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最终是两个小孩的机敏、好学精神感动了工人，容许他们看了这场精彩比赛，这正是两个小孩学习球艺的起点……这就是今天的世界冠军。作者写儿童心理妙趣横生，小说引人入胜，留下回味，我们及时将它刊出。那时我们颇想送魏老八个字：童心未泯，宝刀不老。这篇佳作后来编入建国三十年《短篇小说选》。
数年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灾难开始了，这时魏老已近七旬高龄，身体又有病，他经受得了这场浩劫吗？1974年6月，我途经上海，曾闯进巨鹿路675号院，真个是一片寂寥荒芜。偶遇一个熟人，她说患有哮喘病，举步维艰的魏老已在两年前辞世。
柯 灵
柯灵是著名散文家、电影编剧，若干杂志和报纸主编人。1956年初，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举国同庆之后，我们向柯灵同志约稿，他来信说：正在写工商业资本家改造的电影文学剧本。这当然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时刚上任不久的常务副主编秦兆阳正积极执行作协党组和书记处书记刘白羽同志指示精神，及时组织反映现实的作品。三大改造的题材，无论是写作报告文学或是影剧作品，都能较快速地反映现实的变化，柯灵的作品是我们需要的。我和联系柯灵的编辑立即报告了秦兆阳。约两个多月后，柯灵的电影文学剧本《不夜城》寄来了。责任编辑和我看过之后，我们觉得写得不错，柯灵的文笔尤其好，他对所写生活非常熟悉，我们像读一部精彩小说。自然我们也从人物描写的分寸上衡量，感觉柯灵的剧本好就好在实事求是，无论对守法户或“不法”者及其变化的状写，都比较入情入理，绝无生硬感。我们将稿件作为重点稿推荐给了兆阳同志。兆阳放了好一阵子。他说，很作难。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虽说已成为事实。但是这样写，人们会不会说，作者和杂志是在为资本家叫好？这个问题太敏感了，他拿不定主意。当然以他的自主负责精神，我们猜想，他不大可能再送给他的上级审读。迁延了一些时日，秦兆阳终于下定决心，嘱咐我们，将稿件退还作者。柯灵的这篇反映工商业改造情景的佳作，就这样在《人民文学》失之交臂。然而《不夜城》彩色故事片摄制完成后，却没有能够放映。后来竟作为“美化资本家”的“大毒草”影片示众。直至改革开放新时期方作为佳片上映。在极“左”思潮肆虐年月，我们私下还是庆幸《人民文学》在1956年没有发出《不夜城》，否则编者又该罪加一等。
上海老作家侧记（2）
1959年，我去上海看望柯灵。1956年的旧事不再提及。我那时在评论组工作，柯灵是文艺界闻名的写作多面手，我遂为我们的“创作谈”栏，向他约稿。他很快寄给我们《创作学习笔记》两篇，他的大作与唐彛⒁兑匀旱奶复醋鞫谈澹度嗣裎难А�1959年的这个栏目添色不少。
师 陀
师陀这位作家，我常常与柯灵并列。两位年龄相若，都写得一手好散文，都是上海“孤岛时期”崛起的最活跃、出众的小说、散文作家，文学编辑家。
师陀早先曾用芦焚笔名出版《里门拾记》、《看人集》等。我了解芦焚———师陀是在中学时代，读过他的《果园城记》（1946年上海出版公司版），很欣赏他独特、活泼的文笔表达的内陆小城民情、风习和他们的痛苦、梦幻。那时在家乡城市一条书店街，有大量上海出版的文学新书和文艺杂志涌至。我是那儿常客。师陀的长篇新作《马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和《结婚》（“晨光文学丛书”1947年版），跟老舍的《四世同堂》小说巨著，钱钟书的小说新作《围城》同样都是很醒目地摆在书架上，供读者随意阅读。从此我才知道抗战胜利后竟有这样一批小说、散文写得好的，我以前不认识的新作家：师陀、钱钟书、李广田（李健吾等作家主编的《文艺复兴》杂志登载李广田的长篇新作《引力》）、李白凤（《文艺复兴》杂志登载他的作品《游动在桑乾河两岸》及诗作）等。
