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风浪中，我印象深的是，他保护了好些人：
他极力保护在过去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一位老党员、文学批评家，他成功了。
他力图保护作家、文学批评家、出色的文学编辑秦兆阳。秦兆阳因为众所周知的关于现实主义的文章，而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那时他是《人民文学》副主编，已离职。他身体不好，荃麟批准他到北戴河去休养。荃麟对《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人一再地说：秦兆阳是学术思想问题，要给他时间思考、检讨，将来在一定范围内批评帮助，要和反右派斗争严格区分开来……当然，后来不可能按照荃麟设想的那样进行。1958年夏天，秦兆阳还是被错划了，不久下放到广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荃麟还是令人感动地，设想细致周到地把秦兆阳安排进工厂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要不然便可能让秦兆阳下放到经过穷折腾的生活更差、劳动条件更差的农村环境，何况又戴着右派帽子，以他那患有严重神经衰弱和胃病的身子，怕是支持不下去了。
他想保护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王蒙，但是力不能及。1962年王蒙摘帽后，他又把他请去家中。他说，这些年我和一些同志谈过你的作品，对你被划为右派，我们觉得很惋惜。以后又关怀他小说的出版问题，就是在荃麟的亲自关照下，1963年《人民文学》向王蒙约了稿，并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夜雨》。
1959年初，我在《人民文学》评论组工作。荃麟和《人民文学》主编张天翼等同志，有感于文艺工作和创作中“左”的思想和浮夸不实之风比较严重，提议评论组召开几次“神仙会”、务虚会，邀请作家、评论家三五个到六七个人，大家谈谈，针对文艺界的时弊，写一点短文，在刊物上发表。座谈会在北海和天坛公园的僻静场所举行。那儿风景宜人，有利于与会者心情舒畅，各抒己见。记得参加会的有邵荃麟、张天翼、张光年、林默涵、郭小川、严文井、王朝闻、华君武、陈白尘、唐彛韧尽；岷竽⑻茝｜等同志都写出了短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自己也写了一篇，这便是《从一篇散文想起的》，发表于《人民文学》1959年7月号。这是一篇感情真挚，论点精辟，用散文笔法写的创作谈。在这篇不到四千字的短文里，他深刻地论述了赵树理的创作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提出了每个作家都应有自己的“南院门口”，自己熟悉和了解的一批人物这样一个著名的、有普遍意义的论点。针对当时某些人把“过去的生活”和“新的生活”，“旧题材”和“新题材”截然分开来的形而上学观点，荃麟辩证地、深刻地论述了“新”与“旧”的内在联系和历史发展：“任何时候，作家必须不断地去熟悉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是作者头等重要的责任，但绝无理由把过去的生活和新的生活隔断开来。生活总是历史地发展过来的，新生活与旧生活之间并没有一座万里长城，而且一个作家对过去的生活愈熟悉，他对新生活的理解也会更深刻……认为过去的生活已经过时了，在创作上已经没有价值了，或者不值得去描写，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而另外一种更幼稚的理解，以为只有直接描写当前发生的事情，写新人新事，乃至真人真事，才叫做现实主义，才叫做反映现代生活，这是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庸俗化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从革命发展中去描写现实。并不排斥现代生活以外的题材，而即使反映现代生活也决不能那么简单地局限于当前事物的描写。现代生活的范围是很广阔的，而且是历史地发展过来的，为了使人们更好地去认识现代生活，作家就需要更深刻地从现实的历史发展中去揭示出新生活的意义。”这些话，是对当时盛行的如上海张春桥之流的“左”的创作思潮的有力批评，今天读来仍未失却其新鲜的意义。
回忆邵荃麟（3）
时隔不久，庐山会议召开，展开了普遍的反右倾运动。荃麟在机关全体党员大会上带头交心、“洗澡”。这时我才知道，他是1926年就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并且领导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宜兴暴动，后来又曾长期从事地下斗争。荃麟是以“思想不成熟”，“对毛泽东思想了解很差”的检讨语气，回顾他这些经历的。然而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反使他在我心中的地位更崇高了。这时上边转来了赵树理同志关于人民公社的工作问题给当时的大人物陈伯达的信件。这封包含着许多正确看法和建议的信，成了赵树理“右倾”的典型材料。荃麟不得不痛苦地、简直是违心地领导着机关里部分党员干部在小范围内，对老赵展开了“批判”、“帮助”。
