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力行报》总体的编辑方向来看，何义麟针对《台湾力行报》的研究指出：“创刊词与许多表明该报立场的言论都强调，该报表明自身为三民主义信徒，反对共匪作乱的行径，呼吁为和平建国努力之重要。其言论显示，国民政府溃败之前，尚存在一些模糊空间，三民主义信徒可左可右，和平建国信念转换空间更大。因此，力行报社具有左翼人士活动的空间，但这也不表明该社为左翼报刊。”参见何义麟：《媒介真实与历史想象——解读1950年代台湾地方报纸》之附录《国立台中图书馆珍藏十八种报刊简介》，《台湾史料研究》第24号，2005年3月，第18页。何义麟给予《台湾力行报》的历史定位，是“延续了左翼思潮的地方小报”。
1948年8月1日起，《台湾力行报》改为日刊，并开设了十三种副刊栏目。杨逵主编的“新文艺”栏目于8月2日登台亮相，出刊以定期或不定期形式不断变换，1949年1月23日仍然刊出第三十八期，有可能延续到1949年“四六事件”杨逵被捕而中止。
《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其编辑方向十分明确，每期刊头都有主编杨逵具名的《欢迎投稿》。其曰：“欢迎各种投稿，没有内容的空洞美文不要。反映台湾现实，而表现着台湾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动向的有报告性的文字，特别欢迎。”这符合杨逵一贯的办刊方针，他总是自觉地通过编辑活动，以文学再现台湾社会现实。这其中也体现着他对现实主义的、人民大众的普罗文学理念始终不渝的坚持。不管是反映民生之焦苦，百姓之抗争，还是抨击时弊，嘲讽现实，像《福？》、《荣归》、《鲁嫂》、《荒野哀歌》、《林湖大队》在这类《新文艺》副刊登载的作品，多表明了上述创作指向。杨逵还在该副刊发表《人民的作家》、《论反映现实》、《论文学与生活》等三篇文章，大力呼吁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杨逵在阐释了生活之于创作的意义，反映现实的重要意义之后，以充满不平之情的语言，尖锐地指出：
大家须要理解，天天在酒楼菜馆吃大菜的人有多少？天天愁米愁衣的人有多少？而坐在新式的小包车狂东狂西的人是什么种人，无工做甚至有工做尚且不能活命的人是什么种人——确切地了解到这点，才得算是对这现实有点认识，写出来才能算是真正反映现实的。
杨逵：《论“反映现实”》，原载《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第19期，1948年11月11日。
本着反映现实的文学立场，杨逵在“新文艺”副刊的第八期、九期、十一期连续登出“实在的故事”征稿启事：
“白昼说梦“与“空唤乱嚷”的文章；不是现实的需要，读者也已经不觉得什么兴趣了。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如其能够使我们感奋、高兴、愤慨、伤心的事情，我们当要将其发端，经过，结末仔细考察记录下来——这叫做“实在的事”，它已然会感动我们的心，如果写得不错的话，应该也会鼓动读者的。在取材上，表现上，采取这些样客观而认真的态度，才是“新文艺”的出路，也是文艺大众化的捷径。
杨逵：《求征“实在的故事”》，原载《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第8期，1948年9月20日。
“新文艺”副刊的第十一期，刊出了“实在的故事”特辑，共收有阿涛的小说《扁头哪里去？》、萧金堆的小说《两个世界》，铁的诗歌《囚徒》，以及杨逵的《“实在的故事”问答》，从中可见杨逵利用副刊阵地推动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为战后台湾的文学重建寻找出路的执著努力。
在坚持现实主义主导方向的同时，《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的创作风格也呈出现多样化的趋向。这种倾向的形成，与作家组成的多样化、文学经验的多元化以及文体类别的多样化都是密切相关的。在执笔作家的组成上，杨逵立足于两岸作家的融合，不同世代作家的组队，以促进文坛的交流互动。大陆作家中，有茅盾、徐中玉、楼适夷、扬风、姚理、石火、啸风等人的作品；台湾老作家中，有吴新荣、杨启东、蔡秋桐、蔡申发等的创作；年轻世代的作家，则以林曙光、叶石涛、志仁、金秋，以及银铃会的朱实、萧金堆、许育诚、张有义、张彦勋等人为代表。
作家队伍的多种身份，带来了多元的生活经验，从表现中国大陆社会题材的《林湖大队》（适夷）、《荣归》（老默）、《选举》（啸风）、《飘泊记》（扬风），到反映台湾现实弊病和贫富不均现象的《扁头哪里去？》（萧金堆）、《腐鱼群》（金秋）、《归乡》（叶石涛）等作品，加之介绍外国作品的文章，可见“新文艺”的视野不仅包括海峡两岸，也延伸到世界文学的视野。
“新文艺”副刊所涉及的文体类别，有小说、新诗、方言、歌谣、书信、散文、评论等，涵盖面相当广泛。特别是民谣类作品的较多出现，成为一个突出现象。蔡秋桐、高田等人都有民谣作品发表，其中多是台湾民谣，同时也涉及浙西等地的民谣。
