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一段插曲。高丽王的本意只想私下与突厥交好，但启民可汗亲眼目睹了大业天子威风凛凛的巡行场面，不敢隐瞒，这才将高丽来使引来见了杨广。
趁着拜见大业天子的机会，启民可汗又一次上表奏请“变服袭冠带”，且言辞诚恳，一心想要“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但大业天子的目的哪里就是要让草原变郡县、牧民成编户？当时虽然没有民族自治一说，但大业天子实际就是那么做的，不顾群臣都认为应当同意启民可汗奏请的意见，大业天子以“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为由，答复启民可汗说：“碛北未静，犹须征战，但使好心孝顺，何必改变衣服也？”
哪怕就是到了现在，我们也不能轻率地指责启民可汗数典忘祖，面对一种远远领先于自己部族的另外一种文明，他的反应不也是很正常吗？看看穿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西装、T恤衫吧，谁又能说我们也是数典忘祖？
让当年的启民可汗目瞪口呆艳羡不已的，哪里仅仅是宽袍大袖的大隋衣装？
就是在榆林郡城的草地上，按着大业天子的命令，将作大匠宇文恺率领来自中原的能工巧匠，仿照突厥可汗的牙帐形式，设立了一个能容纳数千人的大帐，与前者相比简直就是天上地下，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又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可以拆装离合，下边装有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直让突厥人觉得自己只会骑马实在是算不得什么本事。
更让突厥人五体投地震骇莫名的还是大业天子的仪仗。
粗犷的草原马背民族对中原礼仪是生疏而隔膜的，为了迎接大业天子的到来，启民可汗亦步亦趋，但不仅忘了开御道不说，还连自己牙帐前的杂草也没有除。为皇上打前站的隋使长孙晟不好明说，便来了一次启发式教学，指着帐前杂草说：“这草很香啊？”
启民急忙去闻：“不香呀？”
长孙乘机开导：“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亲洒扫，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芜秽；谓是留香草耳。”
启民可汗醒悟了，拔刀亲自除草，所部酋领“争仿效之”，启民可汗还发动全境牧民“举国就役”，为大业天子“开御道”。
一条长三千里、宽一百步的御道就这样诞生了。
大业天子的大驾就这样光临了——
宫掖百官列成方阵，外围是士兵，滚滚向北行进。天子与后、妃乘着“观风行殿”，百官乘“行城”，城周围两千步，四周有板，蒙上布，饰以丹青，有楼撸。行殿又和行城连接，外围铁骑，形成固若金汤之势。
如此阵势，让牧民们在十里之外就连马也不敢骑了，启民可汗更是“奉觞上寿，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帐前，莫敢仰视”。
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大业天子又走了一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棋：发男丁百余万修榆林以东的长城。这段长城既显示了大隋帝国的凛凛雄风，又显示了大隋天子的高深莫测，东突厥人能不敬畏有加，对大隋更加忠心耿耿？
启民可汗于大业四年（608）冬因病去世，其子咄吉世为始毕可汗，继续与隋友好。
大业天子的目光也由东突厥转向控制了西域的西突厥。
基于成功分裂突厥汗国的历史经验，这次大业天子杨广采取的是离强合弱、远交近攻的策略。
由于西突厥当时内乱不止，处罗可汗面临崩盘之局，而他的母亲向氏是内地汉人，当时正留居长安，处罗又是个孝子，招怀处罗可汗便有了相当的条件。
大业四年二月，大业天子派司朝谒者崔君肃持诏书前往处罗可汗处慰谕，并求致汗血马。虽然处境艰难，但处罗可汗开始时对隋使依然十分傲慢，甚至不肯跪受诏书。崔君肃用东突厥启民可汗的故事晓以利害，并软硬兼施，用奉诏则母子平安，否则便发兵征讨、母子难免遭殃进行劝说，处罗终于向隋使“流涕再拜，跪受诏书”。
崔君肃趁热打铁，劝说处罗可汗应该立功以“深结于天子”，如此既可与早已归附的启民可汗争宠，也能厚得赏赐，有利部族。处罗问如何立功，崔君肃按着皇上的谕旨，要处罗率西突厥骑兵助大隋军队东攻吐谷浑，立功后入朝，如此就可以既受嘉奖又与老母相见，一举两得。
就这样，兵不血刃，大隋不仅得到了汗血马，还招抚了处罗可汗，同时还在理论上又得到了一支讨伐吐谷浑的生力军。
后来的事实是，虽然处罗可汗并未出师以助隋军，但隋军在新建立的铁勒部落莫何可汗的协助下，与其东西夹击吐谷浑，吐谷浑第二十代王伏允元气大伤，其地皆为大隋所有。伏允率余众数千骑客居于曾经役属于己的党项羌人，成了苟延残喘的穷寇。由于山高路远，大业天子对党项羌人也没有轻易用兵，而是坚持招抚，“自是朝贡不绝”。
大业天子，大业奇观
