讥讽政府”的《逃》、《皇帝与太阳》等话剧；4月5日晚，他带着孩子去参加浙大合唱团春季音乐会，合唱中有沈思岩的《贵州谣》及《八月葵花》等歌曲，他“均嫌政治气味太重”。＇28＇此前1947年11月10日，他在浙大校务会议上曾说：“余同情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对浙大“民主墙”——生活壁报，他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不同意政治气味过浓，但他认为只要学生以真实姓名发表批评意见，即属言论自由，没有理由取消。浙大学生自治会出的《每日新闻》“全载共产党广播，为保安司令部所不满；且对外销售”，他也只是“嘱自治会将《每日新闻》出版负责人或机关印出（《每日新闻》只有出版地址）。若欲向外发售，必须向市府登记”，并没有加以干预。＇29＇
竺可桢主张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学术自由、“为学问而学问”，他为浙大确立的校训“求是”就是要求学生追求真理，一切以真理为依归。他本人不过问政治，也劝别人“不必过问政治”。但他担任浙大校长的十三年正是动荡不宁、学运风起云涌的十三年，特别是1942年以来，浙大多次发生学生、老师被捕事件（1942年、1945年、1947—1948年间），每一次他都是尽力营救，竭尽所能，千方百计地奔走，毫不畏缩，更不推卸责任，法庭审判时他都是亲自到场。也因此这个大学校长身上才散发出一种灼人的光芒，大多数浙大师生对他的爱戴同样是真诚的，发自肺腑的。
对他而言爱护学生是他的本分、天职，国民党当局每次叫他开除学生，他的态度都很明确：“故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他认为“办教育之基本信仰与警察厅长不同”。浙大学生领袖于子三被国民党杀害后，他以一个校长的身份挺身而出，公开自己的道义立场，这可歌可泣的一幕必将永远感动后世。1949年9月10日，他在北平六国饭店见到张元济和沙文汉（沙孟海弟，后改名张登，浙江新任教育厅长），“据言于子三并非共产党员。谓余在《申报》上发表了谈话，为于子三抱怨，因此酿成各方之同情，国民党政府因之再不敢大肆搜捕虐杀云云”。＇30＇
为师生的柴米油盐奔走
在浙大的最后时光，为了维护浙大教师、学生的日常生活，为了保证浙大这架机器的正常运转，竺可桢几乎成了一架要款的机器，整天为师生的柴米油盐而烦恼，不断地给教育部、行政院发电写信，甚至到南京面见代总统李宗仁。尽管如此，1月14日，他在上海《申报》上看到一则“竺可桢挑重担”的消息，却深感不安，在他看来这一切不过是分内之事，不该受额外的赞誉。
1月7日，竺可桢写信给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催款。“因目前已到公私两无办法之时候。私人方面目前一个月薪水只可购担米（昨白米860元），而公家方面每月经常＇费＇只一万二千元，不及电费八分之一而已，而一月份经费始终未来，故今日拟请储润科及郑石君二人于星期日赴京。”
1月8日，他派人到南京和教育部、行政院接洽。“告以浙大教员困苦情形及校中拮据状况”。又派人到中央银行借款，“以期于星期二可以加发一个月之薪水，因许多教员均将无法维持生活也”。
1月9日，他在日记中抱怨：“又南京公务人员各发二个月之应变费及一千元，而杭州及他埠均未发，此又表示政府之不能公允也。”＇31＇
1月10日，浙大从中央银行借到二月份的经费款。他决定第二天发薪，300元以内的各发1000元，300元以上者发1500元，其余的等南京款到后再发足。晚饭后，他带着孩子松松到街上一走，才知道物价大涨，米近千元一担。＇32＇
1月28日是旧历年除夕。“今日年夜，杭城闹市锣鼓喧天，而政府则和战未决、兵临城下，真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不禁感慨系之。”＇33＇ 1月29日是春节，“学生方面扮有旱船、狮子、龙灯、蚌壳精等，并有飞机等纸扎之彩。学生等颇热烈庆祝，而教员则忙于谋生，食不饱，衣不暖，故可谓毫无兴致也……”＇34＇他本人也是忧心忡忡。1月31日，他批评“教育部对于各校之经费漫不经心，而任意分发职员，可谓不近情理矣”。＇35＇
2月12日，接到浙江省主席陈仪电话，拨给浙江大学米一百石，另将二月份每人七斗提早发给。对陈仪的雪中送炭，他一直心存感激。但杯水车薪，最多只能解燃眉之急。不过十多天后，陈仪就被免职离开了杭州。
