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中，杨逵一再声明，“只要是正确的意见，我即使遭受任何打击都不会感到痛苦”。如今面临团结合作的关键时刻，杨逵不计前嫌，主动撤销了已经寄出的驳斥张星建不实之词的文章，并透过刘捷今天努力工作的态度，原谅了他以往给台湾新文艺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张深切，杨逵谈到此次拜访取得了非常满意的结果：
诚如大家所知，他以往在台湾新闻发表文章，对我大加批伐。但是这次，他亲口告诉我那些文章流于意气用事，并声明赞同正确的改革。他过去认为我们所有的论调都是空谈，并攻击我们在新闻报纸上公开表示不同的意见。相对而言，如今他希望我把一些汇整过的意见写出来。因此，即便过去有过任何不愉快，但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改革文联，所以我要在此声明，我对他的这些意见非常满意。只要他以后继续维持如此真诚的态度，就算过去他把我的意见及态度批评得一无是处，我还是愿意冷静地与他讨论。如是针对我的谬见，他愿意彻底说服我的话，我也很乐意低头认错。
杨逵：《个人想法的修正与两三个愿望》，写于1935年7月31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3卷（未定稿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57—558页。
杨逵致力于文联改革和团结的胸怀与诚意，从中可见一斑。他在自身生活拮据的情况下，仍然惦记着如何为文联排忧解难。他真诚地提出，如果文联缺少明信片邮资的话，他愿意负担其中的五分之一。
对于杨逵与张星建之间因选稿问题衍生的风波，台湾文艺联盟本着息事宁人的立场，也曾发过一则公告：
张星建君和杨逵君都是文联的重要份子，但却不是指导者，指导部是常委会，两君均不是常委，也不是执委，两者的冲突是个人的冲突，深望诸同志谅解。
两君的冲突均为极爱文联而发生，所以本部对此事件，于上月廿六日的常委会已决定解决方针了。 《公告》，《台湾文艺》第2卷第7号，1935年7月，第196页。
然而，过于庞大的组织以及指导部门工作的迟缓，加上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的分歧，台湾文艺联盟的分裂终究难以避免。有感于《台湾文艺》编辑经历的是是非非，有感于文艺工作者热情消褪、台湾又没有足以鼓起读书欲的刊物，加上眼见文联组织松散，难有作为，杨逵自觉留在《台湾文艺》已无法发挥作用，遂决意创办一份《台湾新文学》杂志：
我经过了千思万虑，而所获的结论是为了台湾的作家，为了读书家，迫切需要著适应台湾的现实底文学机关，只是似乎谁也不愿意给他们。作家以及读者，到了这样的田地，于是只有“积少成多”，集了自己们零碎的钱，来建设培养一个园地，而自励自勉，自己鼓舞下去。这也就是《台湾新文学》的创成记。
杨逵语，原载《台湾新文学》创刊词（日文），1935年12月27日；引自王诗琅：《台湾新文学杂志始末》，《台湾文学重建的问题》（王诗琅选集第5卷），（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82页。
《台湾新文学》于1935年12月28日在台中创刊，由杨逵与叶陶独资创办。创刊号在“启事”栏表明：“本杂志不属于任何流派，任何团体的机关，本杂志是全台湾文艺同好者的共同舞台。”
为了避免重蹈《台湾文艺》由少数人把持的局面，《台湾新文学》中文栏目委托赖和负责，诗稿由吴新荣、郭水潭、王登山等“盐分地带”的诗人编辑
盐分地带文学是以台湾省台南县佳里镇这一地域的地理特点而得名的，是人们对这一地区作家文学活动的概括，作为台湾乡土文学的一个分支而存在。台南县佳里镇，地处台湾海峡之滨，此地土质含盐量较大，被称为“盐分地带”。这一地区多出文学人才，从30年代开始，涌现出吴新荣、郭水潭、徐清吉、王登山、林精纯等一批作家，被称为盐分地带文学“五大将。”，日文栏目则以杨逵本人及其他编辑委员会分担负责。列名《台湾新文学》编辑部的还有高桥正雄、田中保男、藤原泉三郎、藤野雄士、黑末驱子等日本作家。《台湾新文学》的选稿原则十分开明，只要是支持民族自决，追求民主、自由，不管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写的稿件都加以采用。当时在《台湾新文学》杂志上投稿并发表作品的作家，从台湾文艺联盟成立之初五位常务委员中的赖和、赖庆、赖明弘，到杨守愚、黄病夫、吴新荣、郭水潭、王登山、李祯祥、叶荣钟、王诗琅、张文环、吕赫若、吴浊流、翁闹、陈华培、陈瑞荣、徐琼二、张庆堂、林越峰、蓝红绿、周定山、庄松林、杨松茂、黄得时、蔡秋桐、赵枥马、朱点人等等，除了张深切、张星建、刘捷未向《台湾新文学》投稿以外，几乎包括了当时台湾文坛台籍与日籍重要的左翼作家，地域涵盖台北、台中、彰化和台南等日据时期北、中、南三大文学阵营。
