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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杨逵的文艺理念，它主要分为三种路向：
第一，对写实主义文学观的认同与推崇，是杨逵终生坚持的文艺路线。
作为一个普罗文学家，杨逵的写实主义文学观，是对台湾新文学精神的深刻认知和对作家创作使命的勇敢承担。基于殖民地人民的生存经验，噍吧哖事件的惨痛记忆和看到《台湾匪志》时的心灵震撼，让杨逵从小就立下了用文学来纠正被殖民统治者歪曲了的历史的志向。跻身文坛后，杨逵对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那就是“自始至终即以抗日、反殖民统治的武力压迫和经济压榨为前提；以关怀绝大多数被欺凌被掠夺的大众生活为骨肉；以争取民族自决、返归祖国、建立平等合理的生活为最终目标。”
杨逵：《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谈我的一些经验和看法》，原载《文季》第1卷第1期，198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1页。既然“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是针对吟风弄月、无病呻吟之类的文学游戏而产生的，对文学的第一要求是‘呐喊’”。
杨逵：《台湾文坛近况》，原载日本《文学评论》第2卷第12号，1935年1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11页。要创作这种反映时代、带动时代的“呐喊”文学，殖民地作家必须描写殖民地台湾的真实面貌；而要担当这种文学使命，就必须遵循写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因为无数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写实、激进、伟大的社会变革小说才是世界文学的好传统，在世界含有共通性。”
杨逵语，见廖伟竣《不朽的老兵》，原载《师铎》1976年第4期；收入杨素绢编《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的人与作品》，（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199页。“进步的文学原本就是主动积极的，也就是现实主义。”杨逵：《艺术是大众的》，原载《台湾文艺》第2卷第2号，1935年2月；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38页。
要实现写实主义的文学观，取决于什么途径与原则呢？
杨逵在《台湾文坛近况》、《作家·生活·社会》、《拥护粪便现实主义》、《新文学管见》、《“实在的故事”问答》、《论“反映现实”》、《论文学与生活》、《文章的味道》、《文章的真实性》等一系列论述中，集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其一，从文学本源论的角度，杨逵认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写实主义文学必须从生活本身出发。其二，以作家的创作主体而言，要真正地拥有生活，正确地反映现实，作家的人生态度、写作立场和艺术良知，往往决定着写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面貌。杨逵“认为文学作品除了反映时代之外，还要进一步带动时代。”杨逵语，见《我要再出发——杨逵访问记》，原载《夏潮》第1卷第7期，1976年10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5页。在他看来：
读文学的人，创作文学的人，都是从生活中出发。
（《台湾文坛近况》，1935年11月）
真正的现实主义终究要立足在现实之中，使浪漫得以滋生；真正的现实主义不是虚无主义者的那种自然主义，它没有大爱是不会出现的。
（《拥护粪便现实主义》，1943年7月）
体验更多的现实生活，是作为作家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作家·生活·社会》，1934年6月21日）
这不仅是“写”的问题，根本就是生活的态度。
（《“实在的故事”问答》，1948年10月11日）
真正的写实主义是要捕捉真实状态下人与社会、或人与人之间关系。
（《新文学管见》，1935年6月）
一篇作品为要反映现实，作者须要确切认识现实。
（《论“反映现实”》，1948年11月11日）
文学须要反映现实，似乎已成为定论，而什么叫做现实，各人有各人的立场，更因其主观的愿望的高低当然也有等级。
文学本身没有比生活较高尚的因素，高尚的文学就是由高尚的人生态度产生出来的东西。
