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演讲词写得好，对于演讲题目所阐释的时代背景，更是欣赏有加。以徐复观崇高的学界地位，却不惜在百忙中回复给中学生的杨翠，并对其热情鼓励，先生真诚待人的情怀，和对杨逵一家的友谊，从中可见一斑。
1980年9月中旬，得知身患胃癌的徐复观回台大医院手术，想念老友至深的杨逵，在《中国时报》副刊主编高信疆帮助下，很快来到医院探望。一看见多年不见的徐复观，杨逵“心里有如见了一辈子未见的至亲，他也是，一见面就掉眼泪，我想我的这个老友，不是一个会为动胃癌手术掉眼泪的人，他是一个为了理想，不惜远离荣华权势的人，我想在必要时，他也是一个可以为理想来牺牲他的生命的人。”
杨逵：《当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原载《民众日报》1980年10月1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13页。当时，徐复观身体非常虚弱，但仍殷殷垂询杨逵家人的近况，对自己的文章志业也侃侃而谈。他对杨逵说：“我还有两三本书要写”，“如果老天还能给我两三年时间，那就太好了。”
1982年2月17日傍晚，徐复观再度住进台大医院，且癌细胞已经扩散。消息传来，惊愕中的杨逵，满心伤感，遂于次日下午去台北探视。在病床前，徐复观紧紧拉住杨逵的手，泪水溢满眼眶。他对杨逵说：“还能活着和你见面，真是太幸福了。”得知杨逵此时在大溪协助长子资崩经营花园，他又说：“希望我还有机会到你那儿去看看花，哎，只怕是没有机会了！”谁能想到，这次相见竟成了徐复观和杨逵的永诀！1982年4月1日这一天，老友永远地走了，杨逵也把自己对徐复观的怀念和敬仰，写在了《我的老友徐复观先生》、《沧海悲桑田》、《当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等一系列文章中。
杨逵与徐复观，一个是被当时社会埋没的作家，绿岛归来的政治犯；一个是潜心国学研究的大学教授，远离荣华权势的“边缘人”，他们成长的环境背景与身份角色虽不相同，但却在不期而遇中，成为晚年老友，心灵知己，这正是他们精神世界相通的必然结果。在杨逵眼里，徐复观是一个不肯在委屈中使自己变形，一生为民主、自由和理想而呐喊的“真人”。而“真人”的内涵，如同徐复观在《从“哈哈亭”真人的呼唤》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争言论自由的过程，即是争说真话的过程；争说真话的过程，必然要迫进到庄子所要求的做一个‘真人’的立场……。”
杨逵：《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谈我的一些经验和看法》，原载《文季》第1卷第1期，198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0页。所以，杨逵“最尊崇徐复观先生所说过的一句话：要做真人，要说真话，要写真事。”
徐复观语，转自杨逵《我的老友徐复观先生》，原载《中华杂志》第226期，1982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页。在徐复观心中，杨逵则是“这样的天真、纯朴、勤苦、恬淡，真所谓‘人欲尽去，天理流行’的这样一个人，可以说是‘圣人之徒’。”
徐复观：《由一个座谈会记录所引发的一番怀念》，原载《大学杂志》第81期，1975年；收入杨素绢编《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的人与作品》，（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135页。杨逵晚年对民主与自由坚持不懈的呐喊，他因赖和先生的平反昭雪而发出“希望有更多的平反”的呼吁，他对自己“在冰山底下活过七十年，虽然到处碰壁，却未曾冻僵”
杨逵：《冰山底下》，原载《台湾文艺》第43期，1974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86页。的理想坚持，他对台湾新文学历史的还原与彰显，都是本着“真人真话真文章”的人格准则，对那些被历史遮蔽的、被现实政治压制的、被“假人假话假文章”扭曲的生活真相，进行一一的澄清与还原。正是基于共同的关爱社会的共识，追求真理的信仰，以及呼唤民主与自由的精神，杨逵与徐复观心灵相通，互相引为知己。这一切，正像杨逵所说的那样：
我是用小说表达对人类、对时代、对人生看法的人，复观先生则以他的学术研究和论述，对政治、文化、人类处境不断提出质疑和抗辩。我们采用的表达形式不同，但追求真理与理想的心意是相同的。
