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疾病的阴影。
缺匠少药，疾病蔓延，构成殖民地台湾的另一种生存景象。《无医村》描写一条满是名医的街道，穷人们却求医无门，像僵尸一样死掉；《灵签》中贫苦的効嫂，半年之间，她的三个孩子相继被营养不良夺去生命；虽然求来灵签保佑，仍然逃脱不了怀孕流产的命运。《难产》中，那个在一贫如洗的家境中出生的孩子，罹患先天性眼疾，导致眼球腐烂，而他的父亲则身受肺结核病菌的侵袭。从《泥娃娃》里自幼不断生病的小孩，到《不笑的小伙计》中那个虐疾缠身、却无钱买药的花农独子；从《长脚蚊》里高烧不退的女儿，到《鹅妈妈出嫁》中咯血而死的林文钦，疾病的书写遍布杨逵笔下，让其小说成了一部“疾病备忘录”。
事实上，日据时期的台湾民众面临的两大困扰，除了日本人的压迫外，应当算是疾病了。“疾病在卫生水准甚低的当时，侵袭着岛上的居民，几乎岛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居民均曾患过虐疾。”杨逵口述，王世勋笔记：《我的回忆》，原载《中国时报》1985年3月13日至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2页。杨逵在疾病环伺的环境中成长，一再遭到病魔打击。从小目睹了一姊二妹一弟四人数年间相继病死的惨相，自己也因体弱多病，被人取了“鸦片仙”的绰号，在同龄的孩童中，成了很突出的弱小者。初为人父，经历了长子资崩先天不足、身染痼疾的苦痛；中年时光，遭逢《台湾新文学》被查禁打击，开始咯血，从此被肺痨缠身20余年。
日本殖民者口口声声标榜，他们将现代医学带进了台湾，而这一切，实际上是伴随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而来，它决非以改善台湾民众生活环境为目标，中下层阶级的百姓并不能分享这种“现代化”的好处。《无医村》最典型地触及了这种现象：没钱请医生看病的贫民，从现代医学那里得到的只能是一纸死亡诊断书；殖民地台湾现代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公，以及现代医学伦理的虚妄，给那种缺医少药的殖民地现实做了真实的注脚。更何况，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疯狂剥夺，本身就是制造台湾人民贫穷和疾病的祸源。如果说，杨逵生命的个体经验构成了疾病书写的第一重层面，那么，有关殖民地台湾的整体经验则提供了这种疾病书写更为深广的背景：正是日本的殖民统治，给台湾带来巨大的社会病灶，让“台湾的春天”变成丧失免疫力的病弱肌体。“那儿表面上虽然美丽肥满，但只要插进一针，就会看到恶臭逼人的血脓底迸出。”杨逵：《送报伕》，原载《文学评论》第1卷第8号，1934年10月；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58页。
其三，土地的大量流失。
日本殖民当局为了扩张自己的糖业帝国，导致台湾社会“米糖相克”的矛盾冲突更加尖锐激烈。制糖会社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财阀资本家大肆掠夺土地，农民因此失去耕地，沦为制糖会社或地主农场的佣工。而制糖业的经济利益，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日本财阀所垄断。台湾农民辛苦拓荒，如同《模范村》农民憨金福所“开恳的那块土，父子两代，费了多少功夫，下了多少本钱！家里的东西全部卖光了不说，还要天天到镇上挑大粪，载垃圾来作肥料，好容易把这块满是石头的荒地弄成了熟田，那么好的水田”杨逵：《模范村》，写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的东京近郊鹤见温泉，作品几度修改发表。见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256页。，可它却被地主强行霸占，转租给日本糖业公司。因为殖民当局要促进产业的发展，就强行要求一向只把水牛当作耕牛饲养的台湾向华南输出数以千计的水牛。结果不仅没有促进产业的发展，反而让疲惫已极的农村现实，陷入了更加破败的局面。《水牛》中那个失去了水牛的佃农女儿阿玉，所经历的正是台湾乡村这悲惨的一幕。
《送报伕》中杨君的家破人亡遭遇，更是在日本财阀强行掠夺土地背景下发生的典型悲剧。
杨君的父亲因为抗拒日本制糖会社低价征用土地，被定为“阴谋首领”的罪名。“拖出去，这个支那猪！”父亲被抓到警察局六天后，带着满身伤痕含恨而逝，弟弟姊妹也相继夭折。母亲上吊自杀前，留给在东京飘泊、求学的儿子一封遗书，其中写道：“村子里的人们底悲惨，说不尽。你去东京以后，跳到村子旁边的池子里淹死的有八个。像阿添叔，是带了阿添婶和三个小儿一道跳下去淹死的。”杨逵：《送报伕》，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48页。