（《论文学与生活》，1948年12月4日）
事实上，杨逵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解，经历了写实主义——真实的写实主义——粪便现实主义——理想的现实主义的演变过程，它是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的。为了区别于30年代文坛上流行的那种被认为是自然主义末流的低俗写实主义，也为了团结更多的作家，推动文艺大众化，杨逵认为应该把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改称之为“真实的写实主义”。40年代初期，在驳斥西川满打压台湾现实主义创作的论战中，杨逵旗帜鲜明地提出拥护“粪便现实主义”主张；杨逵晚年，则更倾向于“理想的现实主义”。
基于写实主义的文学观，杨逵对报导文学这种文体类型情有独钟。报导文学所具备的观察、思考、生活三位一体的性质，使其带有浓厚的写实色彩，更为杨逵所重视，并成为其写实主义文学观的重要组成内容。1936年，杨逵主办的《台湾新文学》一经创刊，即曾设置“乡土素描”与“街头写真”栏目，并在日后登载“募集报导文学”的启事。1937年2月至6月，杨逵连续发表了《谈“报导文学”》、《何谓报导文学》、《报导文学问答》三篇文章，大力倡导报导文学写作。他从文学理论角度，对报导文学的概念、性质、特点和作用进行了深刻阐释，由此成为台湾报导文学的首倡者。不仅如此，他在1935年发表的《台湾地震灾区勘察慰问记》、《逐渐被遗忘的灾区——台湾地震灾区劫后情况》，还以报导文学理论的实践，开启了台湾新文学史上报导文学创作的新篇章。
何谓报导文学？
杨逵的文章开宗明义：“报导文学顾名思义，是笔者以报导的方式，就其周边、其村镇，或当地所发生的事情所写下来的文学。”“报导文学可说是最简单、最自由奔放的写作方式；其素材之丰富与多样性也具有社会生活的丰富与多样性，因此是反映时代的最佳文学形式。”
杨逵：《何谓报导文学》，原载《台湾新民报》1937年4月2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03—504页。
如何认识报导文学的性质和特点？
杨逵的观点明确而深刻：“写实是报导文学的生命”。“但报导文学要作为文学的话，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形象。将某一事物或事件以生动的姿态，让读者深刻地印在脑海里，这就是文学的生命。”故创作者切不可忽视“报导文学的必备条件：思考和观察的两位一体，以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必要。”杨逵：《报导文学问答》，原载《台湾新文学》第2卷第5号，1937年6月；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25—526页。具体言之，其特点在于：“第一，极为重视读者（阅读报导的人）。第二，以事实的报导为基础。第三，笔者对应该报导的事实，必须热心以主观的见解向人传达。……为求尽善尽美，报导文学虽然允许对事实做适度的处理与取舍，但决不允许凭空虚构。”
杨逵：《何谓报导文学》，原载《台湾新民报》，1937年4月2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03页。
值得注意的是，杨逵的报导文学理论不是孤立为之，而是在与小说、通讯、新闻报导等多种文学体式中比较中展开阐释，在中国、日本乃至世界文坛的报导文学格局中进行观照，这就让台湾的报导文学理论拥有了深广的参照视野。杨逵所期望的报导文学创作，是能够网络各行各业的社会人士，写出最完备的社会地图与文学地图。它既为台湾文坛上写实主义文学经典的创造，奠定扎实的文学基础工作，也为提升台湾的文化，最终将台湾作家推向世界文学的舞台，提供新的视窗。
第二，对文学大众化传统的强调与传承，是杨逵普罗文艺观的集中体现。
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是苏联、日本、中国左翼文学阵营努力倡导又争论不休的议题，台湾普罗文学界也不例外。进入30年代以后，随着左翼刊物的相继创办，正式树立了普罗文学的旗帜。《伍人报》成为当时第一个标举“文艺大众化”的理念的刊物，“文艺大众化”也很快主导了30年代的文学路线。1931年6月，以别所孝二为首的台湾文艺作家协会结盟，创立当天的会场上贴有“朝向文艺大众化”的标语；1932年1月《南音》创刊时，即直陈负有文艺大众化的使命；1934年5月台湾文艺联盟召开成立大会时，墙上书写的标语就是：“推翻腐败文学，实现文艺大众化。”在文艺大众化的时代潮流中，杨逵始终是坚定不移的倡导者。
杨逵的文艺大众化理念，首先是基于普罗文学立场的解读，同时也是在30年代台湾文坛的文艺论争中确立的，所以它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一刻也没有脱离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进程与实践。