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领导班子改组，新领导邵荃麟、严文井比较注重广泛团结三四十年代老作家。改组第1期（1953年7、8期合刊），有多位上海老作家发表作品，他们是巴金、靳以、王西彦。1954年第3期小说待发稿已有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艾芜的《夜归》，邵、严意犹未尽，问编辑部的人最近读的外地文学刊物有无老作家发表的比较好的新作，如有，本刊可以选载。于是有人提出师陀发在上海《文艺月报》去年12期写农村初级社生活的《前进曲》这个短篇，文井、葛洛（时任编辑部副主任）阅后同意，遂及时在第3期转载。作为生长在豫北的作家，师陀很熟悉过去北方农村。这篇新作，显然是他去现今新农村体验生活的一个收获。小说写了初级社一番新气象，一个坚持单干的老农，在合作社社员增产增收的事实面前和社干部热情说服下，终于同意入社，大伙欢快地一同前进。平心而论，这篇新作远没有作者过去写农村的佳作那样达到了历史深度。但老作家对新事物、新生活的态度仍然值得赞许。后来作者又寄来一个短篇《石匠》（写于1954年4月，爱国村），发于1954年第9期，这个短篇没有像当年该刊发表骆宾基、艾芜等人的短篇那样引起评论界注意。
1958年陈白尘主持编政，师陀曾在刊物发过一篇散文，题目叫 《山川·历史·人物》，这是一篇融历史感、自然风光描写及人物叙说于一体、绝佳的大手笔散文，恐怕只有历史学家翦伯赞写的《内蒙访古》可以与之媲美。此后我们仍继续向师陀同志组稿，1959年我去上海时拜见过他，希望他再赐我们短篇或散文。师陀讲，他原在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1957年初到上海作协。写了篇《西门豹》的历史小说，黄佐临要他改编电影剧本，这个事情缠住了他，没法脱身。说到写小说，他说很难，写新的生活有个适应过程。他在山东的吕鸿宾农业社住了好几年，还是很难提笔；你们转载的那篇，没啥看头。60年代初期创作气氛较宽松，我们曾向他约历史短篇。师陀仍保持沉默，未再给《人民文学》寄稿，直至改革开放的1979年，他方赐给我们一篇很见功力的历史短篇《李贺的梦》，发表于该刊第6期。但在此时，读者更加看重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老作家这篇小说，没有引起更多公众注意。
靳 以
靳以是我很尊敬的老作家，编辑家。他一直勤奋笔耕，出版过长篇小说《前夕》和无数小说、散文集子，这在40年代随处可见。同时他又是成效卓著的大型文学期刊的主编者，与巴金同志亲密合作，从北平的《文学季刊》到上海的“文季”、“文丛”，直到新中国建国后，1957年他们两位共同创刊《收获》杂志。靳以同志以极大的热情，为这些文学刊物付出了他的心血、劳作。“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他对作家和新作者创作的关心，爱护，支持，在文学界有很好的口碑。如1957年诗人郭小川寄去长诗《一个和八个》，在那时的政治气氛下，是绝对不适宜发表的。靳以将稿件寄还诗人，人们说他体现了“君子爱人以德”。1959年在上海作协，我有幸见到百忙中的靳以同志。那年月他承担《收获》杂志的重头编辑工作，要亲自向作家约稿，阅读处理大量稿件，编刊发稿；同时还要参加社会活动，下厂深入生活；晚间挤时间写作。可以说，他过着白天、黑夜连轴转，极其紧张、忙迫的日子。当然他热情似火，但身体精神必然有很大损耗，潜伏着危机，这是人们不大看得出来的。记得他对我讲，他去年（1958年）更紧张，曾有些时候是上半天在工厂劳动，下半天当编辑 。我去那阵子，他每周四都要去工厂车间参加劳动。这情景就像他那年写的小说《小红和阿兰》、《跟着老马转》，塑造的工厂劳模那样一种“革命加拼命”，跃进的精神。我见到的靳以是那么一个高大挺拔，面泛红光，和蔼可亲，正处盛年，看上去身体健康的中年作家。孰料数月之后，他心脏病发作过世，终年刚50岁。北京文学界的人，谁谈起他，都替他惋惜，这么好的人、好作家，遽尔长逝，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也会想到，怎样才是更好地爱护作家？
上海老作家侧记（3）
王西彦
王西彦建国前，是拥有相当作品和影响的知名作家，我是将他与王鲁彦等中国乡土作家同等看待的。两人的小说都表达了对农村贫苦人民的同情，对封建恶势力的抗议。他的长篇《村野恋人》、《微贱的人》和《神的失落》在抗战胜利后的城市书肆是不难见到的，也能引起爱读新文学作家小说的读者兴趣，如《村野恋人》，它流畅的文笔，曲折的故事，颇能吸引人读下去。