2月14日，竺可桢动身去上海，请朱骝先转告陈雪屏，要求给浙大发三个月的“应变费用”。2月15日，他与复旦、交大、同济、上海医专、商校等校长商量的结果是，联名致电已迁到广州的陈雪屏，表示如不能给三个月的应变费，他们将全体飞往广州请愿。
2月27日，他再度来到上海，第二天会同复旦、交大等校代表十四人夜车赴南京，准备分别上书行政院和李宗仁副总统，提出改善教职员待遇（以生活指数计算）、学生伙食费改为银元六元、经常费、临时费等要求。3月1日，竺可桢他们去见李宗仁，因为他们去了十六个人，客厅都坐不下，就站在外面谈。“李德邻比蒋介石要从容得多，而无架子可说，比较平民化。渠即说对于沪杭一带教职员之生活极为关心。”呈文交上后，他们就退出了。＇36＇
3月3日，他和翁文灏见面。“据云目前中央意见不统一，是令人最伤心之事。余告以目前经费困难，各校长至须汇同集体包围教长、行政院长要钱，实太不堪，故余有不得不去职之势。”
3月4日，他回到杭州，花了二百元黄包车费才到校。“知十倍之经常费九百余万昨已到，本可发薪水，但以中央银行无钞票，故不能发给。学生自治会新选出之代表包洪枢、杨锡龄来询经费情形。”＇37＇
3月19日，竺可桢在校务会议上报告校中近况及目前最严重问题及经济、校舍、毕业生失业问题，会计报告经济状况。
类似的记载在竺可桢的日记中一直持续到5月3日杭州解放。
爱校如家，爱生如子
即便是在整天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日子里，竺可桢也没有忘记被国民党关押在狱中的学生。1月25日，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报载政府将释政治犯，停止特务，并各大城市解严，恢复各种停刊之报纸”，浙大即以校方名义向特种刑庭要求保释吴大信、李雅卿、郦伯瑾、陈建新、黄世民等五个学生。午后，他亲自到监狱探望了吴大信他们五人，其时郦伯瑾等三人入狱已达一年之久，他和吴大信等谈了一会就出来了，“回途走归”。
1月26日早晨，浙大自治会的学生包洪枢等告诉他，他们将集体前往迎接吴大信等出狱。他说特种法庭虽然答应交保，但是否今天就能释放并不知道。但学生性急，前一天晚上就已开会决定去迎接。因为担心学生安全，他请苏步青等三位教授前往特种法庭，并电话通知相熟识的监狱长，告诉他将有大批学生要去。浙大学生排队前往监狱，一路在墙上大书“还我于子三来”、“严惩战犯”等标语。竺可桢很担忧，如果与退伍军官及前方撤下来的士兵相遇，将会发生冲突。“幸告无事”他才松了口气。当晚，他就接见了吴大信等五人。同时他也接到了保安司令部的公函，“谓贵校学生午后结队游行，公开散发污蔑政府之传单；在戒严时期急应制止此种行为云云”。 ＇38＇第二天上午，他与苏步青召集学生自治会代表包洪枢、左大康等七八人开会，“责以昨日去第一监狱保释吴大信、李雅卿、郦伯瑾、黄世民、陈建新等五人，校中集队去之学生二百余人不应该以浙大名义在广济医院及各处墙上乱写标语，因墙各有主，不能乱涂；且前方退回中央军已云集杭州，一旦治安不稳，则此辈军队随时可以浙大为目标而进攻，则浙大之安全不可保。学生集全力以筑围墙，轮流守夜，为的是安全，而到处标语，适足以召祸而已”。＇39＇难得的是即使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日子里，竺可桢依然坚持办学的原则。2月7日，陈仪亲自出面向他说情，有两个学生要到浙大借读，其中一个是暨南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郁飞，即被日本人杀害于印尼的著名作家郁达夫之子，当时住在陈家。竺可桢表示：“余颇以为难，因欲来借读者人数甚多，且此二校均在上海南京继续开学，何必借读于浙大。” ＇40＇ 2月10日，陈仪再次问及郁达夫儿子来浙大借读的事。“余以暨南在沪开学，目前暂难有办法，俟开学时有余额再说。” ＇41＇哪怕有他的留美老朋友胡适亲笔信，也不能通融。3月25日上午，北大法律系二年级学生华力带着胡适的信前来，竺可桢表示“浙大开学已六星期，此时不能再收借读生”，只有等暑假再参加入学考试。＇42＇对1945年“失踪”的浙大教授费巩，竺可桢更是念念不忘，直到1949年还多次在日记中提及。1949年12月31日，竺可桢在北京接到费巩哥哥费盛伯来信，称费巩之死“系三青团康泽所为”，他马上写信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嘱追查其事”，并表示“日后当面询此事也”。