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代替握手，再加上大家常见的点头或轻微的鞠躬，那末，这在一般的场合下，应 该是行得通的吧。
燕山夜话（四集） 不要滥用号码
从一本通讯登记册上，我看到了现时很常见的一些通讯地址。比如，“二一八工区 十四段第六幢住宅三楼一○七号”，这样的地址一个挨一个，出现在眼前，不禁令人感 到头昏眼花。
“干么要这么多数字号码？真难记！”收发室的同志向我表示了他的意见。据他说， 现在用数字号码的太多了，除了有一些部队的番号、保密的工厂必须用数字号码代替真 名以外，还有一大批数字号码是很不必要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多单位，甚至许 多零售店、缝纫社等等也都用起数字号码来了。把这么一堆数字号码登记在一起，密密 麻麻一大片，简直没法记，常常弄错了。
“你说，这一套办法是从哪儿来的呀？是从外国学来的吧！我们中国也有这一套吗？” 他问。显然，他对于这许多以数字号码代名的现象很不满意。我觉得这个问题虽然不大 要紧，倒也有加以考虑的必要。
应该肯定，以数字号码代名，如果使用得当，并无不可。因为无论什么人的姓名以 及工厂、学校、机关、部队、街道、商店等等的命名，本来都不过是一些符号而已。况 且，我们知道有许多古人的姓名，就是数字号码。从一到万，历代曾经出现过不少的著 名人物。翻开明代凌迪知的《万姓统谱》和廖用贤的《尚友录》，就能找到很多例子。
由一字说起吧。不论是一、乙或壹，都有人用以为姓。明代成化年间，河北定州有 人姓一名善，曾任嵩明县丞。宋代嘉熙年间，福建宁化的知县便是姓乙名太度。明代永 乐年间，兴化府经历是壹震昌。还有姓第二的。唐玄宗的中尉就有一个姓名是第二从直。 至于姓三的，元代有一个三旦八，官居云南行省右丞，相当出名；姓四的也有一个著名 人物，他是越王勾践的臣子，叫做四水。
也有姓五、伍和第五的。三国时代蜀汉后主朝中，有一位谏议大夫，姓五名梁。据 宋代郑樵《通志》载：“五氏本伍氏，避仇改为五。”可见五和伍本来相通。姓伍的如 伍子胥，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了。至于姓第五的就更多了。后汉时会稽太守第五伦比较有 名，他的曾孙第五种，官居衮州刺史，也很知名。后来魏有第五文体，晋有第五猗，唐 有第五峰，宋有第五宁远，元有第五居仁，明有第五规等等，就不必一一介绍了。
这些还只是前五个数字的大略情形，后面几个数字，包括六、陆、七、AE＊、八、捌， 九、百、千、万等的情形也差不多。其中有的姓，如姓陆、姓千和姓万的，至今仍然十 分常见，完全用不着举例，需要引用例证的是：明代正德年间永春县训导，姓七名希贤； 弘治年间宣化府举人有一个姓AE＊名文伦；正统年间有个礼部主事姓八名通；宣德年间有 个利港巡检姓捌名忠。还有，早在汉代王莽篡位时期，有一个讲学大夫叫做第八矫。唐 高祖武德年间有一个翰林应诏姓九名嘉。此外，据郑樵《通志》载：“代县有九百里， 为小吏。”这是姓九百的重要例证。明代福建泉州还有一个学者姓百名坚。
也许可以说，这些例子虽然都是以数字为姓，但是并没有以数字为名的呀！其实不 然。古人的确有姓名全用数字号码的。清代有几个最好的例证：六十七，字居鲁，官至给事中，著有《游外诗草》、《台阳杂咏》。
七十一，字椿园，乾隆进士，著有《西域闻见录》。
七十五，乾隆时正黄旗武将。
八十六，乾隆时江宁将军。
九十，嘉庆时广西提督。
“如果照这些例子推广起来，好不好就干脆把人名、地名、厂名、店名等等一律用 数字号码来代替呢？”那位收发同志似乎对我有点生气了。我的意见当然并非如此。我 认为数字号码可以用，但是不要滥用。有时用一些数字号码会给人以新鲜的感觉，增强 人们的印象，更好地起一种符号的作用；滥用数字号码，以致千篇一律，到处雷同，结 果必然使人无法辨认，也无法记忆，势将丧失符号的作用。
那末，用老一套的命名方法，难道就不怕千篇一律吗？我说：不怕！理由很简单， 因为数字号码顶多不过十几个，无论如何摆布，变化总是有限，不可避免会发生雷同。 汉字数量很多，如果安排得法，绝大多数则不至于雷同，即便有的雷同了，也能够设法 区别。
尤其是用文字命名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具体对象的具体特点，挑逃恰当的字眼， 力求确切、生动、富有吸引力，使人印象深刻，不容易忘记。这不是比干巴巴的数字号 码要好得多吗？
燕山夜话（四集） 口吃、一只眼及其他
应该感谢读者们给我出了许多题目。近来我在《夜话》中多次谈论的都是大家要求 回答的问题。今天我再把读者来信中询问的几个相关的问题，做一次漫谈。
