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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斯挟着手稿走了。当天晚上，他用信纸给拜伦带回了最热烈的祝贺：“你写下了世间最出色的名篇……我被《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迷住了，简直爱不释手。”
第二次见面时，拜伦还是不以为然：“那根本不是诗。你没有看见诗稿旁边的批语吗？那是一位优秀评论家写的。还是想法把《贺拉斯的启示》出版了吧。”达拉斯对《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艺术价值坚信不疑。他斩钉截铁地对拜伦说：“如果你把它交给我，我一定可以让它出版。”
全世界都应该感谢达拉斯，是他将一篇几乎扔进了废纸堆的传世之作发掘出来，使之得以公诸于世。
伦敦著名的出版商墨瑞读过诗稿后，立即答应给予出版。精明的出版商懂得广告的效应。他预先把诗中的佳句摘印出来，分发给伦敦各界的社会名流，还把活字版的全文送给重要评论家，请他们撰写诗评。因此，诗歌还未出版，名声已经大振。对拜伦来说尤为幸运的是，著名诗人托马斯·穆尔和塞缪尔·罗杰斯已经同他言归于好，他们的褒奖更提高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声誉和价值。
原来，穆尔曾提出要与拜伦决斗，因为拜伦在《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中对他加以指责。但这封决斗书从未送到拜伦的手上。原来在他写好时，拜伦已经出国漫游去了；待拜伦归国时，穆尔刚刚娶了一位漂亮的夫人，他们正如胶似漆地欢度蜜月，生活显得那样灿烂美好，决斗的念头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由穆尔作东，在他的朋友罗杰斯的家中吃了顿晚饭。杯酒泯恩仇，过去的恩恩怨怨算是一笔勾销。不打不成交，他们三人至此成了很好的朋友；而拜伦和穆尔的友情一直持续到拜伦去世以后。据说在众多有关拜伦的传记中，穆尔撰写的那一部最为精彩动情。
1812年2月27日，即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出版前两天，拜伦第一次登上英国上议院的讲坛，以议员身份发表演说，为破坏机器的诺丁汉郡的路德派工人辩护，抨击英国当局的镇压政策。
当时，英国处于产业革命的早期阶段，资产阶级为了攫取最大利润，大量使用机器工作，因而使许多工人丢掉了饭碗，濒临贫困饿死的境地。为了生存，工人自发地起来反抗，砸碎机器，捣毁工厂。而拜伦生长于斯的诺丁汉郡，就是机器破坏者运动的中心——那也是他的家族领地纽斯台德庄园所在地。当时这场受到恩格斯高度赞扬的工人阶级早期运动还只处于原始阶段，但英国统治者已经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了。他们不惜出动军队对反抗的工人予以镇压。顺便说一句，率领军队镇压诺丁汉郡工人运动的反动将领正是拜伦早期恋人玛丽·安·查沃思的丈夫。
那年春天，英国国会制定了严厉的“编织机法案”，规定凡破坏机器者一律处死。出于对被压迫被奴役者的真挚同情和对他们的命运的深切忧虑，更出于反抗压迫和不平等的强烈正义感，拜伦勇敢地站出来喊出了“反对”的声音。法案的拥护者将那些工人称之为“贱民”，拜伦针锋相对地质问道：
你们把这些人叫做贱民，放肆、无知而危险的贱民，你们认为似乎只有砍掉它的几个多余的脑袋才能制服这个 ‘多头的魔鬼’……我们是否记得我们在好多方面都有赖于这种贱民？这些贱民正是在你们田地上耕作，在你们家里伺候，并且组成你们海军和陆军的人……抛开不谈新法案中显而易见的欠缺公道和完全不切实际，难道那些快要饿死的、在你们的刺刀面前拼命的困苦到极点的人会被你们的绞架吓退么？当死成为一种解脱时——这是你们所能给他们的唯一解脱——死能够迫使他俯首听命么？
何等的酣畅淋漓，何等的旗帜鲜明！但拜伦只手难有回天之力，法案仍被强行通过。四天后，拜伦在 《纪事晨报》上发表了《“编织机法案”制订者颂》一诗，对那些托利党的政客和资本家进行了愤怒的讽刺。
拜伦的抗议没能阻止法案的通过，却获得了出于自身利益反对该法案的国会内反对党辉格党议员的掌声。他的名字在伦敦社交界中迅速地流传开来。
紧接着议会演说后的第三天，即2月29日，《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一、二章出版了。诗集上市后马上一抢而空，立即震动了整个英国文坛，轰动了全伦敦的社交界。那些日子，无人不谈拜伦，无人不晓《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在富丽堂皇的客厅或沙龙里，在豪华奢侈的宴会或舞会上，如果有人不知道拜伦，未读过《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人人都会对他不屑一顾，他自己亦会羞愧得无地自容。
