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这篇专论是张光年撰写的）。周扬可能以为这样大规模地对文联、作协和文化部负责人的激烈批判，可以保住中央宣传部和他们这几位管文艺工作的人。可是他想错了。1964年—1965年他们领导的文化界党内整风的后果，除了邵荃麟、夏衍、田汉、阳翰笙、陈荒煤等等，这些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人物，成为“文化大革命”前夕最早的牺牲品，遭遇了长期苦难；再就是给隔年后江青在林彪支持下搞出的，毛泽东批发的、使文艺界全军覆没的《部队文艺工作纪要》中的“黑八论”，提供了现成的结论，如“写中间人物论”、“反题材决定论”、“离经叛道论”，其“功”不可没也。再就是有两位检查组成员，新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但是，周扬他们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发动，中宣部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正、副部长，文化部的头儿，这些主管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的领导干部，都成为最先被抛出的人。
胡乔木和周扬（3）
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胡乔木作为邓小平时代参与制定改革开放政策和重要文件（如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人作出了他新的贡献。关于文艺问题，胡乔木作为党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负责人也作出了他的贡献，这就是他关于废除 “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提法的讲话，这一重要的文艺政策宣示，也只有胡乔木（而不是周扬）方能充当此一角色。当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人们感觉胡乔木的讲话，也需适应局势的需要。所以人们觉得，他的讲话或会见文艺工作者的谈话，也是“思潮起伏”，有点自我矛盾似的。有时似乎格外严厉，有时却宽容些。作为党中央意识形态的一个宣讲人，他有时似乎也有点身不由己。
周扬复出后，也成为新时期意识形态方面，一个活跃的人物，如他关于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讲话和文章，就发生很大的影响。周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苦难和反思，他时常反省自己，向曾经被他整过的人们道歉。他的言行，使文艺界不少人对他产生了新的好的观感。1983年，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纪念马克思百年诞辰的长文，提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前进和发展，其实是很必要而及时的探索，表现了他的理论勇气，是周扬做的一件好事。虽然文章是他委托几位同道的学者起草的，但也能代表周扬在新时期的最新观点。然而写长文批评他的却是他的老同事胡乔木。周扬为此而有了难言的不好的心情（参看韦君宜《忆周扬》一文）。在周扬，我觉得他应想得开，因为历史自会对他这篇文稿作出评价。而胡乔木，也许又是身不由己地做了一件并不一定孚众望，也避免不了将由历史鉴定其是非的事。
两位当代中国有影响的文化工作领导人已经逝去，他们都有值得人们怀念的地方。
2000年2月10日
（原载《黄河》杂志2000年第3期）
沈从文写《跑龙套》
沈从文解放后沉默了许多年，在历史博物馆默默无闻地做着登记、保管文物等琐细、具体的不为人知的工作。只有他的部分亲友如汪曾祺、黄永玉以及夫人张兆和的同事，跟他常有往来。每当张兆和的同事去看他，沈从文往往显得很热情，说起他发现、保管的心爱文物，则如数家珍。但这些小文人（编辑呀，小说爱好者呀）爱说点当今文坛上的事儿，也常常问及沈从文，“可还在写作？”“您的小说选为什么选得那样少？”……每当这种时刻，夫人张兆和总是以眼色、微小的动作，暗示沈从文“三缄其口”。这种微妙的局势，自然被编辑们感知了。他们知道，那阵子要请沈从文重新拿起笔来是很难的事。张兆和呢？私下里被沈从文戏称为“政委”，意思是说：你是为我“把关”的人，首先是把住我的口舌关，不要乱说乱动啰！
却说1956—1957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双百方针，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长文，文艺界自然要努力贯彻。主管文艺界的周扬一再“耳提面命”中国作家协会各刊物的负责人，要“请动”多年搁笔的老作家写稿。周扬对《人民文学》的主编严文井说：“你们要去看看沈从文。沈从文如出来，会惊动海内外。这是你们组稿的一个胜利！”作家严文井早在30年代，就在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副刊发表过最初的作品，跟沈从文私交不错，这时欣然从命，很快跟《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李清泉一起去看望了沈从文。