今年初中二年级《语文》课本第四册的第六课，据说用了“期期艾艾”这个典故来 形容口吃。有的语文教师对于书本上的注解发生了一些疑问。我们的谈话就从这里开始 吧。《汉书》卷四十二列传中有《周昌传》，记述一个故事说：“高帝欲废太子，而立 戚姬子如意。……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 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在这一段文字下面，唐代的颜师古注 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宋代的刘攽注曰：“期，读如荀子曰欲綦色之綦。楚 人谓极为綦。”
这个例子大家都比较熟悉，意思也很明白。周昌是汉高祖刘邦的同乡，沛县人。他 是跟随刘邦起义、入关破秦的功臣之一，官拜御史大夫，封为“汾阴侯”。所谓“期期” 是形容他口吃的。有的来信以为“期”是他的名字，那是误会。因为他越急越口吃，所 以就屡屡出现“期期”的声音。“期期”
二字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如果最初用“极极”或“綦綦”也无不可，也能表达 口吃的声音。不过后来已经成了曲故，并且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期期”，当然就不必改 变了。
与此相似，宋代的刘义床，在《世说》中叙述了另一个故事：“邓艾口吃，语称艾 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陈寿在《三 国志》《魏志》卷二十八《邓艾传》中只说他口吃，没有说这个故事。看过《三国演义》 的人，大概记得，这个邓艾就是偷渡阴平，攻破绵竹，直入成都，消灭西蜀后主的小朝 廷的那位大将军。所谓晋文王便是司马懿的儿子，那个野心勃勃为路人所皆知的司马昭。
看来，邓艾的口吃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当他称呼自己的时候。这一点与周昌不同。有 的来信认为，“艾艾”是由于邓艾说自己的名字而引起的；那末，“期期”可能也是由 于自称名字而引起的。其实不然。口吃最容易发生在齿音、喉音上面，不一定都是在念 他们自己名字的时候才发生口吃的，至于“期期”“艾艾”的口吃声音，实际上也不一 定都有两音，很可能重复出现三、四声不等。
对口吃的人进行嘲笑，并且把口吃的声音记下来，写在历史典籍上，这本来是不必 要的，也太不严肃了。正如其他以人们的生理缺陷作为嘲笑资料，是属于刻薄和无聊的 表现一样。但是，历来这一类例子却有不少。
宋代尤袤的《全唐诗话》中说：“施肩吾与崔嘏同年，不睦。嘏旧失一目，以珠代 之。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这两位唐代著名诗人， 都是唐宪宗元和十五年的进士。两人因为关系不好，互相嘲笑以至于中伤，实在是文人 的恶习，简直无聊得很。
但是，他们两人是同辈，这种嘲笑造成的后果似乎还不太明显。有的在上下级之间 进行这种嘲笑，结果就引起了极大的不愉快。《世说补》中有另一个故事，写道：“刘 谅为湘东王所善。湘东一目眇。一日与谅共游江滨，叹秋望之美。谅曰：今日可谓帝子 降于北渚。湘东曰：卿言目渺渺而愁予耶？由此嫌之。”可见这种嘲笑毫无益处，徒然 伤害彼此的感情。
宋代的刘攽，就因为生平最爱嘲笑别人，以致引起当时象王安石那样的当权人物的 极大不满，造成很深的嫌隙。而他自己晚年得恶疾，须眉脱落，鼻梁断坏，于是别人也 群起而嘲笑他，使他深以为苦。这样的事例还多得很。至于有的以上对下，肆意嘲嘘， 近于侮辱，使对方不能容忍，那种仗势欺人的事情，在封建统治的时代，更是司空见惯， 不必说了。
这些事实说明，无论口吃、一只眼以及其他生理上的缺陷，对于有这种缺陷的本人 来说，一定是感到痛苦的。因此，旁观的人对于他们首先应该表示同情和关怀，而不应 该加以嘲笑甚至侮辱。
当然，这不等于说“期期艾艾”之类的典故都是不好的，不应该选在课本中，不应 该教给学生。让学生知道有这种典故，增加一种知识完全可以。而且象周昌那样忠诚坦 率，在历史上是值得称赞的；邓艾对司马昭的回答，更显得他的聪慧敏捷。这些方面对 学生会有启发。但是，我们却不希望学生仿效这些例子，去挖苦别人的生理缺陷。
燕山夜话（四集） 向徐光启学习
我们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当着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时候，不但应该向全国各地农 业劳动模范和老农们虚心请教，应该注意吸收现代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而且应该向我 国历代著名的农学家们学习，接受他们已经总结的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和他们总结经验 的方法。