伦敦上流社会家庭的每张书桌或茶几上，都摆着他的诗集；有拜伦出席宴会的场合，珠光宝气的贵妇小姐争先恐后地拥来；为了靠近拜伦的座位，有人悄悄地调换桌上的座次名单。在宴会桌上，女士们尽管肌肠轱碌，对满盘佳肴却不肯伸一筷，因为据说诗人不喜欢女人的吃相；一个小姑娘女扮男妆，想去做拜伦的侍童；一个贵妇人在门口见到他，激动得浑身颤抖，话也说不出来。我们在前面曾提到的卡罗琳·兰姆夫人，当第一次远远地瞥见《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作者后，她在日记上写道：“发狂的，邪恶的，危险的人！”在第二次同拜伦正式见面谈过话之后，她又写道：“那副苍白美丽的面孔，是我的命运！”
3月10日，他说：“早晨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名。”那一年，《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连续重版五次。
《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
有这样一位青年住在英格兰岛上，他天生喜爱寻欢作乐，游戏放荡，他过着如此纵情、愉快、不羁的生活，晚上用喧闹来折磨那些昏昏欲睡的耳朵。
他名叫恰尔德·哈罗尔德：——至于为何原因，他的祖先传了多少代，我最好不要道明；
只提一点就够了：他的祖先偶尔也有过风光，以前一直都是声誉显赫，业绩辉煌……
巨大的成功不仅来自于当时社会“时髦风气”的转换和新的文学偶像的出现，也不仅仅在于令人耳目一新的诗歌形式，还在于诗作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强烈的现实指称意义。这是思想对专制政治的大胆挑战，是理性对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热情批判，是一个忧郁激动、生机浪漫而无处不在的纯粹自我的崭新的心路历程。
此刻出版而引起英国轰动的是《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一、二章。全诗完成后共四章。根据拜伦所作的手稿标记，第一章是1809年10月31日在阿尔巴尼亚开始写作，1810年3月28日在伊斯密尔完成第二章。1816年6月，在日内瓦莱蒙湖畔写完第三章；1817年7月，在威尼斯写完第四章。这部长诗写作前后历时近八年。
该诗塑造了一个思想孤独者的形象。诗的开头写道，贵族青年哈罗尔德厌倦了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在国内，他“好似一个在抑郁的僧房中的遁世僧人”，孤独而苦闷，于是离开了荒芜的城堡，作为一个“忧愁的流浪者”，踏上漫漫之旅，走向茫茫的世界。第一章描写了哈罗德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见闻，重点突出了西班牙人民奋起反抗法国侵略者的斗争主题。诗章叙述了一个保卫萨拉哥萨城的游击队女英雄的生动故事。这一章也以恢宏的笔触，描写了葡萄牙美丽的自然风景和西班牙精彩的斗牛场面。第二章透过抒情主人公哈罗尔德在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游历，描述了为土耳其所奴役的文明古国希腊今日的悲惨命运，号召希腊人民奋起反抗，为获取自由而斗争。诗中也记叙了阿尔巴尼亚淳朴的民俗风情，对这个民族的豪迈气慨和磊落品格予以高度赞扬；并将之同资产阶级英国的伪善和沦丧加以对比。第三章以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失败为背景，描写哈罗尔德来到滑铁卢战场凭吊，对这场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诗中吟道：
难道悠悠昔日中以奴役和流放肆威的
丧尽天良的偶像，真正复活？
刺死了狮子，难道又承认豺狼
来做领袖？我们难道还要双膝颤动在暴君的前面？
哈罗尔德站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山畔，追忆法国大革命，想起那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和伏尔泰，对他们反专制的思想及其意义给予热烈的推崇。第四章是对意大利光荣历史的缅怀和迫溯：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灿烂文化，但丁、彼得拉克、达索和众多诗人、艺术家、雕刻家、科学家的光辉名字，罗马共和国的英雄历史。诗人鼓励意大利人民重振雄风，继承过去的光荣，摆脱奥地利的统治，争取独立和自由。