结果沈从文拿出一篇短小的散文，这就是《跑龙套》，发表于《人民文学》1957年7月革新特大号，被特意安排在本期散文的头条。《跑龙套》是一篇随笔式小文，看似写京剧的“龙套”角色，并对京剧的这些“永远是配角的配角”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娓娓道来，见出沈从文对京剧的热爱、内行。但细心的人不难看出，作家并没有隐讳而是如实地写了他自己在全国解放后的某种心态及当时处境。他在文章的开头写道：“近年来，社会上各处都把‘专家’名称特别提出表示尊重。知识多，责任多，值得尊重。我为避免滥竽充数的误会，常自称是个‘跑龙套’角色。我欢喜这个名分，除略带自嘲，还感到它庄严的一面。因为循名求实，新的国家有许多部门许多事情属于特殊技术性的，固然要靠专家才能解决。可是此外还有更多近于杂务的事情，还待跑龙套的人去热心参与才可望把工作推进或改善。一个跑龙套角色，他的待遇远不如专家，他的工作却可能比专家还麻烦些、沉重些。”在历史博物馆的若干年，沈从文正是以一种从头学起，不怕麻烦、不畏沉重的姿态，勇敢地担起了那些“近于杂务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腔热情地去参与，充分意识到这是为新的国家添砖加瓦，一份值得的不可或缺的行当。尽管有时也带点自嘲的味道，但庄严感是主要的。作家、学者沈从文这种甘心充当“龙套”，“跑”起“龙套”来一丝不苟的精神，实在令人尊敬。当然，随后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为沈从文专心致志地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改变了他那难以发挥专长“跑龙套”的待遇，这又是十分值得庆幸的事。自此以后三十多年，沈从文沉埋于他新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很少再发表文学作品。
老舍“赶任务”
1958年下半年某天，《人民文学》杂志负责人陈白尘打电话给老舍先生，请他就当天《人民日报》重要社论写篇“表态”短文。老舍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并且分管《人民文学》的工作，这样说来，《人民文学》的负责人无疑是他的下级；但老舍又是非党人士，《人民文学》的党员负责人，请他就党报社论写稿，无疑他会把这看成是响应党的号召，他一般不好拒绝，而十之八九要去努力完成的。果然第二天，老舍送来他的短稿。
评论组的编辑立刻将稿件呈送陈白尘。白尘看完稿后，有点哭笑不得地对这位编辑说：“老舍先生搞错了，我是想请他就《争取文学艺术的更大跃进》这篇社论写，谁知他写的是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既然这样，文章发还是发吧。”原来那天《人民日报》有两篇社论，一篇发在第一版，是陈白尘说的那篇社论，一篇“藏”在第二版，是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的，这一点，恐怕连陈白尘也没留意。而老舍先生不知出自什么考虑，他选择了就第二篇社论发表感想。
像老舍、曹禺这样的大作家，也包括像陈白尘这样有影响的剧作家，无法拒绝接受带政治性的任务而去“赶”，据我所知，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这类事情时常发生。例如曹禺为配合抗美援朝反细菌战写了多幕话剧《明朗的天》，60年代为了提倡“卧薪尝胆”精神，写了多幕历史剧《胆剑篇》。60年代，喜剧作家陈白尘接受任务写正剧《鲁迅传》（电影剧本），费时数年之久。
近年有些文章论及曹禺、老舍等作家解放后写的作品许多不及解放前的。对这一复杂现象，我觉得不能简单化地对待，而需做仔细的分析，方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我个人认为谈论这些问题，不能离开作家当时所处的环境，不宜从主观上苛责作家。
仍以老舍先生为例。像赶写短文章之类的“公差”，一年四季在他不会太少的。文学艺术的“大跃进”或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不因老舍先生是否写表示拥护的短文而有所损益，但是他的真正的佳作，如《骆驼祥子》、《茶馆》，却不是任何人能够写出、代替的。尽管是写短文章而又限时完成而又政治色调很浓、非他所长，仍要费去他一些时间、精力；假如他正在集中创作他已经酝酿很久、亟待完成的作品（正是1958年他写出了不朽名作话剧《茶馆》），这就构成了对他的打扰，分散了精力，够烦人了。这还是写小文章，赶一些小任务，如果是接受一个“重大的”任务，需得去采访、了解、熟悉，那就旷日持久，往往只好将自己酝酿成熟、正在进行欲罢不能的创作放下来。而新的“任务”呢？又未必一定能够完成得好。多年以来（至少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老舍先生常常处在想写自己最想写的东西而又无法拒绝、不断接受新“任务”那样一种窘境中。记得有一回也是60年代初期一位编辑上门约稿竟被向来彬彬有礼的老舍先生不客气地“推了出来”（编辑原话），我想这正表现了老舍某种时候的烦躁情绪。
