而变成行政、军事,以及其它特殊事务都要靠太监去办。到后来,宫中太监人数高达七万。
财政问题
洪武皇帝给后世子孙留下的最怵目的缺陷,按财政史学家黄仁宇(1974)看来,是财务方面的。首先,国库和皇帝可动用的御库并没有分开。明成祖(一四○二~一四二四)在内战中篡得皇位后,迁都到北京,因为这儿是他个人势力所在的地区,而且是可以北控蒙古的战略要地。环绕紫禁城四周的京师面积将近七点八平方公里,其中有五十多个供应铺,雇用工匠人役大约十万人,专为宫内提供服务,所服之务也没有公私之分。这种情形正符合了一项事实:皇帝的个人生活和仪礼性质的行为,都是政府活动的一个部分,应受儒士、道学家的监督和评判。
在太监的管理下,宫中开销无来由地扩大。皇帝的亲军卫「锦衣卫」的费用也是如此。锦衣卫除了负有保护皇帝的任务,还是一个特务机关,主管令人闻之丧胆的镇抚司,专门查办政治犯。一三八二年锦衣卫设置时卫卒有大约一万八千人,后来扩增到七万五千人。
姑不论洪武时代的朝廷或以后的皇帝如何,明太祖本人是力求节俭的。他规定的田赋约为农产量的百分之十,税率不重。这似乎是善意的轻税,使政府岁入匮乏。从现代人的观点看,就是使政府发挥不出功能,帮助不了百姓的经济生活。太祖却期望地方小区代中央政府之职,负责各种各样与税金相关的私人花费。为了纳税与管制之便,农民自一三八一年起按里甲制编册,每里之中有十户户长担任甲长,其上再有一位里长。由里长甲长负责全里内的税收和各种差役事务,并且要负责更新户口「黄册」登记的土地人口数据。里长甲长都是轮流制,每十年轮过一回。
这个巧妙的安排和相互监视保安的「保甲」制一样,都有重大缺点。这是饱学的行政官设计出来教导百姓如何履行多种义务的蓝图;却详尽得没有改动的余地。到了必须适应地质实况和乡村生活的人际关系时,弊端开始出现。不用多久,就腐化得千疮百孔了。这个不可收拾的综合症候群还包括税收、军备给养、通货供给等,都或早或迟变得失效无用。在这一切问题之下的,是死守着太祖定下的旧制不改。以至于明朝行政后来无法配合中国需求转变的脚步。
以税收为例,为了省却将各地收得的税赋送进京师的麻烦,安排好各缴纳地区直接把税收送到指定支销该笔税收的机关。其结果是,各路自行——或依法——进出的税收在全国交叉往来乱成一团。这套不能便通的既定办法却不受任何监督,因为没有一位从头到尾负责的官员。黄仁宇说过,明朝财政系统的主要顾虑「始终在求统治上的安定」。因为每个财税机关都从无数个不同的来源收税,地方官全都没有能力独立,也无力改善行政质量。因此也无人建立起有造反财力的根据地。「国家税收作业太分散,以致根本不可能被人操纵」。
如此散乱的税收花销制度,使中央政府起不了作用。大批衙役、书吏、小办事员几乎一年到头都在忙着收各季到期应缴的田赋。田赋的总额不至于对经济构成过重的负担,真正的累赘在于收取的效率太低,税收机关冗员太多。换句话说,有上百万的中间人是靠着投入这个税收系统的繁琐过程维生的。
又如大运河的养护并没有预算经费可拨,完全由地方徭役负责,中央政府不给分毫。到了十五世纪中叶,国内有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五艘运谷船,由十二万一千五百名官吏军役负责调度。由于这些运输兵难得有酬劳可领,就只好在谷船上私带货物牟利。总之,国库每一笔收入都在实收之前就预定好应收之数。甚至田赋尚未入库,应领该额的部门就被扣上已支销的帽子,毫无便通的余地。一旦发生水灾之类的事故,就必须以处理危机的方式另募专款。
此外,明代夸赞军人屯田自给的卫所制度的记录并不可信。按黄仁宇说,军人距离自给自足还远得很。明代记录所述的是理想,不是事实。军官根本没作记录,明朝史官则只顾要面子好看。整个的军人屯田制度只是一套未经筹备、调查、实验就拟出来的计划书。既未设置主控机关,管理也不严密。被迫进入军役的民户经常弃逃,兵士们没有固定的饷可领,只是偶尔拿到不定期的奖赏。这种制度不过是把军人再变回农人。军人的权势结构不振,是因为军方的饷给被削减了。军人们因此把自己的田出售或抵押,军中无饷可发的情形日甚一日,人数也因为逃兵而减少。边区需要补充兵额的地方,卫所数目降到了原有的十分之一。但是由于军人自给的这种不切实际的传奇一直存在,就不能废除或调整筹资的旧法。
再看通货制度,赶不上贸易成长的速度,也是失败的。起初,中央政府靠发行纸钞支持财政。明太祖却不明白,无限量发行纸钞会导致通货膨涨,只管拿纸钞当赏赐。到了一四二五年,纸钞只有其原值的四十至七十分之一。后来纸钞终于废而不用了。其间,政府一直禁止银两的使用。
中国的铜币是浇铸的而不是冲压的,所以每一枚都需要以手工修边。明代铜币需求量虽然比宋代大得多,铸造量却远远少于宋代。政府的铸币机构经常是完全不发新币,只好由民间的伪造者来代劳了。后来铸币的职权转给了各省,但是省级铸币掺铅又造成币值降低,铜币供给量始终不符需要。中央政府对发币处理不善,导致伪币充斥,币值从原来的一千钱兑一两银子,降到了六千钱兑一两银子。总之,正当贸易成长扩大通货需求之时,明朝政府却拿不出恰当的币制配合,是大大失策。
十六世纪时,对外贸易成长导致银的输入,虽然时有间断,但输入量很大,主要来自日本和(经多条不同路径转来的)美洲大陆。因此,中国原来的商品经济变得货币化了,纳谷与徭役在后来改行的「一条鞭法」之下渐渐合并,全部改为纳银。地方居民按里甲制必须负担的丁粮,渐渐并入田赋折算。需服差役的时候,财力负担得起的人不必去做修路之类的公共工程,可以出钱雇人代做。