大业五年（609）三月初二，离上一年北巡还不到一年，大业天子又一次从京师大兴城出发，踏上了新的风尘仆仆的征程。还是一支十分庞大的队伍，依然是甲士森严，百官罗列，还有掖庭后妃、僧尼道士及百戏乐舞演员。
这次不是北巡，也不是南巡，而是要去西域。
早在即位之初，大业天子就“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通西域、略四夷”。现在，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准备，加之原来的吐谷浑之地已尽归大隋所有，西巡自然就成为现实。
这一次大业天子亲自到了远天远地的青海，还去了河西走廊，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是八次巡狩中的第四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似乎一直对杨广颇不感冒的司马光对此行也没有掉以轻心，特意在《资治通鉴》一书中强调：“隋代之盛，极于此也。”
那的确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出巡。雪山戈壁，大漠苦寒，就是在历代大一统的王朝帝王中，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
“朕亲巡河右，观省人风，所历郡县，访采治绩，罕遵法度，多蹈刑纲。”
这是大业天子后来在诏书中说的话，也可以说是他一路视事听政现场办公的记录吧。
那一路大业天子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围猎。一次是在出大兴、走武功、过扶风、出天水继续西行，到了陇西郡的时候。有两个官员因为对大行围猎有“难言”，结果一个处死、一个免官，皇上显然不想让别人扫了自己的兴，不管那个人是谁。
第二次大规模的狩猎则是在先过洮河、再于临津关渡过黄河、沿黄河西行至西平郡（今青海乐都）之时，为了向当地羌人夸示，杨广下令“陈兵讲武”。那次投入的军队达十数万人，猎场周长达二百多里，算是让当地人领略了一下大业天子的气魄。
再后就到了现在的西宁一带。大业天子大宴群臣和领兵将帅，部署对吐谷浑的最后围剿。由于伏允可汗早已逃入积石山，被隋军在现今的俄博河南一带团团围困的吐谷浑仙头王率部落男女十余万、牲畜三十万投降，隋军大获全胜。
十几万大军跋山涉水，在人烟稀少的高原地区千里行军，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既已全胜，就该班师凯旋了吧？然而没有，因为这远不是大业天子此番西行的目的。在大业天子的亲自率领下，大军继续西进，在祁连山脚下，十几万人排成一字长蛇阵，开始了穿越祁连山大斗拔谷（今民乐县扁都口）的壮举。
那真的是一次壮举。祁连山海拔本来就高，山顶积雪终年不化，六月飞雪在这里虽说不是司空见惯，但也绝非什么稀罕事。贯通祁连山的大斗拔谷南北纵深达四十公里不说，天气还变化无常，白天穿纱嫌热，夜晚裹着皮袍还冷，这就要求天黑之前必须走出山口，否则后果难料。杨广率领的是一支包括后宫嫔妃宫女在内的多达十几万人的队伍，此举无异就是一次与死神的亲密接触。但贵为天子的杨广就是不信邪，也不惜命，非要闯过这道鬼门关不可。由于路太窄，很多时候只容一人通过，队伍像一条一字长蛇，从早至晚，鱼贯而行，到夜幕降临，还在山中盘旋。结果天气骤变，“风霰晦冥”，文武百官“饥馁沾湿”，原本是金枝玉叶的嫔妃公主也只好与士兵们抱成一团，“杂宿山间”，结果“士卒冻死者太半”，牲畜死伤占十之八九。
真不知该如何评价我们的大业天子才好。
是说他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呢，还是说他一半天使、一半魔鬼？
豪华铺张穷奢极欲巡幸江南的是他；
兴师动众耀武扬威北出边关的也是他；
如今，不避艰险亲蹈绝地生死不惧的还是他！
为了他心中的大业宏图，大业天子可真是把什么都豁出去了。历朝历代哪个坐稳了皇位江山的天子如此玩过命？
穿过祁连山就到了河西的张掖郡，至此也就结束了对吐谷浑之地的巡行。这次巡幸，大隋在原吐谷浑的辖地新置四郡，第一次将几乎全部的青海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内。当年两汉极盛之时，也只在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设置过郡县，大业天子一心要追撵汉武大帝，此时可以说是大大超越啦！
在水草丰盛的柴达木盆地，大业天子又突发奇想，设置了专职牧马的“马牧”不说，还纵牡马两千匹于草原川谷，希望能育得龙种良马。此事后来“无效而止”，但大业天子的想象力还是让人叹为观止。
但最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边。
早在河西的时候，大业天子就以盛大威严的中华礼仪接见了高昌王等西域二十七国（也有说三十多国的）来朝的使者。那是一次大陈中华文物、大摆宴席、大奏九州古乐并表演百戏的热闹非凡的盛会。张掖、武威两郡的百姓被命令穿上节日的盛装来看热闹，衣服车马不鲜亮者，地方官还要“课之”。荒凉的戈壁滩上何时有过这样的场面，西域胡人能不个个目瞪口呆？这些西域各国使节，还有大批胡商，后来又随着大业天子一起到了长安，到了洛阳。为了进一步让四夷威服，东都又大演百戏，盛陈文物，大开市禁，着力渲染大隋的富庶，以期进一步提高大隋王朝的威望。