＇43＇竺可桢爱校如家，爱生如子，对浙大和莘莘学子极为深厚的感情成为他毅然决然选择留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浙大师生才会一再吁请他重回浙大。当然，对于倾注了壮岁全部心血的浙大，即使在离开之后，他也是无时不在关心。他在上海等待变化期间，和杭州的联系一直很频繁，浙大师生一直希望他能回校，他则以“一时难脱身”推辞。5月1日，他初到上海，就在日记中表示自己身为浙大校长，“故有部令不得不来沪”，王劲夫来电请他回杭，同时接到校中全体师生来电，要派代表到上海请他回去，他只是叹息“但余目前已无＇从＇去杭矣”。5月3日，他接到电话，知杭州已于下午三点半“失落”。打电话到杭州，已无人接电话。5月22日下午，他听说有人骑脚踏车到上海，称杭州有三处被炸，钱江大桥、城站与浙大，他很着急，“深望此说之不可靠也”。5月31日，他从来信及来人得知，“知杭州一切安好，并无轰炸城站及浙大之事；并知5月3日杭州之解放极为平安。学校尚未接收，但照常上课。每人曾由文教处发三千元之人民币，教授与校工一律待遇。校务会议常务委员为蔡邦华、王劲夫及谭天锡三人云云。……振公函则谓杭州市长谭震林已按中共当局令余回浙大主持。如此信确，乃其不幸之事，因余对浙大校长一职实已厌恶万分也……”＇44＇6月2日，他写信给蔡邦华、王国松、谭天锡及所有同事、学生，恳切地表示不回浙大。“十四年来，弟在浙大虽竭尽绵力而仍不免左支右绌，烂额焦头”，现在年达耳顺，精力日衰，更应“退让贤路”。＇45＇长期的校长生涯已使他心力交瘁，他想回到科学研究的本行中去，这也是他长久以来的心愿。本来1936年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出任浙大校长只是临时性的，因为抗战一拖再拖。在时代巨变之后，他再也不想恋栈了，所以他才会说“厌恶万分”。
6月10日，竺可桢收到杭州来信，得知浙江军管会于6日起派军事代表二人，并派严仁赓、陈立、许良英、包洪枢等九人组成接管小组，召集临时校务会议。“指出嗣后浙江大学是人民的学校，担负着培养人材的重大任务。目前工作仍由临时校务会议执行，但一切措施，应有军事代表签署始能生效力。”6月27日，有人告诉他，大多数教员热切盼望他回校。当时盛传浙大法学院将与上海各校法学院合并，浙大有人希望他能向新政权进言，他表示自己既已辞了校长，自不便专门进言，“但如其咨询，自当尽忠以告”。＇46＇7月5日，他听说“前天浙大同学会讨论事务，决计挽留余回校”，并派出多人到杭州，与浙大同人商量挽留办法。“余表示决绝不干，谓余在浙大十三四年，自四十六以至六十岁，实为余之壮年时期。现已达衰老，应让余退休。因大学校长职务繁重，非老朽如余所能胜任也。”＇47＇7月17日，在北平科学会议期间举行的浙大校友会上，王淦昌、蔡邦华、苏步青、贝时璋等参加，与会者纷纷发言请竺可桢回浙大。“余甚为感动，回答时余几不能发言。”＇48＇裘克安甚至提议发起请他回校的签名运动。9月6日，蔡邦华告诉他，浙大接管后，停聘60多名教授，胡刚复等都在其中，还有些职员，他感叹“可知浙大接管情形与北大、清华、南开可谓全不相同也”。＇49＇
三件事上看心态
与浙大风雨同舟十三年，竺可桢迎来了他的60岁生日，在中共浙大地下党的积极安排下，由学生普选产生，实际上掌握在地下党手里的学生自治会出面，一场庆祝他们敬爱的校长60岁生日的活动2月间就拉开了序幕。学生以为2月25日是竺可桢的生日，师生自发举行庆祝活动，学生准备演戏，教职员纷纷送礼、写贺诗，祝廉先的贺诗中有“日下弦歌有替人”、“桃李花开千万树”等句子。实际上这一天离竺可桢真正的生日还有十来天，竺可桢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而且今天阳历二月二十五、阴历正月二十八，和我的阳历和阴历的生日统如风马牛不相及，亦是可笑事也。但是亲友如此记挂我，我内心总是感激的。”＇50＇早在2月21日，他就在《浙江大学日刊》刊登了一则感人的《竺可桢启事》，郑重表示，礼物一律不收，开会一概不到。
近有同事同学发起为桢庆祝生日。现值海内鼎沸，同室操戈，民生凋敝，已至极点。学校经费拮据，赖举债以度日，同人月所入不足以温饱，同学赖公费以维持菜根淡饭，以致老弱者疾病丛生，死亡相继；幼壮者营养不良，发育堪虞。值此时际，马齿加长，徒增悲悯，尚何庆祝之足云。＇51＇
3月7日才是竺可桢的生日，3月6日，浙大学生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