杨逵这一时期执笔书写的台湾民谣多达六首。其《童谣》所反映的台湾社会现实，是一幅典型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
太太抱狗坐车跑/看顾门的抱铳跟着走/拖车的，大气小气，/拖到咐！咐！哮，/给伊拖到市场口，/太太进入市场/买肉来饲狗/老百姓，无米食/饿到叫！叫！哮！
杨逵：《童谣》，原载《台湾力行报》“新文学”副刊，1948年8月9日。
《上任》这首民谣所嘲讽抨击的，则是靠裙带关系任职的官僚体系：
今天上会去视事，/菜瓜藤，肉豆须，/也有姨太太，/也有大囝小叔合媳妇。/茶役，股员；/股长，课长合秘书，/应有尽有；/什么货都有，/也有烂盐菜，/也有臭豆腐！
杨逵：《上任》，原载《台湾力行报》“新文学”副刊，1948年8月9日。
这种写作情形，标志了杨逵在战后初期编辑生涯中前所未有的创举，它与杨逵走向民间、走向大众、走向台湾乡土的创作追求是一致的。1946年，杨逵创办民众出版社的时候，也曾预计出版《谢赖登歌集》、《陈君玉歌集》、《蔡德音歌集》，却因故未能实现；如今在《新文艺》副刊上对民谣类创作的提倡，也可看作对上述文学思想的坚持和实践吧！
第五章 文艺批评：杨逵的理论战场
杨逵在台湾文坛，一向具有小说家、剧作家、编辑人、翻译者等多元文学身份，并多以左翼小说家形象的历史定位而被人们普遍认知。其实，杨逵一生中还有大量的文艺批评论述，见证了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另一种文学形象。也就是说，杨逵不仅用文学作品言说社会与人生，也在用文学的理论与批评来言说文学。
在洋洋大观的十四卷《杨逵全集》中，根据第九卷（诗文卷·上）、第十卷（诗文卷·下）、第十三卷（未定稿卷）、第十四卷（资料卷）统计，杨逵平生大约写了九十一篇文艺理论批评文章，其中公开发表的就有七十九篇。这种文学理论构建与文学批评活动贯穿了杨逵的一生，无论是活跃于文坛的时期，还是隐居首阳农园的岁月，甚至是囚禁绿岛监狱的日子，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他都在坚持这种文学的思考与言说，并不断形成杨逵“文学批评”书写的高潮。
具体来看，杨逵的文艺评论写作，日据时期主要集中于1934年10月至1945年3月，这段时间共创作六十二篇，扣除期间1937年9月至1941年初因为时局、疾病和家事而导致的“书写空窗期”，平均每年七篇；杨逵光复以后的这种创作，多在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期间进行，写作总量为十二篇；绿岛时期的杨逵，1956至1957年期间所写的文艺评论为十一篇；进入70年代以后，从1974年至1985年，杨逵共写了六篇文艺评论。
由此可知，杨逵对于文学理论建设的自觉，对于文学批评场域的积极介入，为台湾新文学批评史的书写提供了多么丰富的精神资源和文学批评话语。
一、文学理念：写实的、大众的、草根的文学
杨逵的左翼文学理念主要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它与这一时期台湾无产阶级文化启蒙运动的沛然兴起，不无内在联系。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高潮的形成与高涨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个领域的广泛传播，直接推动了二三十年代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并改写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在此基础上诞生的各国无产阶级风潮，不仅让“普罗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成为这一时期文坛的流行语，而且带来了“红色的三十年代”。
在这种国际无产阶级文学思潮中，中国大陆左翼文学的诞生过程与发展模式，直接受到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和日本左翼文学的影响。从苏联“拉普”“拉普”，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简称，苏联20世纪二十三年代最大的文学团体。其前身是“十月”文学小组、“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莫普”）等组织。1925年成立“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瓦普”），后改名为“拉普”，最后于1930年联合成立了“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联盟”。这些组织的领导核心是同一批人，“拉普”实际上也包含了上述几个组织。“拉普”在20世纪复杂的文艺思想斗争中，坚持过无产阶级文学的方向，反对文艺界的形式主义和各种非政治倾向，以及庸俗社会学。但他们以正统和文学权威自居，以宗派主义态度，否定和排斥“同路人”文学以及其他作家创作，后来已成为阻碍苏维埃文学事业发展的羁绊