上世纪50年代，我去上海看王西彦时，他有很好的住宅环境。他一边在“华东师大”执教，一边继续从事创作。曾随作家代表团去朝鲜战地访问。是个积极投入新生活，写作勤奋的作家。50年代初期便有写朝鲜前线见闻的作品《创造奇迹的人们》、《平凡的英雄》等篇在《人民文学》发表。后来我们就约他写小说。他告诉我，他正在写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要写知识分子自我改造过程中，从旧到新的变化，这中间很复杂，有曲折、痛苦和反复，这将是很长的小说，就像苏联作家A·托尔斯泰写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苦难的历程》有三部曲。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经历的复杂时代和考验，来写知识分子不同的性格、命运和心灵，这将是时代、历史的艺术画卷。西彦很健谈，他有时也写理论批评文章，用“细言”等笔名在报刊发表，有时也给他带来麻烦，如60年代中期写的关于怎样写人民内部矛盾的探讨文稿，就遭遇不讲理的批评。他说：我在写的长篇中，如有独立成篇的，可以交给你们发表。我记得1957年反右后，小说作品奇缺。王西彦上半年曾寄给我们一篇小说《艰辛的日子》，题材是写知识分子的，因为篇幅较长，加上读来似略感沉闷，迁延数期尚未发出。正巧赶上反右开始，取代李清泉主持《人民文学》常务的作家俞林上任，他做了一番衡量，将王西彦的存稿发在刊物转为反右的1957年第8期小说头一篇。小说发出后既未引起风波也没有什么反响，可能跟当时读者对小说的注意已经转移有点关系。改革开放新时期，王西彦笔耕不辍，1979年下半年，赐寄《人民文学》短篇小说《晚来香》，我们将其发在1980年第1期。题材仍是写知识分子的，篇幅不长，《晚来香》其实是讽刺一位大学历史教授、学者在政治压力下被扭曲的性格，他的“学术著作”不断地修改，只为顺应权势者的需要，从而改善自己生存处境。至于学术良心，做学问的科学精神，完全被他弃置不顾。这就是这位“晚来香”教授的心态，这当然是人品、学术的堕落，也是环境促使下某些知识分子的悲剧。小说呈现了王老对经历过的历史时代和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观察及反思，表明作者的小说创作，力求与时代同步。
程造之
程造之是上海一位老作家，我知道他的名字，是建国前见过上海海燕书店出版的他的长篇小说《地下》，那是数十万字，相当有分量的一部长篇。建国初期，程造之是上海《新闻日报》记者，《人民文学》小说组与他建立了联系。1957年程造之寄给我们短篇《杨亚男》，发在第7期革新特大号的小说栏，该期作家创作小说7篇，有4篇反右时挨批判，程造之小说不在其列。我未见过作者，但读他的小说，觉得文笔老练娴熟，结构紧凑；写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相当生动地塑造了杨亚男这个个性鲜明的女青年形象。读毕作品便可了然，这是一位有创作经验的老作家。
1958年，听说他下放宁夏。之后我们有书信往来，知道他是全家搬迁，生活相当艰苦。他没有再给我们寄作品。直到1979年下半年，我方有机会去银川同他会面。据他讲生活比前几年大有改善，然而在我眼中，他和家人住的房子，及家中陈设相当简陋。他的身体不大好，患有慢性病，但仍未放弃小说创作，说有些素材可写短篇；写长篇就要视身体情况而定了。他是上海崇明人，抗战时期，从上海“孤岛”去苏北新四军游击队，胜利后又回上海，而今在西北待了这多年，可以说饱经沧桑了，但生活依旧清贫，为人诚朴，感兴趣的是他喜爱的文学创作。我回京后，他于1981年上半年寄来新作短篇《产假中》，登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7期，我的记忆，这是一篇佳作，仍是写的普通市民，是以西北生活为背景。产假中一个青年妇女，一天夫君半夜才回来，原来是不慎撞倒一位老妇，遂将她送进医院治疗。他这样做，她很欣喜。想着若干年前，自己曾被一辆自行车撞倒。骑车人不仅不救助，还骂了声“你没长眼睛活该！”扬长而去。第二天清晨，这个产妇去医院看了受伤老妇，还对护士说：这是我妈！夫君也来了，打听出来，伤者是位退休中学老师，丈夫殁于1957年，儿子死于“文化大革命”中，只剩她孤单一人。青年产妇遂将婴儿暂托邻里照顾，每天为老人做些好吃的送去，并细心陪侍她，使她早日康复。出院时青年产妇对老人说：我的父母死在西北，我丈夫是个孤儿，他没有父母，我没有公婆。我就做你儿媳，他是你儿子，你还有个可爱的小孙女。我们接你回我家去，赡养你一辈子……故事很简单，作家不愧是写作能手，用他那洗练、传神的笔，塑造了人物，展现了普通人身上的善良、同情、爱心。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程造之，他于1986年逝世。
丰 村
上海老作家侧记（4）
建国前以长篇小说《大地的城》闻名的老作家丰村，和师陀差不多，他也是河南籍，长居上海，我曾匆匆见过他一面，那是他在上海文联秘书长任上，工作很忙迫的时刻。
丰村建国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