《台湾新文学》的创刊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出刊后不到两星期就销售一空；同仁人数已经超过原来预定的五十人，杂志读友也超过预定数量的二十人。这足以证明民众对文学的关心与响应，也让杨逵为之振奋。
《台湾新文学》在《台湾文艺》之后创办，两者皆活跃于30年代中后期，而且执笔的作家也雷同，但《台湾新文学》还是以它的鲜明风格而独树一帜。
首先，《台湾新文学》始终以“为人生而艺术”作为办刊宗旨，以反映台湾穷苦大众的生活现实为依据，主张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强调推翻日本殖民统治的政治主张，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倾向。比起《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所提倡的明确文艺主张，以及它更富有写实精神、更关注台湾社会现实生活的编辑路向，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台湾新文学》不仅刊登了大量具有社会写实精神的重要作品，诸如在30年代台湾文坛颇具影响的《田园小景》（杨逵）、《豚的生产》（张文环）、《逃逸的男人》（吕赫若）、《一个同志的批信》（赖和）、《水月》（吴浊流）、《罗汉脚》（翁闹）、《迈向绅士之道》（蓝红绿）、《婚事》（徐琼二）、《王万之妻》（陈华培）、《年关》（张庆堂）、《乳母》（周定山）、《鸭母王》（庄松林）、《橄榄》（黄得时）、《王猪爷》（蔡秋桐）等等，它还在创刊伊始，就设置了“乡土素描”和“街头写真”栏目，全力推举直面台湾现实社会的报导文学。
1937年2月至6月间，杨逵连续发表《谈报导文学》、《何谓报导文学》、《报导文学问答》三篇文章，并于《台湾新文学》第二卷第四号上刊登《募集报导文学》的启事。杨逵对报导文学的理论界定，是“笔者以报导的方式，就其周边、其村镇，或当地所发生的事情所写下来的文学。”
杨逵：《何谓报导文学》，原载《台湾新民报》1937年4月2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03页。报导文学与普通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极为重视读者；第二，以事实的报导为基础，不容许凭空虚构；第三，笔者对应该报导的事实，必须热心以主观的见解向人传达；仅罗列事实而缺乏作者感情，不算是文学艺术。
同①。1937年开始确立报导文学理论基础的杨逵，在此前后发表的《台湾震灾地慰问踏查记》、《逐渐被遗忘的灾区——台湾地震灾区劫后情况》、《我的书斋》、《摊贩》、《输血》等作品，可以视作作者本人对报导文学理论身体力行的一种创作实践。
杨逵虽然是用日文写作的作家，但他非常重视中文创作，渴望继承民族传统。《台湾新文学》作为中日文创作并刊的杂志，尽管它与《台湾文学》后来也同样面临着中文作品短缺的命运，但《台湾新文学》在坚持中文栏目、提升中文作品的品质方面，比《台湾文艺》表现出更为积极的直面现实态度。
有感于“汉文凋落之久，隔了很久，执笔者诸氏以崭新的意气与诚挚，打破沉默，卷土重来以显示其力量”， 《编辑后记》，见《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9号，1936年11月。杨逵与编辑部同仁积极策划、多方动员，于第一卷第十期第十二月号的《台湾新文学》，专门编辑了《汉文创作特辑》，刊登有赖贤颖的《稻热病》、尚未央的《老鸡母》、马木历的《西北雨》、朱点人的《脱颖》、洋的《鸳鸯》、废人的《三更半瞑》、王锦江的《十字路》、一吼的《旋风》等八篇小说，执笔作家皆为一时之选。然而，这一动员了当时最活跃的作家所写的具有相当水准的作品集，却在刚刚付印提出审查时，由于其鲜明的反殖民精神，以及文字使用上对日本“同化政策”的挑战性，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严厉查禁，理由是“内容不妥当，全体空气不好”。这种结局，不仅仅是佳作尚未面世，竟告胎死；也是充满现实精神的中文小说在当时文学杂志中的最后一次编辑。所有报刊的中文栏目，在1937年春天以后接踵而来的废止汉文栏的行动中，都遭遇了被迫停办之命运。
