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说，算是一份有关南北运河的并不完整的前世图谱。
后来成了“隋炀帝”的杨广就是在前人留下的这般基础上，开始了他大规模开凿运河的事业。好像也正是这项他自己最为看重、最为得意的宏伟工程，却成了将他绑定在历史耻辱柱上的铁钉和绳索，并且永世无法解脱。大业天子杨广好像就是因为大运河才成为“隋炀帝”的。
从现在倒回去三十多年，笔者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关于隋炀帝和他的大运河，当时的历史书上的说法不仅惜墨如金，而且褒贬分明。以至于到了现在，我只依稀记得为了说明隋炀帝的暴虐，书上有个例子：民工们长期泡在水里，肉都泡烂了，伤口里还长了蛆……
这也许是真的。但那样一项在当时乃至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发挥了相当重要作用的工程，只如此这般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是不是和我们一贯宣称的历史唯物主义大相径庭呢？
现在的情况似乎要好一些了。关于大运河，现在中学教科书上的说法要客观许多了，尽管依然不忘揭露隋炀帝的残暴，但毕竟在相当程度上认可了开凿运河的必要性。只是，我们许多人早已人云亦云形成的对隋炀帝和他的大运河纯负面的看法，还能有机会得到纠正吗？
毕竟，大运河是一项集全国之力、耗时六年才得以完成的浩大无比、死人无数的工程。
毕竟，修成后的大运河成了隋炀帝大造龙舟、数次巡幸江南、惹得天下怨声载道的实实在在的纪念碑般的载体。
尽道隋亡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论功不较多。
（唐·皮日休《汴河怀古》）
这算是一种看法。
也是唐代诗人的杜牧同样也有一首《汴河怀古》，似乎是有意在和皮日休唱对台戏：
锦缆龙舟隋炀帝，
平台复道汉梁王。
游人闲起前朝念，
折柳孤吟断杀肠。
围绕着隋炀帝和大运河，哪里只是一个诗人在与杨广过不去？
种柳开河为胜游，
堤前常使路人愁。
阴埋野色万条思，
翠束塞声千里秋。
西日至今悲兔苑，
东波终不返龙舟。
远山应见繁华事，
不语青山对水流。
（唐·秦韬玉《隋堤》）
这又是一种看法，而且是数量远远占优的看法。
笔者当然不想也不敢与大多数人为敌，但若是说杨广开运河、造龙舟就是为了耀武扬威四处巡游，也未必全部符合事实吧？
事实是，早在大业元年（605）下诏营建东都的同时，大业天子杨广就“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这就清楚地表明，修凿运河如同修驰道、筑长城一样，依然是大业天子经营东都并进而经营天下的整个战略构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征发百万民工，开挖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这是大业元年的事。
在那一年稍晚一些的时候，发淮南民工十余万开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
到大业四年，开挖北至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连接黄河与海河。
大业六年，又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水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
费时六年，用工无数，南起余杭，中途经过江都、洛阳，北至涿郡的南北大运河就这样成形了，完工了。这条从北到南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贯穿了如今北京、天津和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二市六省，全长近五千里的大运河无疑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最雄伟的人工河。且不说它在当时的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单就大分裂之后重新大统一的政治意义而言，它的政治正确也是毋庸置疑的吧？
国家建设、国家工程，在许多情况下不能只是小算盘算小账，这已经是如今人们的共识了，那为什么面对当时的杨广，我们不能也这样认识呢？难道就因为他后来变成了“隋炀帝”？而且，即使是在隋炀帝时代，长江三角洲以及浙东三吴一带已经是经济发达地区，其作为鱼米之乡的富饶程度早已远远超过关中八百里秦川的首善之区。将作为政治中心的关陇地区和财富中心的江南连接起来，其经济意义也是显而易见。
由大业天子杨广倾全力打造成功的大运河，给古老中国造成的影响和变化，实在是怎么估量都算不得过分。