。1934年4月，联共（布）中央做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拉普”随即解散。所推崇的带有绝对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到日本“纳普”“纳普”，是“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NAPF）的略称，它于1928年3月25日成立于东京，主办普罗文艺，刊行有《战旗》等机关杂志，1931年合流于“克普”。所提出的建立“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的阶级文学”，再至日本“克普”“克普”，即左翼文化团体“日本普罗列塔尼亚文化联盟”（KOPF）的略称，1931年11月7日由藏原惟人发起成立，并发行有关杂志，1934年被迫解散。所主张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理论，上述文学理念与创作实践的成败得失、正确谬误，都对中国大陆左翼文学主潮的形成起到导向性作用。而台湾文化界自20年代新文学运动发韧以来，对祖国大陆以及日本的社会情势乃至国际新思潮，一直保持了密切关注。30年代的这股世界性的普罗文学思潮，特别是中国大陆与日本的左翼文学流向，不能不波及到台湾岛内。
台湾左翼文学运动的发生，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它无疑是世界性左翼文学运动中的一个环节。20年代的台湾，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岛内的引进传播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成为当时社会革命的突出现象，它为30年代的普罗文学运动奠定了基础。1928年4月15日，由林木顺、翁泽生、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张茂良、谢雪红等七人于上海正式成立了“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台共），台湾文化协会也由此转向台湾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30年6月21日，由台湾共产党员王万得主倡，并与陈两家、周合源、江森钰、张朝基等五人，出资创办了《伍人报》。此报以抨击时弊、宣扬民族意识和社会主义为方向，投稿与传播网络在台湾有70余所之多，并与日本的普罗文艺团体和报刊保持了密切的联络，由此成为台湾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先驱。仅在1930年这一年，台湾进步文化界就有《伍人报》、《台湾战线》、《洪水》、《明日》、《现代生活》、《赤道》、《新台湾战线》等七种宣扬普罗文学精神的报刊问世，足以见得当时台湾普罗文艺运动势头之迅猛。1931年，受日本“纳普”机关报《战线》的影响，由台湾作家以及在台的日本作家王诗琅、张维贤、周合源、平山勋、汤口政文等人成立了“台湾文艺作家协会”，发行《台湾文学》杂志，力主在殖民地树立革命文学，更具有国际普罗文学运动的统一战线色彩。上述文学报刊后来虽因官方查禁而迅速停刊，普罗文化运动的推行已由此趋向衰落，但普罗文艺观念还是在台湾文化界传播开来，并对台湾文学作家的创作路向发生明显的引导作用。
1934年，《送报伕》在日本普罗文学杂志《文学评论》发表并获奖，杨逵也从此进入了理论言说的高潮期，仅1934年10月至1935年11月，一年之间就有二十五篇文艺评论发表。这些文章，既发掘了普罗文学的理论资源，也审视和反思了普罗文学存在的问题。日本普罗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以及左翼作家德永直等人的文学主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杨逵的文学理念。杨逵的评论文章中，经常引述到日本普罗文学家的观点。这一时期，杨逵与日本普罗文学界的联系也日益密切起来。1934年创刊的日本普罗文学杂志《文学评论》以及翌年创刊的《文学案内》，其刊物园地中的文学同仁，日后都成为杨逵创办《台湾新文学》所开拓的作家资源。杨逵30年代的文学评论，除部分文章发表于《台湾新闻》、《台湾新民报》、《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杂志外，相当数量的评论文章刊载于日本东京的《文学评论》、《文学案内》、《行动》、《新潮》、《社会评论》、《进步》、《时局新闻》、《土曜日》、《星座》、《日本学艺新闻》、《文艺首都》、《人民文库》、《现代新闻批判》等刊物上。上述情形，不仅奠定了杨逵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也使当时已经走向低谷的普罗文学思潮出现了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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