其次，杨逵身为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的阶级意识，使《台湾新文学》具有浓郁的左翼色彩，并以开阔的胸怀，与日本普罗文学界保持了密切联系。《台湾新文学》创刊号在《台湾新文学的期望》一栏中，刊登了德永直、叶山嘉树、前田河广一郎、贵司山治、细田民树、桥本英吉、藤森成吉、平林泰子等十七位日本左翼作家的感言。《台湾新文学》杂志中，不仅可以读到日本进步文艺界主办的《文学评论》、《社会评论》、《高尔基文集书简集》、《文学案内》、《诗人》中的文章，读到德永直、平田小六、叶山嘉树、渡边顺三、林房雄、洼川稻子等作家的作品，还能看到《时局新闻》周刊、《土曜日》、《公民常识》、《太鼓》、《劳动杂志》、《实录文学》的广告或销售服务。
参见河原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与日本文学的接点》，（台北）全球科技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版，第206—207页；尹子亚：《杨逵〈台湾新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附录《〈台湾新文学〉杂志广告一览表》，《第一届全国台湾文学研究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83—184页，第189—191页。《台湾新文学》倾力介绍大陆、日本、苏俄的现实主义作家，它所刊登的《高尔基特辑》、《悼鲁迅》、《大文豪鲁迅去世》等文章，都表明了该刊所拥有的广阔视野和左翼色彩。
再次，《台湾新文学》在培植文坛新人方面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充实台湾的文学环境。杨逵“相信台湾文坛的未来与其只有两三个有名的作家，不如让众多无名作家担负”，
见《编辑后记》，《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5号，1936年6月。故将拔擢本地无名作家当作刊物的重要任务。《台湾新文学》多次筹措经费，举办“台湾新文学赏”及“全岛作家竞作号”征文活动，并限定只有新人才能参加“悬赏原稿募集”，给予新秀登临文坛的重要机会。著名的客籍作家吴浊流，即是由此崛起。其处女作《水月》发表于《台湾新文学》第二期（1936年3月），另有《泥沼里的金鲤鱼》入选“台湾新文学赏”佳作，并刊登于《台湾新文学》第一卷第五号（1936年6月）。
1937年以后，在“皇民化运动”日趋喧嚣的局势下，台湾总督府图谋于4月1日为期限，一举废止全岛新闻的“汉文栏”。在《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民报》被迫废止汉文栏目后，惟有《台湾新民报》一家延至6月始废。
面对台湾总督府的高压政治，杨逵自知停办汉文栏势在必行。他对此保持了清醒的无奈：
日本统治当局为了消灭台胞的民族意识，于是勒令废止报纸和所有杂志的中文版，“台湾新文学”出版最后一期时，即收到取消“汉文栏”的命令，没有了“汉文栏”，“台湾新文学”的存在意义也等于丧失，加以当时整个台湾的文化活动几乎为“皇民化运动”所淹没，于是便停办了“台湾新文学”。
杨逵：《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原载《文季》第1卷第1期，198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中心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7页。
1937年6月15日，发行至第二卷第五号的《台湾新文学》，在“编辑后记”中说：
汉文栏以此号为止不得不废止。对于只用汉字写作的人和只读汉文的人毋宁是悲哀，但我们也十分感慨。然而汉文作家诸君也不必因而退缩。跟以前一样投稿的话，我们会找到适当的译者予以翻译之后发表，希望更加专心写作吧！
此时的杨逵，不仅承受巨大的政治高压，经济上也处于焦头烂额的境地，双重的厄运使《台湾新文学》在这一期之后不得已停刊。为了杂志的再生，杨逵于1937年6月底专程赴日，以期寻求日本左翼文学界的支持。终因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局突变，杨逵所有计划落空，自己也遭警察跟踪拘捕。杨逵与叶陶用心血生命浇灌的《台湾新文学》园地惨遭挫败，永远失去了再生的机会。
《台湾新文学》从1935年12月28日创办，到1937年6月被迫废刊，除查禁号之外，一共发行了十四期，另有《台湾新文学月报》两期，历时一年半。关于《台湾新文学》以及《台湾文艺》对台湾文坛的贡献，日据时期的著名作家黄得时有着高度评价：
《台湾文艺》和《台湾新文学》的寿命不过三年而已，可是在这短短的三年之中，所获得的效果，比过去十几年的效果都来得大。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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