我们曾经说过，导致杨广成了后来的隋炀帝的，还有他发动并领导的一败再败的东征高丽的战争。这场战争和运河北段的永济渠有关。永济渠是南北大运河四段渠道中最长的一段，虽说有旧渠道可以利用，但工程量依然十分浩大，其间役使了河北百万民众，“男丁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全部要去修河，因“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也就是男女老少总动员。永济渠修成后，成了调运河北地区粮食的主要渠道，同时也加强了对北方的军事控制。因为永济渠的终点涿郡蓟城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是北方军事重镇，杨广征伐高丽时，这里就是屯兵之地，而永济渠也就成了给粮运兵的主要通道。
正是因为有了永济渠，有了北运河，远离黄河的涿郡蓟城后来才有了成为元大都的可能，也才有了后来和现在的北京。
古城杭州早就是中华版图上一颗十分耀眼的明珠，它的光彩照人熠熠生辉也是在与运河系统连接起来之后。按《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说法，正是运河本身“大大地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
南有杭州，北有北京，这一南一北闪耀在南北大运河两端的古城至今依然风情万种。可是不要说别人了，就是生活在这两个城市里的人们，能知道并偶尔想起杨广的又有几人呢？
开凿南北大运河，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大业天子杨广成全了大运河，但大运河却偏偏没有成全他。
大业年间，一条大运河使得天下百姓“不胜其害”，却又使得唐宋以后历代朝廷百姓“不胜其利”，杨广就这样集功过于一身，让人欲赞不能、欲骂不忍，不说不休、欲说还休！
《隋书·食货志》描写了开凿通济渠的大业元年，杨广从洛阳巡幸至扬州的情景——
又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篾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幐，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
这已经是极尽招摇一路鸡飞狗跳了，就这犹嫌不足，还要向沿途各地开列征用物品清单，而且是珍禽异兽催要甚急，“征发仓促，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踊。是岁，翟雉尾一，值十缣”。
缣者，细绢也。当年绢、缣之类布匹的计量单位大都为段，一根野鸡尾巴上的长毛，就可以卖出十段缣的天价，除了皇帝，还有谁能有如此大的能量，让全国和他一起发疯？
杨广是不是就是这样成了“隋炀帝”的？
一个人就这样与一座城、一条河乃至一个国家的一段历史难解难分纠缠一处，这能不能说成是“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呢？
《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作者在书中也引用了上述文字，同时又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不是真的，之所以会有那么夸张的叙述，是因为——
撰实录和修史的儒家官员一般不赞成中央权力过度扩大和统治的君主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他们的重农经济观看不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的政见和他们的历史记载强调对外军事冒险的劳民伤财和害处。历来皇帝既是所有官员必不可少的盟友，又是自然的对手（不论多么隐蔽）。就不得善终的炀帝而言，这种潜在的敌意就表现在以上所引的文字中。
究竟是西方人不能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呢，还是他们真的是旁观者清？
我宁愿相信他们是后者。
哪怕是贵为天子身为皇帝，在历史中他其实也是不自由的。信然！
不管人们如何对隋炀帝和他的大运河工程说三道四评头论足，静静流淌着的大运河就那么一路流着，大隋被它抛远了，大唐被它抛远了，宋元明清也被它抛远了；一个个王朝渐行渐远，大运河也告别了它无比辉煌的元明两朝的黄金时代，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了一道需要着力加以保护的远去的风景。
报纸报道，在2006年的全国政协十次会议期间，有数十名政协委员联名递交提案，认为京杭大运河应申请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年5月，国务院将京杭大运河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底，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重新设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京杭大运河作为其流域内的浙江等八省市联合申报的项目而名列榜首。
