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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直的建议无疑是有价值的，但是政府方面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上答应“姑容互市”，要他“悔罪自赎”，当他几次协助官军擒拿海盗后，政府方面却背信食言，派参将俞大猷、汤克宽统兵前往烈港袭击王直。王直从此怨恨政府之失信，且藐视官军之无能，决计报复，摆出一副与朝廷势不两立的架势，僭号称王。他身穿绯袍，腰佩玉带：随从为他打着金顶五檐黄伞，手下头目都用大帽袍带、银顶银伞；五十名侍卫都用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在定海操江亭称“净海王”。以后又建造巨舰，长约一百二十步，可容纳二千人，甲板上可以驰马往来。以后又到日本萨摩洲的松浦津， 自称“徽王”；不时派兵前往沿海骚扰劫掠，成为沿海数省的心腹大患。
地方官知道这是他们自己“以贼攻贼”策略招来的大祸，但不敢实事求是上报，竟然谎称“倭寇”来犯，蒙骗朝廷，以便推卸自己的职责。而王直为了日后能够推脱责任，每次骚扰劫掠沿海地方之后，就放出风声：这是“岛夷”（倭寇）所为。于是上下掩饰，祸乱愈演愈烈，真相愈来愈混乱。
到了真相——所谓“倭寇”其实是王直所部——逐渐明朗后，朝廷任命兵部尚书张经为总督，率领四方精兵协力进剿。但是，官军毫无士气，一触即溃，朝野上下一筹莫展，不得不乞求招抚，宣布：如有能擒斩首恶王直者，授予世袭指挥佥事：如王直等悔罪率众来降，亦授予世袭指挥佥事。有的官员表示坚决反对，以为这种“以赏劝恶”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去了一个王直，会产生另外的“王直”。后来改为一面围剿，一面宣布愿意投降的胁从者可以不杀，但首恶不赦。议来议去，议而不决，“剿”与“抚”两方面都没有起色。
嘉靖三十四年权奸严嵩的亲信、工部侍郎赵文华以奉命祭海神的名义前往江南视察“贼情”，精通权术的浙江巡按胡宗宪与他勾结，排斥和赵文华有矛盾的总督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由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抚。这种权力的改组，并没有改变形势，官军依然屡战屡败。赵文华与胡宗宪恐怕遭来政治麻烦，秘密议定招抚王直。于是派遣辩士蒋洲、陈可愿，以及先前与王直友善者多人，出海招抚王直。与此同时胡宗宪大搞心理战术，派人把关入金华监狱的王直母亲、妻子接来杭州，好生款待。过了几天后，要王直母亲写信劝王直归降，信中写道：朝廷愿意宽宥你的前罪，愿意放宽海禁，允许日本互市，今派遣蒋洲等人带信前来说明。
嘉靖三十四年八月，招降的一行人等从定海出发，十一月抵达日本五岛，与王直会晤。蒋洲等向他表示胡宗宪的慰劳之意，并说胡宗宪是你的同乡，推心置腹，任人不疑，愿意宽宥前罪，保全骨肉，而且允许通市谋利。次年四月，王直派他的养子毛海峰护送招降队伍归国，试探虚实；而把蒋洲留下，作为人质。胡宗宪为了考察毛海峰的归顺诚意，要毛海峰率部攻打徐海。毛海峰害怕万一两败俱伤，将进退失据，借口此事必须其父王直亲自决定，前往日本，把情况报告王直。王直以为时机已经成熟，便率领他的部下千余人返回浙江沿海的岑港，表示愿意投降，以求得通商的权利。
胡宗宪以为时不可失，机不再来，特地安排了场面壮大、声势煊赫的受降典礼。在王直受抚以后，继续对他恩宠有加。对于这种做法，反对者议论纷纷，扬言胡宗宪接受王直的巨额贿赂。此时，赵文华得罪罢官，胡宗宪失去内援，态度立即变化。他在奏疏中表态：王直等是海氛祸首，罪在不赦，今自来送死，请庙堂处分，臣当督率兵将歼灭其余党。王直被关入监狱后，他的部下知道当局已经变卦，据守岑港与官军抗衡。
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胡宗宪上疏朝廷，请求将正直及其同党叶宗满等明正典刑。兵部会同三法司议复：“王直背华勾夷，罪孽深重，着就彼处决枭示。叶宗满、王汝贤既称归顺报效，饶死，发边卫永远充军。”十二月二十五日，王直在杭州官巷口被斩首示众。临刑前，王直叹息道：想不到死在这里，死我一人，恐怕苦了两浙百姓。
王直的死，并没有使“倭患”消停，恰恰相反，激起他的部下极大的怨恨，疯狂的报复，“倭患”愈演愈烈。王直是为了求得海上走私贸易合法化而投降的，他的死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愈来愈尖锐了。
