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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二十一年二月，建文帝在程济陪同下，来到湖广，登章台山，赋吊古诗：“楚歌赵舞今何在？惟见寒鸦绕树啼。”六月，游汉阳，登晴川楼，又赋诗：“江波犹涌憾，林露欲翻愁。”再此流露对故国的思念。 一永乐二十二年二月，建文帝东行。十月，在旅店遇到史彬。史彬关切地问起道路起居，建文帝说：近来强饭，精爽倍常。于是同史彬下江南，回到吴江黄溪史彬的家。这时史彬的从叔祖史弘从嘉兴赶来，在客堂见到老和尚，问史彬：大师从何而来？史彬不答。史弘把史彬拉出，说：此建文皇帝也。史彬矢口否认，史弘说我曾在东宫见到过，是我的救命恩人。史彬只得如实相告。史弘顿首后，哭泣着问帝近况。建文帝说：赖各位从亡者给我衣食，得以周旋于险阻之间。二十年来，战战兢兢。今日想来，可以老终了吧！随后在史弘的陪同下，游览天台山，到宁波渡莲花洋。 匆匆间，成祖死，仁宗即位，不到一年，仁宗死，宣宗即位，十年后英宗即位。皇帝已经更换了好几个。政治环境的变换，是他再现真身的时候了。正统五年（1430年），正在广西的建文帝对程济说，我决意东行。
建文帝有文才，流亡中经常诗兴大发，最著名的一首就是：
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在贵州金竺的罗永庵，曾在墙壁题诗，其一曰：
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
凤还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渗。
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其二曰：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
南来瘴岭千层回，北望天门万历遥。
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唯有群鸟早晚期。
人们常说，诗言志。从这些诗中，不难体味到一位流亡皇帝的心灵呼声。巧得很，同寓所的一名和尚，窃得建文帝的诗稿，跑到思恩知州岑瑛那里，大言不惭地说，我就是建文皇帝！岑瑛大为惊骇，马上报告藩司。藩司下令把和尚与建文帝一并逮捕，飞章报告朝廷。当朝皇帝下诏：械入京师。皇帝命御史在宫廷中审讯，那和尚称：年九十余，且死，想葬于祖父陵墓旁。御史说：建文君生于洪武十年，距正统五年，当六十四岁，何得了九十岁？后来查实得知，这和尚名叫杨应祥，钧州白沙里人。报告皇帝后，判处死刑，下锦衣卫监狱关押。建文帝此时把实情告诉了御史，御史秘密上报皇帝，皇帝派曾经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探望虚实。建文帝见到吴亮，脱口而出：你难道不是吴亮？吴亮说：不是。建文帝纠正道：我有一天在便殿就餐，吃子鹅，一片肉掉到地上，你手里拿着壶，爬在地上把它吃掉了。还说不是你！吴亮伏地大哭。他知道建文帝左脚趾有黑子，查看后果然，想不到几十年后能够见面，痛哭不能仰视。于是，皇帝下令把建文帝迎入宫中西内养老，宫中人都叫他“老佛”，寿终正寝后，葬于西山，不封不树。因为很难给他一个名分，所以成为一座无名墓。
以上是野史根据传闻描绘的一段失落的史事，建文帝之谜在几十年以后，终于有了一个真相大白的结果。
由于建文时期的档案史料已被销毁，《明成祖实录》又充满谎言， 已经难以核实其正确性究竟有多少。因此清代学者颇多怀疑，例如万斯同在《明史稿·史例议》中就说：“明代野史之失实，无有如建文逊国一事。”朱彝尊在在明史馆时，为此写信给总裁，谈《明史》的建文帝纪的写法，对野史表示怀疑此文收在《暴书亭集》中，可以参看。乾隆时正式出版的《明史》，卷四惠帝纪，在写了建文帝焚死之后，又加上“由地道出亡”一段文章，依然是一团迷雾。因此现在要确切考证建文帝的下落，犹如雾里探花，那只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过，我以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第三章 “倭寇王”王直
谈到明代嘉清年间东南沿海的“倭寇”，首当其冲的代表人物就是王直，这个被称为“倭寇王”的人物，其实是一个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徽州商人。他本姓汪，因为在海上搞走私贸易风险大，为了避免连累家属，隐去真姓，改名为王直。这是一个值得细细研究的人物，由此可以探索所谓“倭寇”问题的真相。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葡萄牙占据澳门以前的诸问题》（《东西交涉史研究·南海篇》所收），依据《日本一鉴》及其他相关资料，首次指出徽州商人从事；海上贸易的史实。徽商研究的奠基人——日本学者藤井宏，在他的成名作《新安商人的研究》（刊登于《东洋学报》第36卷第l、2、3、4号【1953～1954年】），在藤田丰八的基础上，广泛收集资料，勾画出更为清晰的线索：嘉靖十九年（1540年），徽商许一（松）、许二（楠）、许三（栋）、许四（梓）在浙江沿海进行走私贸易，此时的王直还只是许氏兄弟的僚属。