特别可恶的是，日本财阀这样掠夺台湾的土地资源，逼死无辜的农民，他们还居然口口声声宣称是为村民着想，并制造出一套殖民者的强盗逻辑：“公司的这次计划，彻头彻尾是为了本村利益。对于公司底计划，我们要诚恳地感谢才是道理！……公司选定了这个村子，我们应该当作光荣的事情。”而对于不肯就范的村民，日本警察则吼道：“听说一部分人有‘阴谋’，对于这种‘非国民’我是决不宽恕的。”杨逵：《送报伕》，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37页。这幅农村场景所提示人们的，一是殖民者对自己侵略逻辑的合法化和殖民话语的霸权化，它的背后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等级分明的位阶关系和强弱悬殊的对立关系，是失去了祖国的弱小民族哀而无告的可悲现实。二是日本统治者对台湾殖民地历史的扭曲和篡改过程。从抗日领袖余清风、林少猫以“匪徒”罪名被杀害的历史记忆，到杨君的父亲被日本警察强行由“农民”——“阴谋首领”——“支那猪”的现实置换，写尽了殖民地台湾无从言说的历史。而杨逵，他痛感于台湾历史被篡改的沉重，他志在用文学书写解构殖民叙事的决心，也尽在字里行间。
其四，死亡的威胁。
杨逵一生耳闻目睹了太多的死亡惨相，它们不断地呈现在作者的小说里。从童年岁月亲历手足四人夭折的死亡经验，到噍吧哖村民被屠杀、大目降街头小贩杨傅被打死的恐怖记忆；从中年时代目睹日本警官入田春彦自杀的死亡震撼，到二哥杨趁自杀、父母相继病逝的情感创痛，杨逵一生挥之不去的死亡记忆，写照的正是殖民地台湾最深层的苦难经验和命运归宿。
杨逵的小说，以各种各样的死亡景象，诉说着一个同样的死亡主题。《送报伕》里，父亲被打死、弟妹饿死、母亲自杀，转眼之间，家破人亡的杨君变成了孤儿；《无医村》里，得了瘟病的穷人只有死路一条；《蕃仔鸡》里，被日本老板强奸的台湾下女素珠不敢告诉亲人真相，只能以上吊自杀解脱自己；《模范村》里，日本警察制造的所谓“模范村”，把被剥夺一空的村民憨金福逼得跳了河；《鹅妈妈出嫁》里，知识分子林文钦则是报国无门，咯血而死。在《死》这篇小说里，死亡之痛更是被推向了极致。农民阿达叔因为欠缴佃租，被地主逼得卧轨自杀，破碎的尸体惨不忍睹。而日本警察左藤用剑鞘掀开包尸体的草包，看到阿达叔的头置在两腿中央，胸放在脚下的时候，竟然大笑起来：“嘻！排叠得真凑巧！头壳走来在××的下面！”井上公医也以戏谑的口吻评论道：“脚手这么细小，真是贫弱的人呀！看起来怕一日无食一顿饭、营养才这样不良。这样的人还是死了干净。既不能做工、活着空秽地面。”杨逵：《死》，原连载于《台湾新民报》，1935年4月2日至5月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4卷（小说卷·I），（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98年6月版，第279—280页。如此触目惊心的场面，形形色色的非正常死亡，底层劳动者形同草芥般的人生命运，特别是殖民者对被压迫者居高临下的丧尽天良的“凝视”和“他看”，呈现出殖民地台湾最悲惨的一幕：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统治下，被压迫的台湾人民，在遭受政治强权、经济压榨、法律不公，以及差别教育种种不平等命运的同时，弱小者的生命权，随时随地都可能被强权者剥夺。
杨逵的小说，不仅呈现了形形色色的殖民地苦难，更凸显出殖民地台湾不屈的反抗意志，自始至终贯穿着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揭露与批判，并体现了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双重觉醒。
《模范村》通过对日本殖民当局建造所谓“模范村”的描写，揭露了“共存共荣”样板背后上演的台湾农村悲剧，并特别表现出抗日志士阮新民在阶级反抗和民族反抗方面的双重斗争。小说中，殖民统治者为了夸耀现代化给台湾农村带来的所谓恩德，便由泰平乡的日本警察和大地主阮固互相勾结，出面打造“模范村”。强权者把村民编成“保甲民”，随时随地无偿地征用劳动力。他们先是在一大片良田里强行修筑一条十多米宽的“保甲路”，又开辟了与其交叉成十字的20米宽的“纵贯道路”。“模范村”的样板路换来了那些公共汽车、卡车、摩托车的驾驶人和他们的主人的衷心称赞，换来了木村警长的地位升迁，而给农人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小说写道：“在各十字路口立起‘牛车禁止通行’的禁牌时，大家都说：‘为什么我们开的路，不让我们的牛车走！’”杨逵：《模范村》，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237页。为了追求所谓“模范村”，官方命令村民整理周围环境，水洼要填，杂草要除，竹林超过屋顶高度的部分要剪掉，连房屋附近的凤梨、香蕉，也都被残忍地砍掉。他们还强迫农民自家出钱建造铁窗栏和修水沟，购买日本神牌和“君之代”的挂幅，这对于贫穷的农民，无疑是雪上加霜，以至于造成憨金福的走投无路，投水自杀。
