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者的威胁时那样，这是非常可贵的。郭老先是保持沉默，面对这一男一女两个丑类；而最后他说了一句：“我是指的蒋介石。”据周而复说，郭老重病时，他身边的护理人员常听他喃喃自语：“你们把我捆了？”“坚决不屈服，要我的命也不行！”（见周而复：《缅怀郭老》，《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读到此，我非常受感动，郭老的刚性，大渡河似的刚烈性格复活了。所以“四人帮”粉碎后他写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的诗既传达了人民的心声，也是完全发自他内心深处的呼喊。
五、郭老和茅公，两位世纪文化巨人的圆满结局郭老与茅盾，这两位与20世纪中国的革命和变革同步的老人是有幸的。他们在青年时期，亲身参加、迎来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第一道新曙光。而在半个多世纪后的老年，他们又亲见了中国迎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振兴科学、教育、文化，走向民主、法治的第二道新曙光。“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郭老已经重病缠身，但3月份党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他仍然带病出席，并以“科学的春天”为题，发表热情洋溢的书面讲话。5月下旬中国文联第三次扩大会开会，他的病更重了，无法出席，但他仍写了书面发言，期盼彻底解除了“四人帮”强加的精神枷锁，解放了文艺生产力，我国文学艺术会走向真正的繁荣。他最后满含深情地说：“文艺界的朋友们，我的心飞向了你们！我的感情和你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没过多久，他就辞世了。茅盾先生在“四人帮”粉碎后，虽说年老体弱，但他的精神实现了解放，他对未来重又燃起信心，总愿意为这已经到来的新时期做点事情。我还记得1977年10月下旬，《人民文学》杂志举办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我们打算邀请一些文艺界著名人士和中青年作家到会。这将是文学界的人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集会，这时文联、作协都还没有恢复。编辑部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立刻想到了刊物的第一任主编、作协主席茅盾先生。于是我和周明打前站，去到交道口南三条茅盾先生的新住所，先去探望茅公。我们在后院书房里见到了茅盾先生，他身体比以前消瘦多了，且在冷季，常犯哮喘，视力也大大减退。但先生仍未放弃看书、写字。一听说《人民文学》将开小说座谈会，先生显得兴奋，答应争取到会。开会那天，天气也是阴冷冷地，但去接茅盾先生的车，居然将茅公接来了。会上许多文学界的老人走到茅公面前同他握手问好，中青年作家更是热情如火地将他们敬爱的师长围了起来。茅公在这次会上发表了讲话。一个月后，《人民文学》编辑部邀请在京的更多文学界人士开座谈会，这次除了批判“四人帮”炮制的“黑线专政论”，还酝酿恢复文联、作协。茅盾先生又一次应邀到会。关于恢复文联、作协，记得茅盾先生在讲话中幽默地说了一句，谁也没有听说取消了文联、作协，我还是全国作协的主席呢！茅盾先生的意思很明白，恢复文联、作协是很自然的事，说恢复就可以实现恢复。实际上文联、作协的工作也是渐渐地恢复了，正式宣布恢复则是1978年5月开了文联全委扩大会之时。茅盾先生以自己的行动，热情支持了文联（他原来就是全国文联的副主席）、作协在新时期恢复工作和拨乱反正。不仅如此，他以多病的高龄，写出了极具历史价值的部分回忆录。两份遗言，一是申请恢复党籍，一是稿酬25万元留赠中国作家协会，做长篇小说获奖者的奖金。茅盾为自己追求理想的一生，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2001年1月5日写完2月3日改定（本文2001年《炎黄春秋》杂志分两期刊载）
胡乔木和周扬（1）
胡乔木生于1912年，比1908年出生的周扬小四岁。早年，他们的革命阅历差不多，30年代中期，同在上海左翼文化团体担任领导工作。所不同的是，30年代初期，胡乔木是在北平参加共青团，走上革命之路。而周扬是自日本留学归来，喝过“洋水”。他们都在1937年到达延安。胡乔木是冯雪峰介绍给毛泽东的，他比周扬早到几个月，最初在中央青委工作，是韦君宜等人的上级。1941年，他调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从此成为中共中央重要的笔杆子。1964年我去延安参观，看见胡乔木办公处所，离毛泽东住地很近，可见他是毛泽东离不开的动文墨的人。而周扬在延安时期最权威的职务是1938年4月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他本是该院发起人之一，后来长期担任院长。新中国建立后，“鲁艺”的教员、学生遍布全国，大多是各文艺部门的骨干及当头儿的人。