《筹海图编》谈到许栋时写道：“其党有王直、徐惟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等，出没诸番，分迹剽掠，而海上始多事。”《日本一鉴》的“海市条”指出，嘉靖二十二年，许氏兄弟与葡萄牙商人在浙江沿海的双屿港贸易，其伙伴王直于嘉靖二十四年前往日本，劝诱博多的日本商人前来双屿港贸易。由于这种贸易违反了明朝的朝贡贸易体制，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发兵袭击双屿港，捣毁了这个走私贸易基地，生擒了武装走私集团首领李光头、许栋，王直收拾残部，把走私贸易基地移到定海县以西八十里的海岛金塘山的烈港（沥港）。此后，东南沿海始终是王直武装走私集团的独占舞台。他凭借闽粤海商的势力，称雄浙江沿海。遭到官军打击后，他又在日本平户建立根据地，建都称王（先称净海王，后称徽王），控制了中日贸易，把徽州海商的海外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
藤并宏这种基于史料的实证研究，为理解王直与“倭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令人的是，这一研究成果很少被中国学者关注，迟至三十年后才在中国学者中激起反响。徽商研究的后起之秀唐力行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发表《论明代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从徽州海商的角度来考察“倭寇”，反过来考察日后成为“倭寇”首领的徽州海商，指出：“为了对抗明王朝的武力镇压和扩大贸易，海商们渐次组合成武装集团……这些船头又在竞争兼并中聚合成几个大的武装海商集团。其中，较有名的以徽州海商为首领的有许氏海商集团、汪直海商集团和徐海海商集团。”这里，他把王直写作汪直，这是他的一大贡献。他认为，《明史》中把王直改成汪直，很有必要。因为王直本姓汪，从事海上走私，风险大，为家属安全计，隐瞒真姓（汪）。《明史》有汪直传，以前多以为有误，其实王直本来就姓汪，而且汪氏是徽州的大姓，在浙江的杭州、绍兴经商的尤为众多。横行东南沿海。几十年的“倭寇”首领许氏兄弟、汪直（王直）、徐海等，莫不是徽州海商。
曲此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嘉靖年间的“倭寇”真相究竟如何？
20世界90年代出版的被称颂为“里程碑”式的权威著作《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倭寇”条说：倭寇是指“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这个结论是很成问题的。也难怪这个条目的撰写者，它其实是以往历史学界流行的观点。但是这种历史认识已经远远落后于史学自身的发展了。
20世界80年代以来，史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对“倭寇”重新加以检讨，从历史事实出发，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与“倭寇”》认为，“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一场中国内部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戴裔煊《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认为，倭患与平定倭患的战争，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是外族入侵。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说得更加彻底：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视为“倭寇”，王直集团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的外衣，他们其实是“假倭”，而“真倭”的大多数却是王直集团雇佣的日本人，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以上新论或许有待完善，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毫无疑问更加接近历史真实。
在这方面，海峡彼岸的学者领先了一步。早在1965年陈文石发表了《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从沿海走私贸易的角度去透视“倭寇”，结论是：嘉靖年间的倭患是明代海禁政策造成的后果。他的研究思路，被林丽月所发挥，写出了《闽南士绅与嘉靖年间的海商走私贸易》，着力论证闽南士绅投身海上走私贸易，难免有蔑视朝廷法令与地方官之嫌，但就促进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应不无正面意义。