杨逵：《沧海悲桑田》，原载《中国时报》1982年4月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20—421页。
第四章 文坛园丁：杨逵的编辑生涯
园丁是杨逵为之钟情的职业，他的一生兼具了双重园丁的形象。作为大地的园丁，杨逵旨在通过“锄耕的农园”，为人间增添一片春色，也寻找一个能让自己不屈服的灵魂寄情放歌的自由场域；担任文坛的园丁，杨逵则执著于“笔耕的心园”，办刊物，编文章，辑丛书，培植文学力量，为台湾新文学作品的发表与传承提供了文学园地。两种园丁，劳动方式不同，但其内在精神不乏相通之处，那就是开拓者的生命特质。考察杨逵文坛园丁的编辑生涯，其中不仅蕴含着杨逵对自己文学理念的实践活动，也见证了台湾新文学的成长之路。
一、1935：《台湾新文学》的独立品格
杨逵一生创办过许多刊物，《台湾新文学》是他用心血生命培植的第一个文学刊物，也是他编辑生涯中历时最久、影响力最为深远的杂志。
《台湾新文学》作为20世纪30年代台湾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其创刊的具体原因，与台湾文艺联盟机关杂志《台湾文艺》编辑部的内部分歧有着直接关系。台湾文艺联盟于1934年5月6日成立之后，经过六个月的筹备，其机关刊物《台湾文艺》从1934年11月5日开始刊行。它一开始就提倡“为人生的艺术”、“不偏不党”、“无为而有为”的文艺主张，故能将全省艺术主张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的作家熔于一炉。当时飘泊在高雄内惟的杨逵，应赖和、何集璧的邀请，从第二卷第七号（1935年7月发行）的《台湾文艺》开始，担任其日文版编辑，聘期约为一年。杨逵乃举家北上，从此扩大了文艺圈交游，并激发出新的创作欲望。
参加《台湾文艺》的编辑工作不久，杨逵便与《台湾文艺》第二号人物张星建专擅独裁的选稿作风发生了冲突。《台湾文艺》先前的两期稿子，都是由张星建选好之后才交给杨逵处理，而杨逵发现，那些废弃不用的稿子里，有些作品比发表出来的稿子还要精彩。杨逵认为既然让他担任日文栏编辑委员，就该让他全权负责。然而张星建一再拖延阻挠，双方因此分歧严重。另外，《台湾文艺》的编辑方针不断调整，最初以中文为主，后来东京支部的日文作品接踵而来，水准又高于中文作品，“台文的编辑方针，在实力对比之下，不得不自动转变由民族性转向于政治性，再由政治性转向于纯文艺性，初创的主旨逐渐无法维持下去了。”
张深切：《里程碑（四）》，（台中）圣工出版社1961年12月版，第490页。对于这种由于中文稿件不济而再三变更编辑方针的做法，杨逵也表示了明显的不满。
1935年六七月间，围绕着“文联的宗派化”问题，《台湾新闻》编辑田中保男（恶龙之助）对台湾文艺联盟存在的“血的不同、经营的派系化和自以为是的编辑”
参见《编辑后记》，《台湾文艺》第2卷第8、9合并号，1935年8月。发动了猛烈进攻，杨逵、赖明弘、赖庆、廖毓文、李献璋、吴新荣等人相继呼应，张深切、张星建、刘捷则坚决反对，其中又以杨逵与张星建之间的论争最为激烈。张星建在《台湾新闻》发表《文联的“公贼”》
张星建：《文联的“公贼”》，完稿于1935年6月24日，刊登于《台湾新闻》，发表时间不详，可能在1935年6月底到7月初之间。一文，指责杨逵与赖明弘中伤台湾文艺联盟；杨逵则发表了《杨逵、张深切，谁在说谎》、《不必打灯笼——文联团体的组织问题》、《关于SP》、《团体与个人——几点具体的提案》等一系列文章
《杨逵、张深切，谁在说谎》，原载《台湾新闻》1935年6月12日；《不必打灯笼——文联团体的组织问题》，原载《台湾新闻 》1935年6月19日；《关于SP》，原载《台湾新闻》，1935年6月22日；《团体与个人——几点具体的提案》，原载《台湾新闻
》，1935年6月26日。 上述文章皆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32—266页。，阐释文艺观点，也为自己辩解。张深切后来写自传中回溯这一段历史时，还在指责杨逵为争取编辑权，利用一部分民族主义作家对张星建编辑作风的不满情绪，对张星建进行攻击，进而标榜主义问题向张深切及其编辑委员会挑战。
张深切：《里程碑（四）》，（台中）圣工出版社1961年12月版，第490—491页。
至于真正使事件白热化的导火索，则是围绕是否刊登蓝红绿 蓝红绿，本名陈春麟，1911年生，南投埔里人，1926年曾赴东京读书。1933年为埔里青年会文化戏编剧兼导演，同年以小说《坚强地活下去》进入文坛。1936年于《台湾新文学》发表小说《迈向绅士之道》和剧本《慈善家》。战后曾任职于台湾电影戏剧公司与台湾合会埔里分公司，1973年退休。出版有《前辈作家蓝红绿作品集》。的小说《迈向绅士之道》