仍是1958年初，作协动员作家订创作规划的时候，老舍先生就告诉过别人，他想写一部自传体小说，他是北京穷苦的旗人，他想写旗人的生活，写自己的童年……但是这样的创作设想并未受到重视，倒是仍然不断地受到其他“任务”的冲击。
60年代初期，不知是哪位尊者生出了奇想，老舍先生在旧时代写出了以人力车工人生活为素材的颇有影响的小说《骆驼祥子》，那么今天何不再写一篇以解放后北京三轮车工人生活为描写对象的《骆驼祥子》的“续篇”呢？老舍先生终于接受了这个建议。为了“促进”老舍的创作，《人民文学》杂志专门抽出一位熟练编辑，陪伴老舍采访，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个时期。遗憾的是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老舍并没有写出反映新社会三轮车工人生活的作品。我曾听那位编辑说，虽说进行了不少次采访（主要是去北京火车站及前门一带，只有那些地方才有三轮车工人）。老舍先生仍然感觉茫然，不知写什么好……
在60年代老舍先生写成的有印象的作品倒是童话剧《宝船》。我还清楚记得那是1961年早春的一天，老舍先生亲切地打电话到《人民文学》编辑部来，说他写了一篇《宝船》，要编辑部去人听他“念一念”。《人民文学》很快发表了这篇充满儿童情趣、语言精妙的作品。而这篇佳作既不是谁派的任务，事先编辑部也一无所知。
“文化大革命”初期老舍先生被迫害致死，这是中国的悲剧，一代文豪带走了多少未及出世也不愿再出世的名篇佳构，造成了永久的遗憾。
1978年，老舍夫人胡挈青托人给《人民文学》杂志送来老舍先生的遗作《正红旗下》。我一看立即明白这是老舍先生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当读完这部仅仅有八章的未完成的小说稿，没有人不会说这是一部杰作，一部永远无法看见完成稿的杰作；一部难得的、独一无二的描写清末、民国初年旗人生活、社会风习的鸿篇巨制；一部艺术上字字矶珠、炉火纯青的作品。
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新时期，我时常设想：假使更早些能够更清醒地处理好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能够按艺术规律办事，不让这些艺术上早已是“大师”级的人们去赶那些大大小小的并非他们擅长而勉强为之的“任务”，充分尊重他们自己的意愿去写他们已经孕育成熟的作品；假使没有那样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将他们身不由己地卷进去……那么，像《茶馆》这样震惊世界的名篇，像《四世同堂》这样的宏篇佳构，在老舍先生，那是完全有希望继续出世的。《正红旗下》这篇未完成的杰作就是一个明证。
赵树理后期的困惑（1）
最近有的评论文章针对前几年某些人对赵树理创作的贬低，而充分肯定了赵树理创作的方向、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就和影响等等，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如果认为赵树理的创作道路一直是宽广、顺遂的，不存在前期和后期的差别，也就是说只承认前期的宽广、自如、顺遂，而不承认或者抹煞后期作家的困窘、困惑、不自如，我以为这同样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无助于正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老赵如果泉下有知，恐怕也会大声呼喊：“先生，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你听我说……”
老赵现在当然只能缄口不言了。但是作为一个目击者、见证人，我愿说说赵树理后期创作里的苦恼、困惑。
任谁也难以否认，赵树理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至建国初期，也就是从40年代到50年代初期，小说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突出成就。从1943年写《小二黑结婚》起始到1955年发表《三里湾》，短短十来年间，他写出了许多篇脍炙人口的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福贵》、《催粮差》、《邪不压正》、《传家宝》、《登记》等等，真是一篇又一篇，接二连三，如喷泉般涌出来，且多是内容形式浑然统一，艺术圆熟的上乘之作，直至1955年写出描写合作化初期农村生活的小说《三里湾》，观察仍相当敏锐，艺术上有不少篇章仍清新、可喜。这十几年是赵树理小说创作最活跃的时期，他写得那样好、那样多，这正反映了作家在创作中顺遂、自如的状态，他的面前有一条宽广的路。作家对生活的感受、表现，他的革命现实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