新中国建立后，胡乔木、周扬都是分工管意识形态、管宣传、文化工作的重要负责人。胡乔木作为党中央文件起草人之一，他离党中央、毛主席更近，得到的信息更多。公开的职务虽然都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6年开“八大”，胡乔木当选中央委员，并被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而周扬仅是候补中委），胡乔木在党内的地位明显比周扬高。1951年毛泽东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并列，认为是中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见“毛选”第五卷49—50页）。1951年11月24日，胡乔木代表党中央给全国文联领导成员和文艺工作者作《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主旨讲话，阐释上边的意图，要大家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造自己的思想，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周扬则以文艺领导人的身份发表讲话：《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
但周扬在他领导的文艺工作范围，则居绝对权威地位，给人以“前呼后拥”的印象。周扬好作报告，也喜作即兴讲话。与会的作家、文人们在自己发言前总要先说一句“我拥护”或“我完全拥护”或“我赞成周扬同志的讲话”，好像这已成为一种程式。当年作为一个听会的年轻人，我起初是不大习惯这种方式的。文艺工作者在一起谈论文艺问题应是民主、平等，自由发表意见，为什么要讲这样的套话，尊卑分明呢？
周扬和乔木，完全是两种气质风格。胡乔木像个京派文人，我听过他讲话，从容、平静，严谨、理性，逻辑性强。据说他并没有草稿，而出口成章，听者觉得条理分明，像是一篇写成的文章，没有一句废话。这可能跟他长期动脑动笔的文件起草人习性有关系。周扬则是道地的海派，话语滔滔不绝，旁征博引，议论风生，随意发挥，没有明显的逻辑、条理。讲着讲着，“灵感”涌现，甚至激情澎湃，不乏“思想的火花”和妙语、佳句，使他的讲演高潮迭起，处在一种最佳状态。例如1956年下半年，他关于反对个人迷信，思想“解冻”，批判斯大林问题的一篇讲话就是这样。他讲话的特性是，你初听一两次，会觉得新鲜，听多了就感觉腻烦，因为他不再给人以新东西，常常重复自己，甚至颠三倒四地重复自己。还有个特性是，第二次的讲话是对第一次的颠覆，是个急转弯，而他两次都可以讲得自如，头头是道，慷慨激昂。甚至两次都使人觉得，他动了真情。例如1957年上半年，他关于贯彻“双百”方针，鼓励鸣放和1957年下半年，他批判右派（《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两次完全不同的讲话。他的适应能力之强，人所莫及。周扬的确是个天生的演说家，宣传鼓动家。他以演说见长，而不在学问文章。他的文艺理论文章，“应时”之作较多；有的只有片断的闪光，难成什么体系。能留下来的恐怕只有他早年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著《生活与美学》，和新时期他发表的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诞辰那篇文章。
作为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恐怕早就相当官僚化了，他惯会写大块的总结性批判文章，如延安时期批判王实味之作《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建国初期批评《武训传》的文章，1957年批“右派”的那篇。据我所知，建国后以周扬署名发表的演说、文章，多是别人替他起草的。甚至文代会上他的大报告品评作家们的作品，有的他只听过下属的汇报，其实他自己并没有读过。我觉得这是相当冒险的。假使别人将他当作文艺理论家同他讨论他评论过的作品，我真担心，他将会出现尴尬。当然，那些年代，恐怕一般作家，很少人会当面同周扬讨论他的论点的对错。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的报告，起初是指定冯雪峰起草。但雪峰起草的稿件《克服文艺创作的落后现象，高度地反映伟大的现实》，周扬他们不满意，改由胡乔木起草。但报告是由周扬作的。
胡乔木业余爱好文学创作，尤好作诗。60年代在《人民日报》发表多篇诗。虽然早年他也涉足过文化工作，但你不能说他是文艺圈内的人，这点跟周扬不大一样。胡乔木、周扬，对具体作家和作品的看法，两人有时也有不同意见，例如对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书稿，周扬意见比较大，尤其对作品中塑造的地主女儿黑妮的形象，周扬颇不以为然。是胡乔木积极支持帮助丁玲的“桑干河上”面世。