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在农业科学方面，和在其他科学方面一样，对我们的祖 国有巨大的贡献。他生于明代嘉靖四十一年，即公元一五六二年；死于明代崇祯六年， 即公元一六三三年。今年（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正好是他的四百周年诞辰。他曾 经编写了许多科学书籍，包括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农业、水利、机械、兵器等内 容。其中特别著名的是《农政全书》六十卷，约一百万言。这一部书总结了我国在十七 世纪以前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一部《农政全书》虽然是未完成的科学著作，但是，它汇集了我国古代农学书籍 和有关文献二百五十多种，成为资料最完备的一部农学著作，它的科学价值应该受到足 够的估计。
大家知道，我国原是古老的农业国，历代农学著作，种类和数量都很多。远在西周 时代，《诗经》《豳风》中已经记载了一年四季农事的安排。《周礼》中的《天官》、 《地官》、《冬官》等篇也记载了农官的各项职责。《礼记》的《王制》、《月令》等 篇同样说明了对农业的基本要求。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著作，也有不少涉及农 业的内容。不过在那个时候，农业生产的经验还缺乏比较详细的记述，只留下许多零星 琐碎的片断文字罢了。
到了汉代，汜胜之当黄门侍郎的官职，在关中督导种麦，比较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了 农业生产的经验，著农书二卷。这就是著名的《汜胜之书》，为我国最早流传的农学著 作。
自此以后，农书种类日益增多。其中有许多是专讲一门的，如专讲种徭、养蚕、植 棉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些综合性的农书。如南北朝时代后魏的贾思勰，编撰了 《齐民要术》十卷；宋代的陈旉，撰《农书》三卷；元代的王祯，撰《农书》二十二卷， 这些都是较为有名的综合性农学著作。而在明代，除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外，还 有佚名的《沈氏农书》、黄省曾的《农圃四书》等几种，但是内容最丰富的莫过于徐光 启的著作。这是因为徐光启采取的是属于比较进步的科学方法。
据《明史》卷二百五十一《徐光启传》载：“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二十五 年举乡试第一，又七年成进士，由庶吉士，历赞善。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 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筴、火利诸书。”光启死后，“帝念光启博学强识， 索其家遗书。子骥，入谢，进农政全书六十卷，诏令有司刊布”。后来的许多资料证明， 徐光启一生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对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发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他 终于成为我国科学史上的著名人物，决非偶然。特别是他对于我国农业科学的建立和发 展，更有显著的功绩，这是不可抹杀的。
例如，在《农政全书》中，徐光启对于“浚渠”、“水井”的解说，与其他许多问 题相同，都曾经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论点。
他总结了“秦凿泾为渠，又关西有郑国、白公、六辅之渠，外有龙首渠，内有史起 十二渠，范阳有督亢渠，河北有广戾渠，朗州有右史渠，今怀孟有广济渠”等等经验， 认为必须“因其地利水势，继此而作，益国富民，可见速效”。如果不懂得地利水势， 当然就要吃亏。他对于开井也很重视，认为是“水利之中所不可缺者”。
又如，关于“架田”的记载，同样是相当重要的经验。这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水上 园田。它又叫做“葑田”。徐光启介绍它是：“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 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浸。”现在正值春耕季节，我们在 个别条件具备的地方，无妨照他介绍的经验，试一试吧。
可惜，《农政全书》旧本因为不是徐光启自己编定的，而是经过陈子龙、谢廷祯等 人，在徐光启死后加以整理刊行的，所以内容还存在不少缺点，甚至有许多错漏，需要 重新整理、重新编辑、重新出版。然而，无论如何，凡是负责农业生产领导工作的人员， 对于这样重要的古代农书，应该予以充分的注意，仔细地阅读和研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