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暴风雨般向英国文坛进行猛烈扫荡的同时，也宣布了他自己的美学理想：文学要表现社会，接近生活，遵循“真实”和“自然”。诗人宣称：“我学会了思想，严肃地说明真理。”这首诗对英国文坛现状的无情针砭颇能切中时弊，对湖畔派三诗人的批评亦算抓住要害，显示出诗人酣畅淋漓的抒情才能、犀利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眦眶必报的坚强个性。但诗中有些批评却失之偏激粗暴，表露了作者的幼稚和浮躁。后来拜伦认识到此，并尽其可能给予纠正；他还将该书的第五版全部加以销毁。
应该感谢《爱丁堡评论》的那名匿名作者，是他的嘻笑怒骂使拜伦这头诗坛雄狮觉醒，生机勃发地冲进了英国文苑的中心。“我要出国去！”
1819年，拜伦已经到达获得世袭贵族议员席位的法定年龄。3月13日这一天，他首次前往英国上议院去继承自己的议员席位。因为在贵族当中没有引见人，他只好独自进入会场。他毫不在乎地找到一个空着的反对派席位，在上面坐了几分钟，表示了自己的归属派别，随后便起身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议院。他对一位朋友说，我已接受席位了，现在我要出国去。
游历他国，这是拜伦长期以来的梦想。“如果我们除去自己的国家再也没有见过任何别的国家，我们就没有给人类一个公平的机会——我们应该从经验而不是从书本上来了解它们。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亲身观察和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自幼倍受压抑的倔强心灵，更希望借助远走他乡的浪漫探险，挣脱身外的束缚，扬起沉重的翅膀，在地中海明媚的阳光和剧烈的风暴之中，真正完成成人仪式的洗礼。
1809年6月26日，拜伦和他的朋友霍布豪斯乘坐的海轮拔锚起航，青年拜伦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东方 （南欧和西亚）游历。霍布豪斯随身带去了一百枝笔、五加仑墨水和几大卷白纸。
首站自英国的法尔茅斯驶往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仿佛一个长年锁在深宅大院里的孩子突然来到迪斯尼游乐园，他被这个都市的一切吸引住了。他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蜜桔，吃了一个又一个；他滔滔不绝地同寺院的僧侣聊天，尽管彼此都操着蹩脚的拉丁语。他还常常带着手枪出入当地名流的晚宴和舞会。
旅途上，他不断变换交通工具。他从里斯本沿陆路骑马去西班牙的南部名城塞维利亚和加得斯，接着走水路乘海轮去直布罗陀、撒丁岛、西西里岛，再换乘邮轮去马耳他岛。随即又从马耳他岛取道希腊西部前往阿尔巴厄亚。
地中海的奇丽风光和异域的美丽女郎同样使他着迷。夜晚，他站在甲板上，听着拍击甲板的海浪声，仰望星光闪烁的天空，仿佛一跃就能进入那无垠的星海翱翔。在温柔多情的西班牙姑娘面前，他更是情不自禁地冲上前去拥吻。他因此而获得了一络长逾三英尺的秀发回赠。在马耳他，他同一位政治上受到拿破仑迫害的年轻妇女双双坠入爱河。这种露水情谊后来在他的诗歌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见《致弗洛伦斯》、《像片簿上的题诗》、《雷雨抒怀》、《途经安布拉奇湾有感而作》、《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二章第三十节）。
阿尔巴尼亚的冒险经历更使拜伦难以忘怀。这是一片未经文明熏染的蛮荒之地，山峦重重，遍地狼烟；土耳其人正在此地施展威权。山地民族对异族统治的仇恨和反抗迁怒于一切外来者。在进入阿尔巴尼亚境内不久，本地的向导不辞而别，拜伦一行顿时困在一片荒山峻岭之中，濒临饿死危险。是拜伦坚毅无畏的勇气鼓舞着同行的人们，终于步出险境。
到达首都后，他见到了被称之为“土耳其的拿破仑”的阿里·帕夏。这位当地的统治者野蛮残酷，以在烤架上活活烤死仇人而闻名。不过，他们俩倒是一见如故，相处非常友好。阿里告诉拜伦，一见到他那纤小的耳朵，卷曲的头发和白皙的双手，就看出他出身贵族。拜伦听后非常高兴，还写信告诉了所有的亲友 （此事再一次可证拜伦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及其爱慕虚荣的贵族意识）。而阿里也在拜伦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兰波洛和好几个拜伦式的英雄都脱胎于他的原型；拜伦的此次造访，也为其后《堂璜》第四章的创作提供了场景素材。
