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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读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攘外必先安内“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但是只要不因人废言，设身处地观察晚明时局，那么不得不承认，杨嗣昌阐述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安定在是当时唯一可取的选择。这一点在当时朝廷中江无异议，分歧只存在于攘外的策略方面。
为此必须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两银子。对于杨嗣昌在赋税中加派军饷（剿饷）的建议与做法，在明朝灭亡后，不少遗老遗少都予以严厉抨击。彭孙贻就是一个代表，他在《流寇志》中对此评论道：杨嗣昌加派军饷是”重困吾民“，”一言而亡国“。实在是过于偏激的不实之词。其实作为一个应急措施，开征剿饷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正如邹漪《明季遗闻》所说，把”加饷殃民“作为杨嗣昌的罪状，恐怕未必可以作为定论，因为剿寇需兵，用兵需饷，卢象升督师已经建议请行，设身处地，不必苛求。
杨嗣昌增兵增饷是为了”安内“，实现”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根据这一计划，陕西、河南、湖广、风阳为”四正“－－即四个正面战场，要这四处的巡抚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延绥、山西、山东、应天（南直隶）、江西、四川为”六隅“，要这六处的巡抚以”防“为主，以”剿“为辅这四正、六隅加起来就是”十面张网“。总之，不论主战场在那里，都要布下罗网，形成围剿之势。杨嗣昌向皇帝保证，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在此后一年中，这一计划显出威力，熊文灿的湖广大力招抚，张献忠等部农民军陆续接受招抚；洪承畴、孙传廷在陕西围追堵截，李自成等部农民军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与刘宗敏等十八人逃往商洛山中。至此，造反大军已扑翦殆尽，”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可以望到尽头了。
就在关键时刻，崇祯皇帝在攘外与安仙的两难抉择中，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致使表势发生剧变，错失安内大好时机。
崇祯十一年九月，满洲武装分两路突破长城要塞，大举南下，京师戒严。皇帝把卢象升从中原战场北调，总督天下援兵保卫京师。不久，卢象升战死沙场，年仅三十九岁。洪承畴、孙传廷奉调保卫京师，洪出任蓟辽总督，孙出任保定总督。
由于中原兵力全部调到北京附近，而且清军撤退后，又不及时回访，致使中原空虚。在湖广谷在接受招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于崇祯十二年五月初六日，重举义旗，大败左良玉所统率的官军，原先接受招抚的各部农民军纷纷起兵响应。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也纠集旧部，进入河南。形势急转直下，皇帝下令逮捕直接责任人－－督师总理熊文灿。
八月二十五日，皇帝决定委任杨嗣昌以内阁在学士身份，前往湖广，代替熊文灿督师，再度把”安内“放在”攘外“之上。然而”安内“的最好时机已经错失，而且精锐部队大部分都集结于北方长城一线。杨嗣昌要完成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官，等待他的只能是悲剧下场。然而这幕悲剧的开场却是极富喜剧色彩的。九月初六日，皇帝在平台为他饯行，并且送给这位督师大学士一道亲笔书写的诗：
盐梅今暂作干城，
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靖，
还期教养遂民生。
皇帝听杨嗣昌念罢，笑着说：”朕为卿赠行。“他的诗巧妙借用典故，预祝这位盐梅上将马到成功。看得出来，皇帝对于杨嗣昌不仅推崇备至，而且寄予厚望，希望能够”一扫寇氛从此靖“。
打了一点胜仗以后，皇帝又给千里之外的杨嗣昌发去亲笔手谕：”谕督师辅臣：卿自昨年九月初六日辞朝至今，半载有余矣！无日不悬朕念，与行间将士劳苦倍尝，而须发尽白，深轸朕怀。“字里行间流露出皇帝对这位督师辅臣的特殊感情，连须发尽白也挂在心上。在此之前洪承畴、卢象升曾屡次打过大胜伏，从朱见皇帝如此动情，唯独杨嗣昌有此殊荣。对于杨嗣昌而言，皇恩浩荡之外又有亲如家人的牵记，令他感动得五体投地，直至以死相报！