在此之前，对“倭寇”素有研究的唐枢在给胡宗宪的信中，分析了中外贸易的大势以及“倭患”的根源。他指出：第一，中国与外国的贸易难以禁绝，海禁只能禁止中国百姓“中国与夷，各擅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远出以生衅端”。第二，嘉靖年间的“倭患”起源于海禁政策之不合时宜——“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夥愈盛。许栋、李光头辈然后声势蔓延，祸与岁积。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实系于此”。第三，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使有力者既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而无效尤，以为适从。故各年寇情历历可指：壬子（嘉靖三十一年）之寇，海商之为寇也；癸丑（嘉靖三十二年）之寇，各业益之而为寇也；甲寅（嘉靖三十三年）之寇，沙上黠夫、云间（松江）之良户复益而为寇也：乙卯（嘉靖二十四年）之寇，则重有异方之集矣”。唐枢作为亲历者对“倭寇”的分析洞若观火，道出了事实的真相。
无独有偶，其后谢杰在《虔台倭纂》一书中对“倭寇”的分析，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也指出：“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导致倭患的原因，“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因此海禁一日不解除，祸患始终存在。王直死后，徽商在海上依然相当活跃，后继者有徐惟学、徐海，都被当局看作“倭寇”。而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日民间贸易的重要据点。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戚继光、俞大猷的“平倭”战争，而是朝廷的政策转换。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及其辅政人臣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民前往西洋、东洋贸易，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王直当年的建议，以这样一种曲折的方式获得实现，未免令人感慨之至。
第四章 弹劾严嵩的形形色色
严嵩何许人也？明朝嘉靖年间政坛上权势显赫、作恶多端的大奸臣，人所共知。一般百姓对他的了解，并不是从《明史·奸臣传》，而是从小说和戏曲中得来的。从他在世时起，抨击他的作品就不绝于世，《宝剑记》、《鸣凤记》、《金瓶梅》、《喻世明言》、《一捧雪》，直至《盘夫索夫》之类，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权奸形象。
然而在他得势的时候，要把这个政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扳倒，却并非易事。道理很简单，有皇帝为他撑腰。
出生于江西省袁州府分宜县的严嵩，自从进士及第以后，一直官运亨通，从翰林院、国子监这些清闲职务做起，逐渐爬上礼部尚书的台阶，进而成为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到四十一年（1542～1562年），专擅朝政达二十年之久。当时的皇帝明世宗刚愎自用、猜忌多疑，’而又笃信道教，在宫中清虚学道，潜心修炼，根本无心治理朝政。正如海瑞在《治安疏》中对皇帝的批评：“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这样的皇帝当然需要一个能够投其所好的、让他放心的内阁首辅，来摆平朝廷政事。
严嵩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与皇帝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马屁工夫十分了得。为了迎合皇帝学道潜修，经常代皇帝起草一些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青词贺表”。以他的进士出身以及在翰林院的磨练，所写的“青词”自然非等闲之辈所可望其项背，深得皇帝欢心。严嵩也因此而博得“青词宰相”的美名。
严嵩的投其所好当然决不仅止于此，而是全方位的。有人说得好：皇帝刚烈，严嵩柔媚；皇帝骄横，严嵩恭谨；皇帝英察，严嵩朴诚；皇帝独断，严嵩孤立，因此君相之间“如鱼得水”。皇帝把严嵩视为心腹，威权震慑；严嵩把皇帝当作护身符，权势显赫。严嵩大权在握，擅权乱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无所不为。他的儿子严世蕃代行父权，俨然一个“小丞相”。严氏父子把持朝廷，政坛一派乌烟瘴气。
一些刚直不阿的官员，秉承儒家伦理道德准则，不畏权势，前仆后继，上疏弹劾严氏父子。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逃脱严嵩之手，不是充军，便是杀头。