《迈向绅士之道》，主要描写一个不满现实的大学毕业生，其未来幻想与日常生活不能调和，夫妻之间屡屡发生冲突。小说透过对家庭琐事的描述，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杨逵与张星建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后来杨逵在自己创办的《台湾新文学》第一卷第五期刊登了这篇小说，并获得读者反响。吴浊流认为它是“《台湾文艺》的遗珠，难以割舍的作品”
吴浊流：《〈绅士への道〉と〈田园小景〉》，《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6号，1936年7月第60页。；茉莉则称赞它是“台湾有始以来最好的讽刺文学作品”。
茉莉：《台湾新文学六月号の作品ヒつぃ乙》，《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6号，1936年7月，第63页。
因为一篇作品的刊登所引发的风波，“由于杨逵与张星建的对立，联盟内部问题反而发展成严重的问题，本部虽然极力呼吁，仍连续引起论争。这不光是文艺联盟运作上的问题，也关系到文艺大众化路线与新台湾文学运动的存在问题。”
河原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与日本文学的接点》，（台北）全球科技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版，第201页。究其深层原因，杨逵与张深切、张星建等人因为意识形态话语的不同，导致了文学理念的迥异，从而引起有关文联派别分化等论战的产生，但这种论争并非因为派系问题。杨逵信奉社会主义，强调从阶级立场来看文学，推举以劳动者的世界观书写的普罗文学，来实现文艺大众化；张深切等人是台湾民族主义者，反对阶级文学，他们所主张的文艺大众化，是将文艺推广到一般民众的生活。杨逵与张星建等人的这场笔战，还因为有了《台湾新闻》编辑田中保男的参与，也被当时一些文人质疑。时任该报记者的巫永福就曾发出“台湾人不可以分裂，要集中力量，对抗日本人才对”的呼吁
巫永福：《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运动和杨逵》，收入王晓波编《被颠倒的台湾历史》，（台北）帕米尔书店1986年11月版，第347页。。张深切后来甚至严历批判杨逵“不顾大局，为固执己见，不恤文联分裂，俨然替日本当局效忠，打击文联，这一过错实在难以轻恕。”《张深切全集》卷2《里程碑》（下），（台北）文经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1月版，第624页。事实上，具有国际主义胸怀的社会主义者杨逵，愿意结盟站在同一阶级立场的日本作家，同心协力发展台湾文学，没想到竟因此长期蒙受“分裂文联”的不白之冤，这恐怕是他始料不及的。
面对台湾文艺联盟内部的矛盾与分歧，杨逵虽然被严重误读并遭受指责，但他还是寄希望于文联的改革和团结，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克服文联派系化，使文联成为大众的文联。为了消除文联的分裂局面，在1935年8月11日“第二回台湾全岛文艺大会”召开之前，杨逵以大局为重，于7月29日专程拜访张深切，并提出了化解矛盾的恳切建议。7月31日，杨逵在《个人想法的修正与两三个愿望》这篇文章中，集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我一向被批评为公贼、破坏者，此时不得不针对文联改革问题再度提笔。虽然因学派问题以及改革案，我被贴上了令人难堪的标签，但是，我现在却感到非常愉快。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管我过去如何被践踏，此次论战中，文联的改革唤起了全岛作家的关心，十一日召开的总会将会面临不得不改革的事实；而我的谬见在遭到多方指责后，可在此文中获得修正的机会。
杨逵：《个人想法的修正与两三个愿望》，写于1935年7月31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3卷（未定稿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56页。
在这篇文章中，杨逵一再声明，“只要是正确的意见，我即使遭受任何打击都不会感到痛苦”。如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