拜伦随后在阿里派遣的五十个卫兵的护送下周游阿尔巴尼亚各地。就象对那满目荒野的崇山峻岭的由衷喜爱，他也非常喜欢这些纯朴而忠诚的阿尔巴尼亚士兵。友谊的奉献获得的是友谊的回报。士兵们为他击鼓而歌，跳起了古埃及战争的劲舞（他因此而写了《鼓手，鼓手！》，并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二章第七十一、七十二节描绘了这一场景）。
有一次，在他发热生病的时候，那些士兵变得焦急不安，因此竟用他们独特的方式警告医生：拜伦的病如果治不好，那他也就活到头了。那医师听后吓得连夜逃遁，拜伦的病似乎也随他而去，他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此时，满溢胸中的激情再也压抑不住，他开始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一章的写作。
情系希腊
然而，真正使拜伦梦萦魂牵的却是希腊。那是欧洲文化的故乡，西方文明的摇篮。那是产生过荷马史诗，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和斯巴达勇士的土地。他情系于此。魂系于此，但他可能未曾想到，十四年后，他那一腔死骨忠肠，将与此地的草木、山川、阳光、空气融为一体，永世长存。
他们乘着马车，越过山岭，穿出沼泽，走向平原。或许是命运之神的冥冥昭示，拜伦踏上的第一块土地，就是迈索隆吉翁，那是他后来以身殉职的地方。但奔涌的激情使他来不及停下步子来细心体味，他渡过勒庞托海湾，进入佩特雷港口，再转向巴尔纳沙斯的山麓登岸，在朝圣地泽尔菲的德尔伐神宫的圆柱上刻下自己的名字。然后，马不停蹄地穿过一座座松林和橄榄林，于1809年12月24日中午抵达雅典。
悠久古老的文化遗迹和残垣颓壁的村落景观使他感慨不已，但更使他感慨万分的却是那个有过辉煌光荣的历史和无数杰出英雄的希腊，竟臣服于来自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他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悲伤地叹息：
唉，希腊！主人易替，依旧现状，辉煌的日子转瞬而逝，耻辱的年代依然漫长。……
呵，唯有自由的脚步踏不上这命定的土地，无尽的苦难岁月中，但见一代代奴隶承继。
他禁不住发出强烈的呼唤：
美丽的希腊！昔日的灿烂，今日的凄怆！
你消失了，然而不朽；沉沦了，然而伟大！
如今有谁能唤起你那败绩的儿女，领导他们去砸碎那久禁在身的锁枷？
有谁能再点燃勇敢的精神之焰，从幼若塔斯河岸跃出，将你从墓穴中唤起？
后来，他在《堂璜》中写道：
马拉松后山如带，马拉松前横碧海。
我来独为片刻游，犹梦希腊是自由。
吁嗟乎！
闲立试问波斯冢，宁思身为奴隶种！
止哭收泪挺身起，念汝高曾流血死！
不信赫赫斯巴达，今日无一忠义士。
吁嗟乎！
三百勇士今何之？
德摩比利草离离。
这是诗人对饱受异族奴役的希腊人民的同情和期望。是否从此时起，那为希腊独立和自由而战的信念之种已经深深藏埋在他的心中，从而才有他那由诗人而斗士的后来辉煌呢？
古希腊神殿的石门一朝被砸开，哄抢金银财宝的文明掠夺者便接踵而至。满目疮痍的雅典是由贪得无厌的外国人造成的。看到埃尔金勋爵之流的英国人任意破坏巴台农神庙的排档间饰、掳掠阿克罗波利斯山上众多文物的劣迹，拜伦愤怒地写出了《米涅瓦的诅咒》一诗。
在雅典时，他住在英国副领事遗孀的家中，同她的三个女儿中的大女儿——一个名叫特瑞萨的十五岁姑娘产生了短促的恋情。临别时，他写了一首至今仍脍炙人口的《雅典的女郎》献给特瑞萨：
趁我们还没分手的时光，还我的心来，雅典的女郎！
不必了，心既已离开我胸口，你留着它吧，把别的也拿走！
我临行立下了誓言，请听：
我爱你呵，你是我的生命！
凭着你那无拘无束的鬈发，每阵爱琴海的清风都追逐着它，凭着你那墨玉镶边的眼睛，睫毛直吻着你颊上的嫣红；
凭着你那小鹿般迷人的眼睛：
我爱你呵，你是我的生命！
凭着你那我久欲一尝的红唇，还有那轻盈紧束的腰身；
凭着这些定情的鲜花，它们胜过人间的千言万语；
凭着爱情的欢乐和酸苦，我要说：
我爱你呵，你是我的生命！
我可真走了，雅典的女郎！
怀念我吧，在孤寂的时光！
我身向伊斯坦布尔飞奔，雅典却抓住了我的心魂：
我能不爱你吗？不能！
我爱你呵，你是我的生命！
他把自己对特瑞萨连同整个希腊民族的一份情愫浸进了诗歌，留在了雅典；然后，如诗中所言，继续向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方向进发。一路上，他巡游希腊半岛的古迹，瞻仰特洛伊战争的遗迹，拜谒阿喀琉斯的墓冢。他还完成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第二章。好友霍布豪斯对这一章恭维不多，嫌其感情夸张。拜伦自己也不甚满意。于是把手稿塞进了箱底。1810年5月13日，他抵达君士坦丁堡。