嘉靖二十九年，由于严嵩的失职，导致蒙古铁骑兵临北京城下，震惊朝野，史称“庚戌之变”（嘉靖二十九年为庚戌年）。由此而激起公愤，舆论哗然。但是朝廷中的高级官僚慑于严嵩的威势，个个噤若寒蝉，没有人敢于向这个权奸发起挑战。
然而，政坛上毕竟还有一些不畏权势，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官员，在黑暗中透出一丝耀眼的光亮。因而严嵩的晚年，日子并不好过，对他的弹劾，从未间断过。
嘉靖三十年，一个在锦衣卫掌管文书的小吏沈炼挺身而出，以为“庚戌之变”的城下之盟是奇耻大辱，“出位”（超越职位）弹劾严嵩。他的奏疏题目直截了当——《早正奸臣误国以决征虏大策》，矛头直指严嵩、严世蕃父子：“今虏寇（指蒙古）之来者，三尺童子皆知严嵩父子之所致也”，当此危急关头，必须清除严嵩父子奸党，激发忠义，才可以化险为夷。他在奏疏中揭发严嵩父子十大罪状，概括起来就是三点：专擅朝政、贪赃枉法、结党营私。
皇帝接到这份奏疏，命内阁大学士李本代他起批示（当时叫做“票拟”）。李本慑于严嵩的威权，不敢自作主张，便向严世蕃征求意见。向被弹劾者透露弹劾内容，并且征求处理意见，看来十分荒唐，却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沆瀣一气的同党。严世蕃与严嵩义子赵文华一起炮制了“票拟”，李本全文照抄。这份皇帝圣旨传达的恰恰是严嵩父子的旨意，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圣旨”指责沈炼超越本职权限（即所谓“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大臣”，希图博取“直名”。是非颠倒，严嵩父子安然无恙，沈炼却遭到严惩。在一顿杖责之后，沈炼被革职流放塞外。六年后，严嵩父子无端捏造“谋叛”罪，处死沈炼，其长子充军边疆，次子，三子被活活打死。
严嵩以这样的手法向人们显示，要想扳倒他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然而正直官员并没有被吓倒。嘉靖三十二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再次挺身而出，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坏祖宗之成法、窃人主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专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他还指责严嵩“五奸”：皇上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皇上的言官都是严嵩的鹰犬，皇上的爪牙都是严嵩的党羽，皇上的耳目都是严嵩的奴仆，皇上的臣工都是严嵩的心腹。
杨继盛的弹劾较之沈炼，更加深刻，直指要害，言词也更加尖锐。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严嵩于死地。但是，在当时皇帝宠信严嵩的形势下，弹劾严嵩的胜算几乎等于零。杨继盛并非不知，因此他是冒死谏诤，宁愿以自己的死来营造一种扳倒严嵩的舆论。结局早就定了。何况杨继盛书生气太盛，居然在奏疏中批评皇帝“甘受嵩欺”，“堕于术中而不觉”。并且要皇帝叫他的两个亲王——三子裕王、四子景王——出来揭发严嵩的罪恶。老奸巨猾的严嵩这次亲自出马，在皇帝面前指责杨继盛挑拨皇帝与两个亲王的关系。皇帝大为恼怒，立即下旨：“这厮因谪官怀怨，摭拾浮言，恣肆渎奏。本内引二王为词，是何主意？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
杨继盛被关进锦衣卫的特务机构镇抚司中，遭受种种酷刑，要他交代幕后主使人。杨继盛身上有着传统士大夫那种引以自豪的名节正气，始终没有屈打成招。还是被毫无根据的判 处死刑。临刑前，他十分坦然，赋诗明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至死还在对皇上表明赤胆忠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而皇帝却把他看作草芥，以为他是因贬官心怀怨恨，而诬陷内阁首辅，死得活该。这正是杨继盛的悲剧，寄希望于这 样的皇帝，未免过于迂腐。
杨继盛之死，并没有使弹劾严嵩的风潮停息。接二连三的弹劾奏疏，不断地送进紫禁城，依然动摇不了严嵩的地位。上疏弹劾的官员却接连遭到惩处，不是发配充军，就是借故处死。
转机终于出现了。嘉靖四十年，向来善于阿谀逢迎的严嵩，一言不慎而得罪皇帝，从此失去了恩宠。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皇帝为了学道潜修，长期住在西苑永寿宫。嘉靖四十年十一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