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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案：徐懋庸本来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人员，不归作协管理。但在1957年11月间，却由该部和中国作协联合开了6次批判右派分子徐懋庸的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二百多人。徐懋庸因30年代鲁迅先生答他的那封信而名闻天下。1949年5月，我的家乡武汉解放后，徐懋庸是接管武汉大学的军代表，在学校的任职是副校长兼秘书长，实权在握，掌管一所名牌大学。一度还兼任中南教育部副部长。在武汉工作时，我曾听过徐懋庸一次时事报告，觉得他对国际问题分析透彻、深入，讲话逻辑性强，对他油然升起敬意，感觉他不再是30年代那个徐懋庸了。1953年我调中国作协《人民文学》杂志，在评论组工作。大约1954年下半年，开始批判胡风时，评论组曾收到徐懋庸一篇来稿，稿中涉及了30年代文艺界纷争的一些往事，编委何其芳建议送周扬同志一阅。不久周扬退回原稿，上有一句批语：“此人毫无进步”。这事给我印象很深，觉得30年代老人们的关系真是复杂难测。评论组退还徐稿后从此再也不敢轻易向其约稿。徐懋庸在武汉大学“走红”的日子没有多久，1953年即被撤职。1954年调第五中级党校工作，不久再次受到整治。主持整治他的那位领导同志我也有幸拜访过，1959年在安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受批判，这是后话。徐懋庸调北京中科院“学部”后，时间不长，没做几天研究工作，即遇见了1957年春天的首次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那个大气候及随之而来的整风、鸣放。徐懋庸重又活跃起来。短短两三个月时间，他在全国有影响的近20家报刊，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文艺报》、《人民文学》等，用本名或笔名发表数十万字的长、短文章，主要是杂文，也还有散文，这是徐懋庸前所未有的，也是最后的创作高潮期。他的这些杂文新作或许可以叫做“徐懋庸旋风”，在当时的学术、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自然也有不同的看法。最著名的篇章有发表在《人民日报》八版的《小品文的新危机》、《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不要怕民主》等，以及发在《人民文学》的《“蝉噪居”漫笔》，还有纪念母亲和亡女的《冷却了的悲痛》，则是一篇散文佳作。徐懋庸的这些新作杂文，论据充足、文笔犀利、解剖深刻，确实是一个作家成熟时期的作品。他的有些杂文，锋芒所向，是指向了某些领导者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作风的弊端，而这些正是党发动整风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无可否认，徐懋庸在某些杂文中也掺杂了某些个人的牢骚、情绪。1957年11月的批判大会，目的是“剥去徐懋庸革命哲学家和革命文学家的画皮”，指责他是“混进党内近20年，积累了丰富的反党经验”，“手段比有些右派分子更狡猾、更毒辣”的右派分子。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发言中指出：“为什么一些人———甚至是老的左翼，会跑到右边去呢？这是因为革命队伍混进了一些个人主义严重的人，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这些人到了一定的历史关头，就经不起考验暴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徐懋庸就是这样的人”。张光年在其批判长文《文艺界右派是怎样反对教条主义的》（载《文艺报》1957年第37号）则着重批判徐懋庸未发表的一篇哲学论文《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被收入供批判用的《徐懋庸言论》中下述一段话：“近40年和近10年来，特别是最近一年来（重点为光年所加，下同）人类的历史，经历了许多次急剧的巨大的转变，而且正在迎接着新的转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都面临着包罗万象而充满矛盾的实践任务。这种形势与任务，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它能够创造性地，正确有效地解决新问题……”普通读者难以判断这段话的意思与光年自己执笔写的《文艺报》1957年第7期社论《新的革命的洗礼》中的意思，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但在徐懋庸则是大谬了，说他是配合“国际范围内掀起的一阵反共高潮”“利令智昏”，以“反教条主义”为名，向马列主义，向党和社会主义展开了“大进攻”。
普通编辑划右者
作协各刊物普通编辑之划右者，也占一个相当的数目，如《文艺报》的侯民泽（敏泽）、罗斗（仙洲），《人民文学》的诗歌组长、诗人吕剑，小说组长、九叶派诗人之一的唐祈，评论编辑杜黎均、高光起（已调学部文学所），《文艺学习》的评论组长李兴华（李凤），《新观察》的龚之方、李今，《诗刊》的吴视。他们好些是业务骨干。有的人是因为肃反中受审查，整风鸣放发言兼带宣泄胸中的郁闷之气，被认为“攻击党”、“攻击肃反”而划右。有的人则因其采访写作或组织的稿件，被认为起到了为右派煽风点火的作用。