众所周知，“倭寇”问题涉及日本，日本学者作了大量研究。但是，以往中国学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关注。只要稍加留意便可发现，日本学者以他们特有的实证风格，揭示出与上述中国学者大体相同的见解。山根幸夫在《明帝国与日本》中，谈到“后期倭寇”时，强调指出以下两点：一是后期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二是倭寇的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废止“禁海令”，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倭寇问题专家田中健夫曾写过《倭寇》、《倭寇与勘合贸易》等专著，《日本史大事典》的“倭寇”条即出于他的手笔。他认为，由于时代和地域不同，“倭寇”的意味和内容是多样的，不要把“倭寇”当作连续的历史事象去看待。具体到嘉靖年间中国沿海的“倭寇”，他强调，日本人参加的数量是很少的，大部分是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等。
如果平心静气把上述论断与《中国历史大辞典》“倭寇”条加以比较，那么其间的是非明的，所谓倭寇即“明时骚扰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云云，是值得商榷的。
明朝建立以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了官方与海外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以外，其人贸易一概禁止。开国皇帝朱元璋定下来的规矩：“申禁人民无得出海与外国互市”，成为历代皇帝必须遵守的“祖训”。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国家纷纷东来，海外贸易的需求迅猛增长，海禁政策愈来愈不合时宜。在近邻日本方面，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也发生了新的矛盾。嘉靖二年（1523年）的“争贡”事件，使这种矛盾尖锐化。所谓“争贡”事件，是嘉靖二年日本大内氏贡使与细川氏贡使为了争夺朝贡贸易的特权，在宁波港发生械斗。明朝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市舶司（主管外贸的机构），中止日本与中国的朝贡贸易。正常的官方贸易断绝，民间走私贸易便取而代之。沿海的走私贸易商人向日本商人提供棉布、生丝、丝织品、陶瓷、铁锅、水银、药材、书籍等中国商品。海禁愈严，价格愈贵，获利愈厚，铤而走险者愈多。《筹海图编》卷二倭国事略记载当时运往日本的中国商品的情况，非常有意思，故引录于下：
丝：所以为织绢纻之用也。盖彼国自有成式花样，朝会宴享，必自织而后用之。中国绢纻，但充里而已。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每百斤值银五十两，取去者其价十倍。
丝绵：髡首裸裎，非此不能耐寒，冬月非此不暖。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至二百两。
布：用为常服，无棉花故也。
绵绸：染彼国花样，作正服之用。
锦绣：优人戏剧用，衣服不用。
红线：编之以绣盔甲，以束腰腹，以为刀带、书带、画带之用。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七十两。
水银：镀铜器之用，其价十倍中国。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三百两。
针：女工之用，若不通番舶而止通贡进，每一针价银七分。
铁锅：彼国虽自有而不大，大者至为难得，每一锅价银一两。
瓷器：择花样而用之。
古文钱：倭不自铸，但用中国古钱而已。每一千文价银四两，若福建私新钱，每千文价银一两二钱。
药材：诸味俱有，惟无川芎，常价一百斤价银六十七两。其次则甘草，每百斤二十金（银二十两）以为常。
你看，如此巨大的一个市场，如此巨大的利润，对商人的诱惑力之大可想而知，要想禁是禁不住的。
王直在沿海活动的最后目的，是“要挟官府，开港通市”。这八个字的含义十分清楚，要求政府放弃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使海上走私贸易合法化。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要求是合理的。随着葡萄牙商人、西班牙商人的东来，已经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漩涡之中，海禁政策与此格格不入，朝贡贸易又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增长速度。王直虽然带有谋求私利的动机，但是他对于国际贸易形势的判断比那些保守的官僚更胜一筹。
王直在接受朝廷招抚后所写的《自明疏》是一篇有价值的史料。他首先说明：“窃臣（王）直觅利商海，卖货浙（江）、福（建），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屡立微功，蒙蔽不能上达，反罹籍没家产，臣心实有不甘。”接着他向朝廷报告日本的情况；“日本虽统于一君，近来君弱臣强，不过徒存名号而已。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