关于普罗文学是为谁而写的问题，杨逵明确提出：“新的文学是劳工阶级的文学”杨逵：《新文学管见》，原载《台湾新闻》1935年7月29日至8月14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11页。，“从历史的使命来看，普罗文学本来就应该以劳动者、农民、小市民作为读者而写。”杨逵：《艺术是大众的》，原载《台湾文艺》第2卷2号，1935年2月；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38页。文学艺术属于大众，“真正鉴赏艺术的是大众，只有少数人理解的不是艺术！真正的艺术是掳获大众的感情、撼动他们的心魂的作品。”同①，第140页。
不过，杨逵没有把文艺大众化绝对化，普罗文学虽然是为无产阶级代言，但它并非只能描写无产阶级，而是要以劳动者的立场和世界观去书写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
台湾文艺联盟成立后不久，在文艺大众化的论争中，针对“大众”为何、“大众文艺”内涵等问题，杨逵与张深切、刘捷等人曾经展开了一场论辩。杨逵的“大众”，是指相对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即“第四阶级”；张深切的“大众”，则是相对于贵族阶级的市民阶级，也就是“第三阶级”。言及“大众文艺”，张深切认为它是具有市民阶级倾向的通俗文学，其作用在于娱乐大众；而杨逵则明确指出，“大众文艺”就是普罗文学，是以无产阶级立场来书写民众心声的文学。当它真正打动大众的时候，它就是最崇高的艺术。“捉住大众”的表现方法，这正是台湾新文学所面临的最迫切而紧急的任务，“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普罗文学就永远都是一种象牙塔式的存在，到最后都脱离不了博物馆式的存在。”杨逵：《写给“文评奖”评审委员诸君》，原载《文学评论》第3卷第3号，1936年3月；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45页。
杨逵的文艺大众化理念，从30年代创办《台湾新文学》致力于解决文学品质的提升和大众化等问题，到战后初期支持麦浪歌咏队，推崇“从人民中间来，到人民中间去”的文艺路线；从40年代末期加入《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的讨论，继续呼吁文艺大众化创作，到80年代前半期提出草根文学主张，深化与提升文艺大众化命题，在台湾左翼文化与文学传统的传承中，杨逵无疑是用毕生追求来维系这一传统的关键性人物。
第三，对“草根文学”的阐释与倡导，标志了杨逵晚年文艺理念的新发展与总概括。
进入80年代以后，杨逵虽然已是高龄老人，仍旧没有放弃他在夕阳窗下的文学思考。1982年8月22日，杨逵应邀赴美，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的文学活动。访美期间，杨逵于9月12日下午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草根文化与草根文学》的演讲；10月30日下午，杨逵受南加州台湾同乡会、台湾文学研究会之邀，在洛杉矶做了《压不扁的玫瑰花》的演讲。在这两次演讲中，杨逵首次提出了“草根文学”的主张。之后，从1983年4月发表《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到1983年11月发表访谈录《追求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终至1985年3月收入《压不扁的玫瑰花》一书的《“草根文化”的再出发——从文学到政治》，可以说，杨逵是通过回眸台湾新文学的历史，观照台湾当下文坛的创作，融入自己毕生从事社会运动和文学事业的生命经验，来让“草根文学”的主张愈发成形、完善、坚定。杨逵毕生追求的“文学的社会性”、“文艺的大众化”、“评论的庶民化”等文艺理念，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中，以时代与乡土的汇合，达到新的提升和超越。
杨逵的“草根文学”理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生活意义。由农业战线上推动底层乡村工作的“草根大使”形象的启发，联想起自己当年充当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的“草根大使”经验，并有感于80年代台湾文坛“草根性”断失所造成的畸形现象，杨逵以一个世纪老人的眼光，更以一个毕生追求普罗文艺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