杨嗣昌无论如何不曾料到，玛瑙山大捷以后，再也没有打过胜仗，他自己间然成为矛盾的焦点，在与下属关系的协调中一筹莫展，其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与骁勇善战的左良玉关系搞僵，是一大失策。原先杨嗣昌再三向朝廷保荐左良玉为”平贼将军“，后来看到左良玉飞扬跋扈难以控制，又想让陕西将领贺人龙为”平贼将军。“结果，两面不讨好，失去了左、贺两名大帅的信赖。
不独左、贺领兵消极观望，那些总督、巡抚为了保存实力，都想从围剿中抽身，张献忠从湖广进入四川后，压力大减，如鱼得水，运动战打得很有声色，杨嗣昌跟在后面团团转，束手无策。
为了分化瓦解，杨嗣昌下令：赦免农民军将领罗汝才等人的罪状，唯独张献忠不赦，有擒斩张献忠者，赏银万两。张献忠针锋相对，派人在杨嗣昌的行营衙门中张贴传单，上面写着：”有斩阁部（杨嗣昌）来者，赏银三钱“。在心里较量上，杨嗣昌明显处于下风。
张献忠是运动战高手，半年之内，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上川，杨嗣昌老是指挥军队在后面追赶，根本无法交锋。正如张献忠在打油诗里讥讽的那样：
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
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尺路。
杨嗣昌的尾随战术终于露出了危机。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在河南突然攻下洛阳，处死了当朝皇帝的亲叔－－福王朱常洵，把这个体重三百六十斤的大胖子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和鹿肉放在大锅中煮，在洛阳西关周公庙举行了一场”福禄宴“（谐音福王与鹿）。消息传到宫中，崇祯皇帝大为震悼，停止上朝三天。近日来，他一直在为其他藩王担心，唯独不担心分封在襄阳的襄王，因为襄阳是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所在地，驻有重兵。正当他在武英殿向左右近侍询问开封的周王近况如何时，忽然宗人府官员传进襄王府福清王（襄王次子）的紧急公文，他大惊失色，拍案而起，喃喃地说：果然，襄王也不免于难了么？打开奏章一看，果然如此：二月初四半夜，张献忠的军队攻放襄阳，南门起火，一城糜沸，初五日，襄王在西门城楼被杀死，然后放火烧城，肢体化为灰烬。皇帝的悲恸，不仅是远房叔祖朱翊铭之死，而是感慨于于形势的剧变。令他不解的是，杨嗣昌为何至今不不向他报告此事？
其实此时杨嗣昌已经病入膏肓了，崇祯十三年底至十四年年初，杨嗣昌已身患绝症，正月初六日病情趋于严重。正月初八日向皇上报告军情时，隐给流露了行将就木的忧虑：”臣忧劳病瘁，奄奄垂毙，襄库馨尽，心亦忧煎，不知死所。“他的病是心力交瘁所致，明知无法力挽狂澜，却要硬着头皮去力挽狂澜，还要表现出胜券在握的样子，精神压力之大，非常人所能感受。自从奉命督师以来，这位盐梅上将除了玛瑙山大捷，再没有打过一次胜仗，部将不听调遣，被张献忠牵着鼻子走，狼狈不堪。而皇帝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班师回朝。心力交瘁的杨嗣昌终于一病不起。
正当他在四川团团转时，张献忠突然指挥军队出用，飞奔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所在地－－襄阳。襄阳方面还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张献忠的军队已经到达当阳。张献忠派罗汝才截断郧阳与襄阳的增援路线，自己率领精骑，一日一夜飞奔三百里，直插襄阳。二月初，兵临襄阳城下，派遣十二名士兵冒充杨嗣昌督师衙门的差官拿着调兵文书入城。二月初四日半夜，城中内应放下吊桥，迎接大部队，襄阳不战而下。
天明后，年逾七旬须发尽白的襄王朱翊铭被押到西门城楼，吓得浑身发抖，跪倒在张献忠脚下，连喊：”求千岁爷爷饶命！“
张献忠讥讽道：”你是千岁，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头用。“
朱翊铭一听，慌忙讨好：”宫中金银宝玩任千岁爷爷搬用。“
张献忠回答；”你有何法禁我不搬哩？只一件事，你不给我头，那杨嗣昌不得死。“说罢，下令处死襄王朱翊铭，同时处死的还有贵阳王朱常法、兰阳王母徐氏等四十三人。
杨嗣昌以为襄阳防守严密，不足为忧。张献忠从陆路出川，他从水路沿江而下，二月二十八日赶到夷陵（宜昌），方才得知洛阳、襄阳陷落，福王、襄王被杀的凶闻接踵而至，不禁大恸：无脸再见皇上！原本身患重病的他，遭此惊吓，顿时绝望，饮食不进。赶剑荆州沙徐家园，便卧床不起，一切大事都交给监军万元古代理。万元吉问他：师相病情如何？为何不报知皇上？杨嗣昌只吐出两个字：不敢！
二月初一日，杨嗣昌病死于沙市徐家园，终年五十四岁。崇祯皇帝得到杨嗣昌的死讯，专门下达圣旨，力排众议，给他极高的评价：”督师阁臣杨嗣昌，功虽未成，尽瘁堪悯。“并且感叹：”杨嗣昌死后，廷臣无能剿贼者。“舆论却一致谴责杨嗣昌，主张追究责任。皇帝不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反而追赠他”太子太保“头衔。皇帝对杨嗣昌的眷顾，始终如一，在崇祯朝五十名内阁辅臣中，堪称独一无二。确实，杨鹤、杨嗣昌父子为明朝力挽狂澜，而献出了生命，皇帝还能谴责什么呢？