右派之外的“中右”
这些被视为在整风、鸣放中犯了右倾错误的人，有党员，也有非党员，有一些是领导干部，如前面说的韦君宜，也有中层领导和普通干部。这些人在作协，也是个不小的数字。如果统计起来在各部门也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些人都要在各自的单位进行思想批判，并登作协内部的简报。后来大多首批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从乡下归来后，有些人被调离作协，去外省外地工作。
中国“作协”反右扫描（5）
“鱼”的丰收从1957年6、7月间到年底，反右斗争在作协，可以说取得了“鱼”的大丰收。丁玲、冯雪峰、艾青等，这些自然是大“鱼”，不管上钩不上钩，都要捕获的。（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也随即停办。）此外，也还有一批文化、学术和文学、艺术界的大“鱼”，因参加作协或《文艺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或发言或写文章或接受采访而被“钓”上来。这些人中较著名的有黄药眠、钟敬文等教授，翻译家张友松，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杂文家、评论家舒芜。而在《文艺报》上点名或批判的全国文艺界知名人士，粗粗列举一下，则有施蛰存、徐仲年、许杰、徐中玉、穆木天、程千帆、陆侃如等教授，评论家陈涌、李蕤、鲍昌，翻译家黄源、冯亦代，浙江文联主席、学者宋云彬，杂文家曾彦修，诗人、作家公刘、王希坚、唐湜、柳溪、张明权、刘绍棠、孙大雨、苏金伞、流沙河、李白凤、汪馥泉、蒋锡金、刘盛亚、石天河，漫画家沈同衡、李滨声，相声作家何迟，美术家江丰、徐燕荪、王雪涛，戏剧界人士吴祖光、杜高、汪明，电影界著名导演、演员吴永刚、石挥、吕班、郭维、沙蒙。
1958年补划的右派1958年夏天补划的右派有秦兆阳、黎辛（原作协党总支书记，从湖北省文化局长的岗位上揪回来补划）、诗人公木（从吉林长春请回来补划）。其实诗人公木向来革命性强，在1957年夏、秋季，发表了不少批判右派的诗歌和文章，尽管这样仍然因其参加了丁玲、陈企霞专案组工作时“企图为丁陈翻案”而将其补划为右派。
余 波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1957年5月间曾去浙江出差，同浙江文艺界的作家们开座谈会，传达中央精神，鼓励他们鸣放。结果浙江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很快几乎全部被划右，著名的如宋云彬、黄源、陈学昭等。反右后，邵荃麟被认为是去浙江煽风点火，检举材料送至北京。但邵荃麟仍然被“保护过关”，参加领导了作协的反右派斗争。1964年，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传达后，作协重点批判邵荃麟，认为他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时他不再被保护，1957年浙江“放火”的材料被端了出来。有人径直批评说，邵荃麟是“漏网右派”。
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协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以“漏网右派”罪名而被揪出的，那就更加不可胜数了。
求索的苦果（1）
——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出世前后
秦兆阳，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教师家庭。1936—1937年即在武汉的报纸上发表过不少诗歌和散文。1938年投身革命，长期做美术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又开始从事文学写作，逐渐成为华北解放区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全国解放不久，他即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幸福》。这本书以其如诗如画的意境、传奇色彩的故事而独具魅力，显示了作者的创造才能。1949年，秦兆阳担任了刚创刊不久的《人民文学》的小说编辑，直到1952年底。在此期间，经他之手不知挑选（包括修改加工）了多少无名作者的作品，有些作者因此一举成名，跃入了著名作家的行列。可以举出一大串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成名作品，如白桦、孙峻青、玛拉沁夫……秦兆阳是个思考型的编辑，他每天面对来稿，除了选发佳作还不断研究、思考当时初学写作者创作中的问题。于是从来稿实例出发，用“策”或“秦策”的笔名写出一篇又一篇针对青年作者创作中概念化公式化的毛病，阐述小说创作规律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这些文章分析具体、深入浅出，深受青年业余作者和全国各地一大批文学刊物的编辑欢迎。据我所知，这些文章一出来就被转载，被文艺杂志编者印成小册子，广泛向青年投稿者们散发。