做总比不做要好。好得多。
威加八荒，威服四夷
把自己的年号叫做“大业”，这绝对是大业天子杨广深思熟虑后的结果，表现的也是他意欲超越秦皇、不让汉武的雄心壮志。大业之大，不仅要大兴土木大兴工役大修文治，同时还要威加八荒威服四夷方勤远略威震寰宇。
对杨广来说，这也叫内外都不放，两手同时抓，两手都要硬。
和也许是“稍逊风骚”的唐太宗李世民相比，隋炀帝杨广自身的武功显然要差好几个等级，他用来威服四夷的方略手段也是以文为主重在礼教，颇有些扬长避短避实就虚的意味。个性鲜明的大业天子，就是在治国上，也表现出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色。
中国之所以叫“中国”，是因为历朝历代的天子皇帝都认为自己雄踞于天地正中，而四周的异族就分别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大隋朝的外患主要来自北狄。《隋书·北狄传》载：“四夷之为中国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种落实繁，迭雄边塞，年代遐邈，非一时也。”
再具体一点说，所谓的北狄除了突厥外，还有铁勒、契丹等。由于后者基本上是惟前者马首是瞻，所以突厥就成了大隋朝对外经略的最大课题。
隋文帝后期，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与招抚，东突厥的启民可汗已经臣服，同时还有铁勒、契丹等部向隋要求内附，大隋将他们统统置于由朝廷支持的启民可汗的直接管辖之下。由于背靠着强大的中原朝廷，曾经在部族内乱中落荒而逃的启民可汗逐渐稳固地控制了蒙古草原，启民可汗感激不已，一再向文帝表示“愿保塞下”，朝廷对突厥的政策也由最初的制造和利用矛盾以分化离间改为羁縻。
启民可汗果然对大隋王朝忠心耿耿。大业初年，契丹入抄营州（今辽宁朝阳一带），杨广诏韦云起率突厥兵讨伐，启民可汗发骑兵二万交其调遣，大胜而归。
大业二年（606），启民可汗以臣属身份入东都朝觐，大业天子为了让其更加心悦诚服，有意大肆夸耀中原的文明繁盛，不仅“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也就是让各地的绝活表演都来露一手的意思，同时还下令“大陈文物”。无数千变万化匪夷所思的玩意儿让来自草原的启民可汗等人大开眼界乐不思蜀，熠熠生辉的中华文物典章更是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启民可汗甚至两次向大隋皇帝“请袭衣冠”，也就是要移风易俗改穿汉装的意思。当年汉武帝经营西域，曾派使者给匈奴人带去中原的丝绸布匹以及服装，显然也有夸耀的意思，结果却被匈奴人马踏人踩，成了踏不坏踩不烂的兽皮猎装的反衬，现在的情形可是反过来啦！夸耀成功，大业天子得意之余不无感慨：“昔汉制初成，方知天子之贵，今衣冠大备，足致单于解辫。”
那一次大业天子虽然没有答应启民可汗的请求，但为了更进一步展示中原的物质财富，炫耀天朝大国的国力强盛，让更多的普通突厥人对天朝更加敬畏，大业天子决定要出塞巡狩，预定路线是先到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旗黄河南岸边），再出塞外，绕道由突厥走草原东至涿郡，也就是要在现在的内蒙古草原上兜一个大圈子。时间则在大业三年（607）三月。
由于本意就在耀武扬威，所以巡行队伍无比庞大，不仅文武百官跟随，还有军队五十余万，战马十万，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另外还有和尚、尼姑、道士、女官和百戏班子随行。五十万大军出塞，实属前所未有的亘古之举，为了怕启民可汗及其部众惊恐，事先还特地派出了宣喻使。
这次巡狩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耗时长久，从阳春三月一直到云淡风轻的九月，就这还没有走完预定的从涿郡回朝的路线，而是就近从楼烦关先入山西，后到太原。为了方便明年再次北巡，杨广下诏营建晋阳宫，并于返回途中开直道上太行山。一路巡游，所费极为浩大，于九月将近月底的时候回到东都。
这次巡游，除了打猎游玩、凭吊当年胡汉交兵的古战场，大发思古之幽情外，也的确做了一些“统战工作”。不仅启民可汗及义成公主率突厥各部首领来行宫朝见，吐谷浑、高昌也遣使入贡。后来，在启民可汗的牙帐里，大业天子不仅接见了附属于突厥的契丹、室韦等各部酋长首领，还见到了高丽派来私通突厥的使者。由于高丽并未臣服，杨广特意让人宣旨警告：“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
这其实是一段插曲。高丽王的本意只想私下与突厥交好，但启民可汗亲眼目睹了大业天子威风凛凛的巡行场面，不敢隐瞒，这才将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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