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包装纸打开——那是一张以斯坦福山为视点而画下的新加坡的老画。我们都笑了。
“我再也不会去那种地方了！”
有人敲门，他娘的，会是谁呢，我看了看房间的四周，想找个地方藏起来。但丽莎已经跑过去，把门打开了。
“我是客房服务员。”这位服务员穿着浆洗过的白夹克，手里推着餐车。
“这是你的汉堡，”丽莎笑着说，“还有薯条。”
当晚，饭店通知我们说，那列古旧的火车又开始营运了。
我们决定星期日清晨出发去坐橡皮艇航行。因为那天日经指数只下跌三百点，所以我没有收看CNN的新闻节目。我们很早就离开了房间，这时饭店大厅里还没有什么报纸。其实谁在乎是否读报呢？我们是在度假，我们就该无忧无虑。我迫使自己相信，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已经辞职，也接受了这次事件的经验教训。等我们度完假，下个月就可以回家了。
我们搭上了火车，和其他五、六个游客一起溯河流而上。
那五六个人包括一对韩国夫妇和几个从香港来的中国人，那些中国人总是笑容满面的。我们把一个充气橡皮艇拿到河边，穿上救生衣，戴上头盔，摇摇晃晃地上了橡皮艇。
河流的源头水流非常平缓。静静的绿水在两边奇形怪状的河岸之间缓缓流过，河岸上是葱郁的树木，爬满了葡萄藤。
我坐在橡皮艇的前部，一只手拿桨，另一只手垂在水里。天色晴朗而凉爽。我喜欢在这种天气里顺水漂流。很快，我们便到了第一个峡谷。橡皮艇以双倍于刚才的速度向前冲去，弹进泛起白色泡沫的河水里。我抓紧橡皮艇，朝丽莎看去。她正笑着。
由于浪花飞溅到她的脸上，她金色的头发紧紧贴在额头上；在脑后则垂着一条马尾辫，她显得那么婀娜，那么开心。她朝我灿然一笑，拿起带在身边的防水照相机。我正在想，趁着我们中间没有别人挡着时跑到她身边去，突然有人喊道：“抓紧！”
但是，为时太晚了。橡皮艇被卷进一个大浪里，又被浪掀起来，一下就将我甩到了水里。我闭上眼睛，双手抱头，感觉到橡皮艇软软的底部正从我头上经过。由于没有做深呼吸的机会，我只好闭上眼睛和嘴巴，让水流挟带着我前进。在这短短的几秒钟里，我突然想：“何不就此而去呢？何必要再浮出水面呢？”这真不失为一了百了的好办法，人们会裁定：意外死亡。
这样，我就不必去知道托尼·雷尔顿的近况；不必了解他打开“八八八八八”帐户后会怎么想；不想去猜测他会把下巴磕到办公桌上还是整个瘫到地板上，也不用操心巴林银行、日经指数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了，这样，我就完全解脱了。但是一想到丽莎，我就使劲蹬腿，浮了上来，不错，我是逃离了现场，但我并不想抛下丽莎不管。刚浮出水面时，我的眼前直冒金星。
“尼克！”
我看见橡皮艇了。丽莎在向我摇手。
“我把它抢拍下来了。太精彩了！”
我朝橡皮艇游过去，橡皮艇已停在河边。这时，我看见一个导游跳进了河水里，我以为他是救我来了，我正想向他挥手，告诉他我平安无事，却发现他根本没朝我这边看一眼，倒是去追赶被我带进水里的船桨去了。
“我还以为你上不来了呢！”丽莎叫道，“你的人寿保险投的是哪家公司？”
我气急败坏地钻出水面，抓住已泡得发软的船舷，说道：“我也以为自己完了呢。”
“我们正想给你放一个救生艇过去，”丽莎笑道，“真是什么时候你都有惊人之举。”
我爬到船舷上，几个中国人伸出胳膊来帮我。他们拍着自己的胸脯，又笑又叫：“噢……！”
“噢！”我应和他们的叫声，擦去脸上的水。
我低头看了看腿部。小腿肚子上有一块明显的发紫，而且肿了起来。
“幸亏这儿没有食人鱼。”我揉着膝盖说。
“抓紧！”导游告诫我们，“下一个峡谷就要到了。这个峡谷可不同寻常。”
我们便又开始全力以赴划桨了。随着船艰难地行进，我们不断地眨着眼睛，因为总有水溅到我们的脸上。
划出峡谷时，我们都累得筋疲力尽了。我们向后靠在船舷上，看着葱绿的森林缓缓向后退去。看到不远处的码头后，我和丽莎相互点点头，一起来了个后滚翻，跳进河里，向下流漂去。由于穿着救生衣，我们可以仰面躺在水面上漂流。除了静静的流水外，我什么都听不到。
回到饭店，我们重重地躺到床上。
“我该不该吃汉堡？”我问。
“你那条腿怎么样了？”丽莎翻过身来看个究竟。
“你要亲亲它，它马上就会好起来。”
丽莎低下头来，轻轻地亲。
“好些了吗？”
“好多了，”我点头回答，“但我的胳膊是真的撞疼了。”
“是否也要亲亲它？”
“其实，我脖子也碰到船上了……”
“我的肩膀倒是真疼。”丽莎说。她侧下肩来，让我看穿比基尼泳衣留下的白色印痕。