由上述可见，漫游所经过的那些国家的光荣历史和人民的现实悲剧性命运吸引了诗人的注意力。当他将历史与现实、自然风景与人民生活相对照时，并非简单地摹写现状，而是及时抒发了自身的感受，挽入了一份对弱小民族的深重叹息的同情；同时也浸润了一个民主主义者反叛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争取自由独立的思想情绪。诗中通过哈尔德的游历和见闻，构成一条完整的叙事脉络，时时通过抒情主人公的自由表达抒发诗人的感受和情绪，将叙事和抒情有机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个性鲜明的主人公形象。眼前的景象似乎为思想和情感所设，强烈的主观自我和鲜明的个性品格在诗中处处浮现。那迷人的异域风情和美丽的自然风光，那辉煌的历史事件和颓落的文化遗址，以及地中海沿岸各个国家民族的现实状貌的描写，都深深地烙上了诗人自己的感情色彩和思想印记。而诗人巨大的才气和敏细的艺术触觉，在炽烈的情感的任意喷发挥洒之间，融铸成脍炙人口的光辉篇章；同时构成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自我写照。
请看第三章的下面两节：
在高山耸立的地方必有他的知音，在海涛滚滚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家乡，只要有蔚兰的天空和明媚的风景，他就喜欢，他就有精力在那地方游荡；
沙漠、树林，幽深的岩洞，浪花的雾，对于他都含蕴一种情谊；它们讲着
和他互通的言语，那比他本土的著述，还更平易明白，他就常常抛开卷册
而去打开为阳光映照在湖上的自然的书。
然而在人居的地方，他却成了不宁
而憔悴的怪物，他倦怠，没有言笑，他沮丧得象一只割断翅膀的野鹰，只有在漫无涯际的天空才能逍遥；
以后他又会一阵发狂，抑不住感情，有如被关闭的小鸟要急躁地冲击，嘴和胸脯不断去撞击那铁丝的牢笼，终于全身羽毛都染满血，同样地，他那被阻的灵魂的情热噬咬着他的心胸。
又如第四章吟咏时间的诗句：
哦，时间！你美化了逝去的情景，你装饰了荒墟，唯有你才能医治
和抚慰我们负伤流血的心灵，……
在这片荒墟中，有一座祭坛和庙宇
被你摧毁得最惨，更庄严而凄清，在你壮丽的祭品中，这是我短短的
岁月的荒墟（这充满悲欢的生命）：
呵！在这一生，如果我竟洋洋自得，别理我吧；但如果我淡然迎受
好运，而是对那制服不了我的邪恶
保持骄傲，那就不要让我的心头
白负上这块铁——难道他们不该吃苦头？
应当指出，由于自身新的经验的获得以及雪莱的影响，第二次出国后写成的第三、四章较前二章更趋成熟和完美。情感色调和思想的光辉表现得更加明朗和清晰；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心路历程更升华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化为一种融汇人类种种苦难哀愁的博大恢宏的自我。但是，那些衣冠楚楚的绅士淑女们未必注意到这一点。或许，是长诗中那对生活的忧郁的凝视和处处跃动的自我深深打动了贵妇淑女的芳心，吸引了伦敦上流社会的注意。如果注意到了诗行中含蕴的强烈的反叛和自由精神，如果触摸到了那深刻的思想本质，她们还会那样如痴如醉，趋之若鹜么？
一夜成名一朝弃
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游历和《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成功极大地激发了拜伦的创作热情，在1813年到1815年期间，拜伦接连写出了长篇叙事诗
《异教徒》（1813年5月）、《阿比多斯的新娘》（1813年12月）、《海盗》（1814年1月）、《莱拉》（1814年5月）、《柯林斯的围攻》（1815年7月）和《巴里西纳》（1815年9月）。这六首叙事长诗总称为《东方叙事诗》。诗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地具有如下特点：他们遗世独立，孤傲不驯，富于激情，敢于反抗却又阴郁孤独；为了个人的自由、幸福和爱情而强烈地进行反抗复仇。人们将他们称之为“拜伦式的英雄”。
那正是拜伦引领风骚的年代。每一部诗作出来，都引起英国社会的一阵新的狂热。各个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们都在阅读他的诗作。他的影响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位诗人。《异教徒》两年内重版十四次，《阿比多斯的新娘》两年内重版十次，而《海盗》出版的当天就卖出一万四千册。
然而，时髦追求的永远只是新奇和浮华；浅薄的鉴赏力永远无法触摸到真理和诗的精髓。而过度消费的结果是腻厌和反感。更何况，那深受抑压的嫉妒与怀疑，以及积蓄已久的仇恨与愤怒，早已虎视耽耽，引弓待发。
拜伦在议会中的两次反政府演说 （第二次演说抨击了英国政府对爱尔兰的压迫和奴役政策）已经使他和英国统治集团之间结怨甚深，难以释怀；而他从前的那些同情被奴役民族、批判专制暴政的诗歌以及《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透露出来的宗教怀疑倾向，早就使保守派疑窦丛生，格外警惕；那首附在《海盗》第一版书末发表的《致一位哭泣的贵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