60年代初期，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文教、科学界和知识分子中，重申了广泛团结和贯彻双百方针，这不能不是一次短暂时间内的“拨乱反正”。在作协，荃麟抓紧时间，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例如：
成立了作协的创作研究室，调查研究创作问题；
出版了内部刊物《文学动态》，着重介绍国际文学界的动态以及中国文学在世界各地引起的反应。这个刊物的出版虽说还有明显的“反修”色彩，但对开阔文学工作者的眼界，还是起了有益的作用。荃麟本人精通英语，翻译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历来重视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而不抱狭隘的门户之见。远在40年代初期，他在一篇关于文化建设问题的论文里就说过：“对于西洋文化的介绍，仍然应予绝对的重视。”“在介绍西洋文化中间，我们必须力避形式上的全盘欧化，需要注意到通过怎样的形式使它能够被中国人民所容易接受。”
第三件事，就是召开关于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1962年8月间在大连召开了。荃麟原计划开两次，北方一次在大连，还计划在南方再开一次，邀请南方作家参加，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小说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重申创作上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荃麟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强调现实主义需要深化，人物描写不妨多样化，文学当然应注意描写英雄人物，但中间、落后人物也可以写。这样一些正确的论点，有利于纠正长期苦恼着作家们的创作理论上某些“左”的偏向和某些作品脱离现实的浮夸之风。荃麟又一次充分肯定了赵树理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作协1959年对他的错误批判，政治上给予明确的平反、道歉。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文学界贯彻当时中央方针的又一次努力，会议的召开，是经过中央宣传部批准的。但是后来批判荃麟时，却说这个会议是“背着党召开的反党黑会”。这是一丝一毫影儿也没有的。我当时担任会议记录，又受荃麟委托，负责保管一部分文件、资料，以供与会者借阅、参看。文件中有关于河北沧州及广西部分生活困难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材料。这些文件给我的印象都是因地制宜地正确调整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的，目的在于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纠正“左”的缺点、错误。荃麟在大连会议上几次讲话无疑也是贯彻这些精神的。
一个月后，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八届十中全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从此中国土地上开始酝酿、掀起了又一次更大的风暴。以这个新的精神来看大连会议，它的“方向”完全“错”了。荃麟完全“错”了，成了带头“向党进攻”的最“新”事例。
1964年8月，《文艺报》编辑部起草了《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的论文，并附有一份经过整理的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鼓吹”写中间人物的发言材料。这份发言整理时曾参照了我提供的原始记录。发表前，作协一位领导同志让我拿去让荃麟过目，并听取他的意见。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去他家时的情景。荃麟默默地看了一遍，说：“我没有什么意见，这些话都是我讲过的。”默默地全部承受了下来。我当时的感受，这就是他对待“批判”的态度。这“批判”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因此他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只好默默地承受。尽管心中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以大局为重”，他还是这样做了。在随后接踵而来的更大的风暴中，他仍然如此，听说后来他被关在狱中，临终前，还在检讨、反省一生中对党犯过的过失……我不太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但我仍然觉得，这是体现在荃麟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身上对党的无比忠诚和信赖，对同志宽厚的精神，感人至深，想起这些，我不禁为之鼻酸。