大业六年（610）正月十五，好戏才正式开锣。
按照皇帝的命令，端门外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有执丝竹器乐者一万八千人同时表演，声闻数十里，令人耳晕目眩。入夜更是灯光烛火照耀天地，一片繁花似锦的景象。皇帝同时命令，百官及仕女百姓都得坐在街旁搭好的“棚阁”上观看表演，并且个个“被服鲜亮”，这样的表演一直持续到正月结束，直看得西域胡人神魂颠倒。
因为来了大批西域胡商，诸国使者又向皇上请求允许他们入市交易。皇上当然不会不准。为了款待西域胡商，官府先命整个东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就连卖菜人的坐席也用上等的龙须草编成。胡人客商皆由官府人员带领，“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散，不取其值”。
贵客临门，走到哪都是盛情款待，走到哪都是酒醉饭饱且不要一分钱。客商临走，主人还要再加一句：“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值。”
如此弥天大谎当然难免有漏洞，有胡商就指着大街上缠着缯丝的树木说：“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
这样的问题自然没有人能回答。
也没人敢回答。
别以为这只是古代才有的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仅仅就在三十多年前的1972年，古老的中国就又一次发生了类似的故事。
那次来访的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双方暌违已久，加上中国政府的刻意安排，走过世界许多国家的尼克松一下飞机就感到了“怪诞”。尼克松后来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1964年，我在卡拉奇见到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他当时刚刚从中国访问回来。他极力鼓励我到中国去，我问他中国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回答说：‘人，几百万人在大街上挥动着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国旗在鼓掌和欢呼雀跃着。’”
按我们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划分，巴基斯坦是友邦，而美国是最大的帝国主义敌人，所以政府不会组织群众欢迎尼克松。按尼克松自己的说法，他得到的待遇是：“中国政府的豪华轿车里的窗帘紧闭，我透过狭窄的窗帘缝隙向外窥视，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设立的岗哨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大街上完全空空荡荡。”
那人们都干什么去了？
那时的中国就像一个高度封闭的城堡，尼克松的到来让从上到下的所有官员如临大敌。在他访问北京期间，所有的机关学校等单位都要延长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时间，未经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八点前放学或下班回家。那时候正是日短夜长的二月，八点天早就黑了，天黑了自然就不会上街了。这是一个叫周大伟的当时北京一所普通中学的初一学生的回忆。据他回忆，“在尼克松到达前的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各级领导就开始向普通的男女老少们训导如何‘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国人可能提出的‘别有用心的阴险问题’，诸如‘你们的林副主席哪里去了？’‘你们喜欢去美国吗？’‘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吗？’”
还是周大伟的回忆：“一位当年红得像影视明星一样的外交部礼宾译员章含之在她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七天。北京的冬天很冷，但没有人感受到寒意。’这句话固然富有诗意，但有些华而不实。其实，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普通人而言，尼克松的到来，其实倒是使本来就高度紧闭的社会增添了更多的紧张……他们如同一群本来还可以有限度地外出吃草的羊群，此刻要被服服帖帖地圈在栏杆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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