富有正义感和抗日精神的阮新民东京留学归来后，看到贫富不均的乡村和殖民地台湾的破败，很快与他的地主父亲阮固形成势不两立的阵营。阮新民鼓动村民们：
日本人奴役我们几十年，但他们的野心愈来愈大，手段愈来愈辣，近年来满洲又被她占领了，整个大陆也许都免不了同样的命运。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民族的问题。我父亲这种作风确是忘祖了。他不该站在日本人那边去，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协力把日本人赶出去，这样才能开拓我们的命运！同①，第259—260页。
阮新民在反抗台湾殖民地统治的过程中，最终前往大陆，投身到全国同胞抗日救亡斗争的潮流之中。
《无医村》通过一个贫苦青年得不到医治而死亡的遭遇，对日本殖民统治下不合理的医疗制度大胆谴责：“这政府虽有卫生结构，但到底是在替谁做事呢？”《泥娃娃》写的是几个孩子用泥巴塑造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军舰和士兵，彼此间互相开战的故事。小说一方面以沉痛的口吻，传达出殖民地儿女的精神之痛和生命悲哀：“不，孩子，再没有比让亡国的孩子去亡人之国更残忍的事了”；另一方面，他又以情绪激烈的言辞，象征性的小说结尾，表现了对殖民者的蔑视和对侵略战争的厌恶情绪：
如果以奴役别的民族，掠取别国的物资为目的的战争不消灭；如果像富岗一类厚颜无耻的鹰犬，不从人类中扫光，人类怎么可能会有光明和幸福的一天！
当天夜晚，一场雷雨交加的倾盆大雨，把孩子的泥娃娃们打成一堆烂泥……。杨逵：《泥娃娃》，原载《台湾时报》第268号，1942年4月，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4页。
《鹅妈妈出嫁》中，曾经留学东京研究“共荣经济理论”、呕心沥血撰写专著的林文钦，他要追求的那种“不求任何人的牺牲而互相帮助，大家繁荣”的共存共荣，在殖民地台湾根本无法实现，到头来只能落得家破人亡、咯血而死的悲剧。日本人鼓吹的所谓大东亚“共存共荣”的真相，恰恰是“不存不荣”的现实。林文钦的结局造成了小说中另一位知识分子“我”的觉醒：只有消灭侵略、压迫和剥削，才能有真正的人生出路。
1942年的台湾，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台湾被日本殖民当局推向“决战体制”之际，杨逵利用殖民当局内部的矛盾和一部分有正义感的日本人的厌战情绪，应当时《台湾时报》编辑植田的约稿，创作了《泥娃娃》、《鹅妈妈出嫁》这类内蕴抗日情绪的作品。杨逵说：“我给他写了《泥娃娃》和《鹅妈妈出嫁》，我的意图是剥掉它的羊皮，表现这只狼的真面目。”杨逵：《鹅妈妈出嫁·后记》，《鹅妈妈出嫁》，（台北）香草山出版公司1976年5月版，第216页。
杨逵小说的抗议主题，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往往超越狭隘的地域观念和民族意识，站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立场，去谋求超乎种族的阶级团结，这使他的作品多有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的相互交叉甚至重叠。杨逵的代表作《送报伕》写于1932年，这是台湾抗日民族运动各种组织和刊物被破坏的白色恐怖时期，也是杨逵生活上最为失意和潦倒的时候，但是生活环境的困难并不代表杨逵精神上的潦倒，他仍然写出了极具精神力量与思想含量的扛鼎之作。
《送报伕》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两条故事线索，一则讲述台湾青年杨君即“我”在日本的生存打拼和心智觉醒，表现日本本土的资本家对劳工的欺诈和剥削；另一条线索则回忆“我”的故乡台湾地狱般的农民生存真相，揭露殖民当局对台湾人民的残酷掠夺。这两条线索的交织互动，突出了杨逵左翼思想中的世界性阶级视野。杨君为寻求殖民地台湾的救赎之道来到日本，却在报馆老板的残酷剥削下生计无着；走投无路之际收到家信，得到的竟是家破人亡的噩耗。在杨君陷入绝境的时候，是日本进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