不幸的是,从日本和美洲流入的白银并未带给中国白银通货。铜钱和银子一并通用,形成类似复本位的制度。人们日常交易都用铜钱,即便政府不能不贬它的值。拿白银来铸币以维持通货稳定是不可能的,因为明朝政府从未有过铸银币的打算。用一块块银子缴税并不是计划决定的,而是因为其它通货都不管用了,逼不得已才用银子。纯银块的流通非常不便,因为各地用的「两」,单位大小不同,甚至各行业各官署衙门也有不同。有时候,一个城市同时通行着二十种不同的银两,主要商品——如盐或棉布——各用各的银两,买卖外地的货物又要用别种银两。流通中的每锭银子还要秤,要验纯度。这些条件造成银两单位杂乱,兑换方式繁多,操作钱的人可以从中取利,而且可以支配想投资做计划生产事业的人。
财政体制结构似乎一直跟着明太祖力求节俭的意念走,因为他坚信营利本身就是邪恶的。经商的利益根本上就与社会国家的利益相冲突,因此必须竭尽可能予以遏止。同时,国家不可求「自富」,因为,依这个天真的观点看来,政府有所获利自然就意味着百姓有所损失。所以政府发展不出可能有的经济力,反而以政治上的控制力为治国的基础。结果明朝便始终不肯建设起运作财政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财政力量,甚至连投资做公共运输设施都不肯。在如此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不免就时常要征用百姓来服差役。
黄仁宇指出,大体上看,明代中国若有某一地区显示可能因企业或外贸而成长的趋势,政府不但不觉得应该给予支持,反而反对这种成长,因为它造成的不均衡「终久将危及全国的政治协调」。倒不如把所有的省分都压低在较落后地区的水平。
黄仁宇认为,宋元两代都比明朝老于世故,行政质量也都高于明朝。「唐、宋、元皆未实施过明朝这么僵化的财政结构」,也不像明朝给最高层政府官员这么少的业务责任。「明朝制度代表中国财政史上一个重大的突变。从此以后,政府财务的主要目的是要维持政治现状,不再表现出任何动态性质。」明朝面对航海世界的退缩,正是此一卓见所述情形的写照。
中国闭关自守
南宋和元代都眼见了中国在造船、航海科技,对日本及南亚、东南亚海陆贸易各方面向前大步跨进。到了一四○○年间,和中国有海上贸易的国家地区已经为人们所知有百年以上的时间,中国商人输出的货物有丝绸、瓷器、铜币等。明成祖五度北上远征蒙古的同时,命令大太监郑和循海上贸易的航路南下出使。郑和本姓马,是回教徒,父亲曾至麦加朝圣。他带领一批有能耐的太监,为执行皇帝派下的特殊任务而远征南洋。
郑和自一四○五年至一六三三年间的七次航程都不是等闲之事(见地图18)。南京附近的造船厂,仅是在一四○三到一四一九年间就造了两千艘船舰。其中包括近一百艘大型的「宝船」,船长在一千一百至一千二百多公尺之间,横宽在四百五十到将近五百公尺之间。据密尔斯(J.V.G.Mills,1970)估计,每艘宝船的排水量必在三千吨左右。这种有四至九根高达二百七十公尺桅杆的船,有十多个不透水的舱格,有艉柱舵,舱房可能多达五十个,可载四百五十至五百人。一四○五年至一四○七年的首航舰队大约共有三百一十七艘船,其中六十二艘是宝船(一五八八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Armada〕不过是一三二艘船)。郑和率领从属太监七十人,医疗人员一百八十人,占星官五人,军官三百人,兵丁两万六千八百人。前三次出使航至印度,途中港市都曾停靠。第四次越过印度远抵荷姆兹(Hormuz)。后三次都到了非洲东岸各港,最远到达马林地(Malindi,在今肯亚东南附近)。而宋朝的瓷器和铜币早在郑和之前已经来到此地。远征船队的分遣部队还有额外的航程,有一支曾到达麦加。郑和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带着进贡的使节回中国,事后并且送这些外使返回其本国。虽然也有一些贸易活动,但主要还是进行与大约三十个国家的外交往来关系。郑和出使虽未摆出武力侵略架势,但亦曾数度用兵。
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这几次奉命出使与达加马(Vasco da Gama)或哥伦布的探险之旅的性质不同,航行的路线是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在非洲以东海上贸易的既定航线。第二,中国的远征为的是外交不是商业,当然更不是为了海上劫掠或殖民。郑和与各国互赠礼物,招徕进贡国,携回地理信息和科学上的新奇事物,如长颈鹿就被当作祥瑞之兽展览。第三点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一四三三年停止这种出洋远征之后就再没有后续了。而且兵部侍郎更于一四七九年将七次出使的记录数据销毁,中国的海外商业行动受到严格禁止,直到一五六七年才开放。航海时代在全球各地初现曙光的时候,明代中国本来已经遥遥领先他国,却不肯继续向前。欧洲人再花了将近五十年时间才摸索到起点上。一四三三年以后,再过了三十七年,葡萄牙人才到达西非海南端的黄金海岸。而哥伦布率领总吃水量四五○吨的三桅船队伍出航,则是在一四九二年。
爱德华·德雷耶(Edward Dreyer)详述过中国这些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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