总之，荃麟在我的回想中是一位亲切的长者、学者兼朋友，一个饱经了历史风霜的磨难，而仍然保持着赤子那样纯洁、高贵的心灵的人。
“文化人对于其自己的生活，必须力求朴素淡泊，勿为功名所迷，勿为物欲所蔽，勿自高自傲，隔绝社会大众，勿急于成名，到处投机钻营。文化人应具有爱人类爱民族的伟大热情，广阔胸怀与远大眼光，勿囿于个人的庸俗的利害，努力克服文化人个人主义的弱点。”
这是荃麟1941年8月发表的文章《我们对于现阶段文化建设的意见》（注）里的话，而他自己正是这样的人。
回忆邵荃麟（4）
注：当时《文艺报》一篇社论的题目，社论是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写成的。
林默涵的眼镜
60年代某天，林默涵在广州出差，突然他乘坐的小车猛地一震，他遭遇了车祸。这时手上在流血的林默涵立刻作出了三点判断：第一、手上有血，肯定负伤了。第二、是局部负伤，还是整体受伤？意识很清楚，身体也没有特别不舒服的感觉；呵呦，眼睛好疼！看来是眼睛负伤了。第三、那么，影响不影响视力？还能看见手上的血（手上的血正是从眼睛上来的），证明视力没有受损。于是林默涵迅速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当救护人员扶他上医院时，右手中指和无名指扶着自己眼镜架的林默涵说：“啊，我不要紧，只是镜片划破了眼皮，受了点轻伤。”
著名文艺理论家林默涵，讲话条理、逻辑性强，做报告往往没有讲稿，却从来不讲多余的废话；就是在遭难受伤时，也坚持他那条缕分明的理性判断。
上海老作家侧记（1）
很长时期，上海是中国的文化、出版中心。那里集中了中国最早创办的许多出版机构，报纸杂志，他们的书刊发行，辐射到全国各地；同时，当然也荟萃了全国知名的文化人———学者、作家、艺术家、报人，编辑家和出版家。中学时期，我站在书店里阅读或去图书馆借阅的，几乎全是上海编辑出版的书报杂志，因而也从书本上熟识了那些中国著名作家、学者、报人及编辑家、出版家、发行人等的名字，对他们留下各种各样的印象。
新中国建立后，如愿地做了我喜爱的文学工作，1953年起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很长时间是当小说和评论编辑。出差组稿，上海是我们重点组稿地之一，这样，我就不只一次地去到上海，拜访各位我心仪已久的上海作家、学者，尤其是上海的老作家、学者们。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受命主持《传记文学》杂志工作，我第一个去的地点，也是上海。时光迅速流转，而今已是21世纪第三年。我将上世纪工作期间，去上海与老作家们打交道的情形，分别略作回忆。
魏金枝
魏老是1900年出生人，早先的职业主要是教书，教中学国文课。他很早就参加进步文化活动，20年代去北京已开始新文学创作。20年代末期在军阀压迫下回到上海，1930年加入左联，帮助编辑那时的《萌芽》刊物，业余写短篇小说。我拜见魏老，是50年代后期，魏老已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调任上海作协《文艺月报》副主编。我每次去看魏老，他总在巨鹿路675号上海作协《文艺月报》的办公地，可见其敬业之勤谨。当年的编辑部主任王道乾曾对我讲，魏老看稿、改稿，非常仔细认真，真是一丝不苟。两位年轻作家茹志鹃、胡万春则告诉我，魏老对他们的写作给过不少帮助。自然，无论在文学教学和编辑岗位上，受过魏老指点、扶持的青年作者肯定还有不少。
魏老最擅长写短篇小说，他的作品数量虽说不是很多，但质量上乘。因为每篇都是精心构思，又讲求文字技巧，决不草率从事。50年代初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选编出版五四以来作家短篇小说选集，其中就有《魏金枝短篇小说选》。我第一次见魏老时，他说编辑工作忙，要看的稿子不少，他已年近花甲，身体不算好，冬天常犯气喘病。操着浙江口音的魏老怕我失望，他强调：短篇小说我肯定还要给你们写。其实那时他已寄了一个短篇给《人民文学》。我回京后正好看到刚出版的1959年第4期，那上面有魏老的新作《两个小青年》，是一篇精短的小说。经过1957年反右，好作品奇缺，好小说也缺。读过魏老新作的编辑部同仁称赞魏老对年轻人心理刻画细致，认为这是老作家对杂志及时的支持。
1961年初，我重回小说组工作，那时国家正处困难时期，领导重申文艺界要贯彻双百方针。我们做了多方面努力，其中就包括向老作家组稿。下半年，魏老赐给我们短篇小说《礼物》。这是一篇构思巧妙、一瞬间集中了生活，写得非常圆熟的小说艺术品。明明是作家编织的故事：两个刚获得乒乓球世界冠军的年轻运动员托人送给体育场一位老清洁工一份精美礼物———两人得冠军的照片。老工人却说“我不认识他们！”带着悬念，我们跟随作家生花妙笔，看见了八年前的场景：在已关闭的体育场内，两个钻进来的小顽童，为要看一场国际乒乓球球星比赛，不愿被逐出场外，而跟看场子的这位工人玩着捉迷藏游戏。最终是两个小孩的机敏、好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