这些文章直到50年代中期才被编辑成书，题名《论公式化、概念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2年底，秦兆阳离开《人民文学》，请创作假，下到他熟悉的华北农村去体验生活。很快他写出了一篇篇精美的农村新生活画卷，总题为《农村散记》，发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上，一时成为文艺界谈论的热门作品。正当他开始经营一部长篇小说时，反胡风运动开始，《文艺报》改组，他被调去《文艺报》担任常务编委。一年以后，这位能创作又常写理论文章的人，受到主持作家协会常务、被称为“少壮派”的党组副书记刘白羽的青睐，刘白羽满心希望作协和它下属的刊物能出现活跃的新面貌。1955年12月，秦兆阳受命重返《人民文学》，任副主编，主持该刊编政。《人民文学》杂志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秦兆阳以自己的编辑思想，统一全编辑部的思想。他在编辑部内宣布，要将《人民文学》办成像俄国19世纪《现代人》那样有影响的第一流刊物，要有自己的理论主张，要不断推出新人新作。他在刊物上设立了“创作谈”等新栏目，刊出一些作者研究著名作家创作特性的“作家论”，这在全国是首次；他亲自撰写编后记，阐明自己的主张。他身体力行，亲自看稿、选稿、编稿、改稿，接待作者。在他主持编刊期间，《人民文学》佳作迭出、新人不断涌现（包括写理论文章的新人，如写红楼梦人物论的蒋和森，写作家论的曾华鹏、范伯群等人），《人民文学》的版面明显加强了党组领导人所期望的群众性、战斗性，刊物的发行份数一年内由十余万份跃至近二十万份。秦兆阳也被吸收进作协党组，成为新成员。历史地看，秦兆阳主持编务的1956—1957年，是《人民文学》最好的时期之一，这也是读者公认的。后来说秦兆阳在文学编辑工作上的创造性思维和实践，是“抗拒党的批评和监督”，“企图使《人民文学》完全脱离党的领导”，“引向了修正主义的邪路”，是既不符合事实，也经不住历史的检验的。
1956年5月，陆定一同志在怀仁堂代表党中央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6月上中旬，作协党组两次开会讨论贯彻双百方针，要求所属刊物带头鸣放。作为作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的负责人，秦兆阳在会上说：作协的刊物不宜草率应付，应该善于提出像样的学术问题。但要找人带头写这样的文章很难。关于文学创作问题，我多年来积累了一些想法，想写，却不敢。党组副书记刘白羽高兴地说：写嘛，写出来大家看看。前来参加会的中宣部文艺处长林默涵也在会上说：重大政策出台了，作协不能没有声音、没有反映，这是对主席的态度问题。会后，秦兆阳考虑，写文章的事要慎重。他决定邀约《人民文学》的编委先谈一谈。在何其芳家里，编委们就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当前文学创作中遇见的普遍关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秦兆阳讲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的缺陷，我国长期存在的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简单理解和做法，文艺批评中脱离生活、不重视艺术规律的教条主义倾向，某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都对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谁知大家想到一块儿了。何其芳说：文艺为政治服务问题解决不好对贯彻双百方针非常不利。严文井说：艺术规律问题，现实主义问题，很值得思考研究。编委会开过后，秦兆阳信心倍增，他不顾暑热，在小羊宜宾3号那间每天面临西晒的斗室里冥思苦想，突击写成《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数万字的论文草稿。他先给同事葛洛阅看。字斟句酌地推敲修改后，改题为《解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又给编辑部同仁阅读，征求意见。但文章的题目接受一位编辑意见仍恢复《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副题为“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他觉得这样更切合学术文章的题目。文章送呈周扬、刘白羽等同志阅看，他们阅后还给作者，没有发表赞成或反对的意见。7、8月间秦兆阳去北戴河海滨再次修改此文，9月，在《人民文学》发表。
求索的苦果（2）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年轻的读者已很陌生了，笔者不得不在这里稍作介绍。这篇论文是在肯定文艺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对现实主义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虽说是篇论文，却并无多少学究气，而是从一个作家、一个热切关心我们文学创作现状的人的角度，结合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实践，对多年来盛行的文艺的“左”的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