“看来我们不能吃汉堡了？”我低声说。
“改期吧！”丽莎说。
星期一早晨，我和丽莎从睡梦中醒来，周围是那么安静。
周末已经过去，到了我们该回吉隆坡的时候了，我们商定，由丽莎回新加坡，把我们的物品分类整理，另外将公寓里的家具打包运回英国。她还要把巴林银行的钥匙还给他们。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她再飞到甫金跟我会合。我们要在甫金待上一个星期，因为有几个朋友到周末才能来，然后，大家一起飞往澳大利亚。把我辞职的事告诉我父亲和丽莎的父母之后，我们就回家。父亲一定会非常不安的，但他肯定会明白，我在新加坡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我会帮他做泥瓦活，安安静静地度过夏天。丽莎则想回家后去她叔叔的店里帮忙——她叔叔在伦敦大街开了家三明治店。
这天的天气真不错。我们俩在游泳池边躺了一上午。最后，收拾行装的时间终于到了。
“我们去买些饼干路上吃吧！”丽莎说。我们走进饭店里的商店，浏览货架上的商品。
“这里有普林格和丽兹饼干，”我在看卡片时，货架的另一端传来了丽莎的声音，“有雅各水果和果仁脆饼。你要哪一种？”
我抬起头，想去看看该买哪种饼干。这时，有个人经过我身边，向收款台走去。他手上拿着一份《新海峡时代报》。报纸是对折的。在报纸的一角，我偶然看到了一个加粗黑体的标题：《英国一家商业银行倒闭》。
一时间，我再也不在乎该买什么样的饼干了。丽莎还在絮絮叨叨地说话，而我已经被惊吓得迈不开步了。
“丽莎，”我低声说，“买一份那种报纸。我现在看不了这个。巴林银行破产了。”
丽莎拿起报纸，开始阅读那篇文章了。文章提到了一个交易员的失踪，此时，我朝窗外望去，看着香格里拉饭店。我们现在是在婆罗洲岛北部沿海的中部。我们进退维谷，仿佛已被关入樊宠。如何才能挣出樊宠？丽莎正准备在付款单上签字。
“付现金，”我说，“不要在任何东西上留下笔迹。”
“谢谢。”糖果店里的售货员微笑着说。
第一章 在沃特福的生活：
从沃特福到巴林银行
我在酒吧那儿转过身，托起装满啤酒的锡盘，挤进人群，向朋友们所在的地方走去。我低着头，小心翼翼地避开人们的肩膀和胳膊的碰撞，一心想着保护那些啤酒瓶，所以直到出事前的那一刹那，我才抬起头。周围突然安静了下来；我的周围出现了一大片空白，这引起了我的警觉。我双手托着锡盘，抬起头往上看，正好能看到一把椅子从大约七十五英尺高的地方凌空而下。这把带倚背的椅子用硬木做成，棕色的油漆已有不少裂纹。我当时一定是非常吃惊，扬起的下巴正好跟往下坠落的椅子形成了一个直角。由于没有用手保护，椅子的一条腿不偏不倚地打在我的脸上。我的鼻梁骨被撞进了颅骨，在眼睛后面的某个地方炸开了。我想大叫，发现嘴巴和下颚都不听使唤了。摔倒时，我看到锡盘闪电般地撞到地上，但是我无法听到任何声响。锡盘里装了十一瓶啤酒呢。我可以想象，当时一定是一片狼藉。
史蒂弗则是个幸运儿。他这个肇事者可真是幸运得有点无耻。我躺在医院里治疗受伤的下巴时，他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我：那时候，有一些保安人员冲了进来，在舞池中站成一排。
他们将闹事的人彼此分开。我被人群拥挤到了舞池的一边，而我要去的地方却是另外一边，这时，有几个保安人员盘问我，也正是这时候，我的下颚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史蒂弗当时和我在舞他的同一边。他被人按在墙上踢了几脚。混乱之中，他碰巧碰到墙上的一个红色按钮。紧急出口的门被打开了，他一下摔到门外，门周围堆满了垃圾箱，有一两个人跟了出来，又踹了他几脚。但史蒂弗还是跑出了楼道。他来了俱乐部门口，想重新进去。
“我是想把你从那儿拉开。”他说。
我尽量让自己脸上不要有汪何表情——伤太重了，笑一笑都非常难受，接着，他重新来到舞池，就看见我已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他赶紧找了一个保安人员将我架出了俱乐部。
这时，警察也来了。我们被送到了医院。
次日上午十一点，史蒂弗和劳伦斯一起送我回家。跟下颚比起来，鼻子受的伤更严重，我感到鼻于是那么巨大而麻木，就好像被注射了大剂量的麻醉药一般。我的两只眼睛分别都能看见这个硕大的鼻子，所以我觉得我的眼睛都变成斗鸡眼了，闭上眼睛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回到家，我便走进浴室，躺在浴缸里睡了过去，醒来时，水早凉了。然后，我对着镜子刮脸。那情形，真跟削烂苹果一样，因为脸部红肿，极容易被刮伤，擦伤的部位便又开始流血。我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穿上笔挺的西装，再带上一把阿斯匹林，出门去上班。起码，由于满脸青肿，别人看不出我有什么其他不适。