土耳其都市的强烈的东方情调给拜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据此写成了 《堂璜》第五章。
读万里书
拜伦观察和体验着旅行中见到的一切。这一切日后也将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丰富营养和原料。赫勒斯旁海峡（即今达达尼尔海峡）是一条隔开欧亚大陆的狭窄的裂缝，直线距离一英里，潮流湍急危险，两岸乱石高耸。那是希腊神话中利安德为了同对岸的恋人希罗相会而每夜游过去的地方。他试过两次。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成功了：他从欧洲游到了亚洲。他为自己的成功一直激动不已，多年后还将它写进了《堂璜》。
他自己也在经历着恰尔德的冒险。他曾在君士坦丁堡的街头看到一群饿狗正撕咬着一具尸体，这一恐怖的场景他后来写进了《柯林斯的围攻》和《堂璜》第八章。另一次，他看到一队土耳其士兵抬着一个布袋向海边走。原来袋子里罩着一个年轻的姑娘，为了惩罚她同一个基督徒的恋情，当局要将她抛入海底。拜伦勇敢地冲向前去，用手枪逼着士兵退回。他后来还解囊相助，用金钱赎回了这个姑娘的生命。这件事后来成为《异教徒》的创作题材。
1810年7月24日，拜伦离开君士坦丁堡。同行的霍布豪斯返回伦敦，拜伦轻松愉快地踏上去雅典的旅途。拜伦很高兴又一次单身独处。他并不讨厌朋友，但他的天性使他喜欢孤寂。孤独是思想的温床。惟有在孤寂的处境里，思想才能无拘无束地行动，情感才能自由自在地迸发。
他回到雅典，住在方济会的修道院里。他的周围有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民族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或畏敬。他宁愿同意大利人、法国人或希腊人、土耳其人有说有笑，却不愿同自己的同胞打交道。在英国人面前，他感到手足无措。他甚至对自己的英国仆人也颇为不满。他们怕苦，傲慢，挑三拣四。在这种气氛中，他完成了长篇讽刺诗《贺拉斯的启示》。
这首诗是仿照诗人所喜爱的英国讽刺诗人蒲柏的风格写成的。它可视作《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的续篇。在诗中，拜伦继续对祖国文坛的保守倾向和消极浪漫主义进行鞭挞，再次阐明了自己的美学观念。他提出诗歌要忠实生活，朴素完美，“有鲜明的条理和诱人的睿智”；他要求废除戏剧检查法，振兴英国的讽刺喜剧。他还将产生过古希腊艺术繁荣的土壤环境与艺术在现代英国的窘境加以对比，从而猛烈谴责了现代社会的金钱文明对文学艺术的扼杀。但这首诗却失之于空疏和贵族化，而其推崇的诗歌形象仍不脱离传统的“爱国者”窠臼；有些美学观点亦为他日后自身的创作所否定。这就象诗人本人在旅途中不断睁大眼睛充满好奇地观察现实世界，他的诗歌和他的美学观念都还未走向成熟。
拜伦离开英国将近两年了。他不留恋故乡，却迷恋异域的风情。他深感外出游历的益处：“安住本国的人们，只会使岛国国民所常有的偏狭的自傲心理更加顽固。从今以后，英国应该用法律规定青年人都要出国旅行。”他愿意继续漂流在外，但囊中几乎空空如也。国内的代理人再也不肯寄钱来，还催他回去照料受到债主包围的庄园领地。他只好启程返国。
从马耳他岛乘船回到英国的航程要走三十四天。他站在甲板上，背靠船舷，眺望着浩瀚无涯的大海。两年的旅程，他能带回去什么东西呢？他带回的是东方风情的印象，是奇异的探险经历，是对人类灿烂文明的缅怀，是对社会、人生、自然和真理的感悟，是对现实愚昧和罪恶的真切认识，是对周遭世界哲学层次上的一种深刻怀疑。他还为自身带回了一种与日俱增的孤寂情绪，也为世界文学带回了一篇杰作《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二、三章。后者使他犹如一颗耀眼的新星，突然在沉寂的英国文坛升起——它为他带来了成功和荣誉。“你写下了世间最出色的名篇”
不过，拜伦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他在1811年7月17日回到英国，他的朋友达拉斯向他索看诗稿时，他拿出了《贺拉斯的启示》。他自己对之甚为得意，但朋友却失望极了。达拉斯问他还写过别的没有，他回答说写过几首短诗和关于这次旅行的一些诗节。“那只是一些不能见人的东西。”他补充道。接着，他从箱底翻出一迭手稿讷讷地递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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