第十四章 袁崇焕与毛文龙
第一节 毛文龙的功过是非
毛文龙何许人也？一般读者可能会感到陌生。
确实，毛文龙在明末的历史舞台上犹如跑龙套般地一闪而过，没有给人留下甚么印象，彷佛辽东上空滑过的一颗流星，迅即消逝。不过他本人倒并非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而是明朝止式任命的驻守鸭绿江口战略要地的东江总兵，在明朝和后金（清）、朝鲜的边界地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崇祯二年他死在督师人人袁崇焕的尚方宝剑之下，由于袁崇焕的赫赫威名与耀眼光环的笼罩，毛文龙黯然失色，甚至模糊了原来的本真面目。到了历史学家笔下，毛文龙的功过是非到底应该怎样评说，似乎成了一个问题。
最早研究毛文龙的李光涛先生，早在20世界40年代就撰写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筚路蓝缕，从漫无头绪的史料中探幽索微，清理了毛文龙史迹，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历史的抑或是现实的？）把毛文龙作为东江总兵的作用全盘否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对袁崇焕杀毛文龙人加赞扬：“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态度实在难以令人心悦诚服，历史学家需要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感情用事或许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时代局限，人们能够理解。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20世界80年代以来，研究袁崇焕成就卓著的阎崇年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参看阎崇年《论袁崇焕》及《袁崇焕“斩帅”辨》，均收于阎著《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用心颇为良苦，结论却过于绝对，与四十多年前李光涛先生遥相呼应，一个说毛文龙一无是处，一个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有“一无是处”或“一无错处”的人和事吗？具体而言，毛文龙真的一无是处，袁崇焕杀毛文龙真的一无错处吗？
不妨看看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毛文龙，浙江杭州人，年轻时穷困潦倒，学麻衣相术，摆测字摊，替人看相谋生。以后浪迹江湖，来到山海关外边塞，度过二十多年行伍生涯；天启元年被友人引荐给辽东巡抚千化贞，成为标下游击。后金（清）攻陷辽阳，他从海道遁回，乘虚占据鸭绿江边的镇江堡，升任副总兵。镇江堡被后金（清）攻陷后，他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随后晋升为总兵。皮岛也称东江，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鹿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地理位置居于辽东、朝鲜、山东登莱二州的中间，号称孔道。在后金窥视辽东的形势下这个地区对于明朝是极具战略价值的。毛文龙登岛后，披荆斩棘，筹备器用，召集流民，通行商贾，南货绸布，北货参貂，挂号抽税，不过几年皮岛就称为东江雄镇。
天启三年，毛文龙与部下计议：辽东要地唯金州（即金州卫，今金县）南通旅顺口，北至三年坝，西通广宁，东可收复大地。如果占据此城，陆路可以遏制后金（清）骑兵，水路可以前往登州运粮。使率部将张盘等攻下金州，命张盘驻守金州，自己仍、退回皮岛，互为犄角之势。由于此战告捷，朝廷晋升毛文龙为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确认并扩大他发镇皮岛的事权。
当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毛文龙在海外有牵制努尔哈赤军队的功劳，从《明熹宗实录》可以看到，兵部的估价是：毛文龙灭奴（按：指努尔哈赤）不足，牵奴则有余：工科给事中杨所修的估价更为具体：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酋肘掖间撩动而牵制之：奴未出老巢则不时攻掠，以阻其来；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因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