“尼克！你怎么啦？”每个人都吃惊地看着我，好像我是外星人似的。
“没什么，”我说，“昨晚上碰上了一起车祸。我坐在后排，脑袋碰到前面的座位上，把鼻子和下巴磕伤了。坐在前排的人好多了，他们有安全带嘛。”
其时，我是在摩根斯坦利银行工作。那是所有美国银行中，最成功的银行之一。我在期货与期权结算部接受培训。那时，我年仅二十，年收入已达二万英镑，不久前在沃特福市买下了我的第一间公寓。在我的朋友们看来，这些都是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因为在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他们之中有泥瓦匠、电工、管道工，还有一些人在商店工作。在搬进公寓的头一天，我请朋友们聚会，却发现自己并没准备刀叉等餐具。于是我们去了一家印度餐馆，在那里享用了许许多多的“梵达露”。回家时，每个人口袋里都装了不少刀叉。真幸运，那不是家中国餐馆；否则，我的厨房里只能有筷子了，接下来是解决照明问题。有人从房子外面的大铁箱里拣来了一些旧灯泡，把它们全部接到了总线上。这些灯泡一明一暗，闪烁不定，就像迪斯科舞厅里的霓虹灯一样。
但是，在工作方面，我却是全银行职员们学习的模范——有谁在意我来自哪个阶层，也无人知道我如何打发每一个周末。在银行里，我衣着得体，进步迅速，期货与期权市场正快速发展，但是世界上只有极少的人明白其运行方式。在这个市场上，摩根斯坦利银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者。它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培养了大量的后勤人员（包括我）来理清每一笔交易的情况；同时，也招聘了全球最出色的交易员，让他们走进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为银行服务。
我是一九八五年开始工作的。那年我十八岁，刚刚离开学校。不久，就加入了位于市区的考茨公司。那是一家能经常为女王服务的银行。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尽管每天有清算不完的支票，但我却从来没有遇到一张是查尔斯温莎签过名的。
事实上，尽管考茨公司声名显赫，它也面临着许多银行共有的问题：比如有人进行支票诈骗活动、有的妇女瞒着丈夫进行大额透支等等。我能在该公司任职是相当幸运的：工作后，我才知道，当时有三百多名毕业生申请这一职位，而公司只约见了其中两人，最后将这份工作给了我。但是，在该公司工作的每一天，我只是把数不清的支票在偌大的办公室里四处堆放，然后再将它们包捆起来，放到某个巨大的储藏室里去——这里的工作是越来越枯燥乏味了。
一九八七年七月的某一天，有位朋友告诉我摩根斯坦利银行需要人手。我去应聘了，并且马上就得到了一份工作。他们告诉我说，我可以到货币交易部门工作，替银行清算所有的货币交易情况；也可以到期货与期权部工作，清算更为复杂的交易情况。我选择了后者。从那天起，我将来的生活就确定下来了。
每天上午，我都先坐火车到尤斯顿，再坐地铁到牛津马戏常我已远离了家庭生活。在办公室里，我忙着处理各种清算问题。直到晚上六点左右。但是，很多时候，我要忙到晚上九点才能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都要在尤斯顿给家里挂个电话，让父亲驾车到火车站来接我。到家后，父亲去睡觉了，我则给各位朋友打电话，问问他们的情况。周末的娱乐也往往以这种形式开始。在西装革履地工作一星期之后，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我都会出去放松放松。摩根斯坦利银行的其他职员肯定想像不出我还有那么狂野的休闲方式。那天晚上，看完一场足球赛之后，我们一群人挤进一间迪斯科舞厅，然后，我们把衣服脱得精光。我们站在舞厅的各个角落里，轻轻松松地交谈，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