胡乔木和周扬（2）
50年代初期，胡乔木和周扬都关心文学界的工作。但两人的关心有差异。如胡乔木指示安排胡风派有才华的作家路翎去朝鲜体验生活，支持发表胡风和路翎的作品，表明他作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领导人之一，对胡风和胡风派作家取开明、团结的态度。虽然在重庆时期，他也批评过胡风派理论家舒芜的思想。最近披露的材料还说明，当1955年毛泽东拟将胡风派作家们定为反党集团并决定对胡风逮捕法办征求胡乔木和陆定一两个人的意见时，只有胡乔木认为证据不足，对毛提了不同意见，当然毛没采纳（请参看《百年潮》1999年第12期王康文章）。1953年斯大林去世，30年代现代派诗人孙大雨寄给全国文协（中国“作协”的前身）的杂志《人民文学》一篇悼念诗，在那个时候非左翼作家的作品即使是政治“表态”之作，也是不大好随便发出的，该刊编者因而请示胡乔木，他态度很明确，赞成发表此诗。在那个时期，只有身处文艺界之外，没有30年代文学界诸多“历史情结”牵连的胡乔木有此胆识，对胡风派和现代派作家看法较客观，因而作出此类宽松、求是的决策。因之当年文学界有些人，对胡乔木的观感，可能比对周扬要好。相反，周扬对胡风派作家成见甚深，如路翎发表的写抗美援朝战争的小说，读者，包括中国作协工作人员（周扬在延安鲁艺的学生）叫好的人不少。但周扬对作协创作研究部他以前的学生说：“怎么你们还没学会区分无产阶级感情跟小资产阶级感情啊！”在周扬态度的影响下，中国作协主流舆论，很快对路翎小说持严峻批评态度。以后，胡乔木有一段时间，很少过问文学界的工作。
据严文井说，周扬身处全国文艺界党的领导人的权威地位，他有时也陷于苦恼或惶惑状态，主要是摸不清楚毛泽东的想法、意图。这种“没有把握”，使周扬感觉为难。例如有段时间传出上边对长影拍的一部《荣誉属于谁》的电影有看法，周扬琢磨半天，除了觉得该片较枯燥乏味，实在不知它的问题在哪里。很快党内高层批判高岗，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提出《荣誉属于谁》的问题，其意在批高岗在东北搞个人崇拜。这，谁人能够看出呢？周扬曾说过“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对于一个处在多变年代、风侵雨袭的岗位而又颇为看重自己权力的人，周扬想号准毛泽东的脉，以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的想法是很自然的。
一个在权力场上做事的人，周扬的确在意保持自己在文艺界的权力。1963年至1964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两次批示，尤其1964年6月27日的第二次批示，毛泽东直指周扬领导下的各个文艺协会“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样相当彻底地否定建国以来中宣部和周扬这位副部长领导下的文艺工作，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周扬从未经历过的，其对中宣部领导和周扬的冲击，可以想见了。中宣部和周扬采取的对策是立即在全国文联各协会系统和文化部开展党内整风。中国作家协会当然是重点，将在大连休养的刘白羽召回北京取代党组书记邵荃麟任作协整风检查组组长；周扬的副手、也是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率领检查组进驻文化部，刘白羽则作为检查组成员，兼参与领导文化部的整风运动。再就是树立“靶子”，即确定各个协会和文化部内的批判对象，一时各协会和文化部的党内整风，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周扬30年代在上海的亲密伙伴夏衍、田汉、阳翰笙三条汉子，“作协”的老资格革命文化人邵荃麟（他1926年参加共产党，有着丰富的地下文化工作经历）以及文化部管电影、戏曲的副部长陈荒煤（30年代后期，他与周扬同为“国防文学”派，在延安“鲁艺”，也是其同事），齐燕铭等，都成为此次整风的重点“靶子”。他们煞费苦心地造出了批判的题目，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由张光年执笔，在《文艺报》发表大块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夏衍的“离经叛道”论等。周扬在整风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批判田汉“为民请命”的新编京剧《谢瑶环》，阳翰笙的电影《北国江南》，孟超的“鬼戏”《李慧娘》。《文艺报》还自打板子，发表“读者来信”批评1962年发表的，对推动创作，效果很好的《题材问题》专论（这篇专论是张光年撰写的）。周扬可能以为这样大规模地对文联、作协和文化部负责人的激烈批判，可以保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