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这种选择，也与爸爸有关。
爸爸一生谨小慎微，在文革之前，不管有谁提出批评，明知不对，也不予辩正，只谦虚接受。结果怎么样呢？那样的批评者越宠越娇，变本加厉，直到灾难一来，把你彻底打倒。
当谦虚和宽容模糊了基本是非，它们也就成了鼓励诬陷和伤害的“恶德”。在文革中，我全看到了。
现在连爸爸也早已明白，在远不健全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模式中，那些永远滔滔不绝又不断变更立场的激昂言辞，永远也不能当真，不管它们是不是打出了旗帜、戴上了袖章，或占据了传媒、装潢成了学问。如果有谁把它们当成了一回事，结果只能是一地鸡毛，无处下脚。
此外，也有一些是民众间的闲言碎语，虽然没有那么讨厌，却也不能多听。社会封闭已久，缺少思维资源，一切都积习难改、坐井观天，能产生多少有价值的意见？最现成的例子就是我家的经历：文革十年，“群众专政”，那么低层的单位，那么熟悉的人群，却从来没听到一个人提出，应该释放我爸爸。
既然如此，还多听作甚？
爸爸的这个人生教训，换来了我的干脆利落、心无旁骛，因此也换来了上海戏剧学院的精彩岁月。
十四
这次又受到表扬了。国家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长对我说，我们学院的工作，在文化部直属高校中已遥遥领先，希望我能总结“治校经验”，以便推广。
我说：“我的经验很难推广，因为容易产生误读。”
副部长说：“不至于吧？说说看！”
“我的经验是：苦难产生蔑视，蔑视产生强硬，强硬产生高效，高效产生轻松。”
副部长听了这四个句子果然开始沉吟，终于说：“别的都好，就是‘蔑视’有点不妥吧？”
我说：“这恰恰是关键所在。我们的历史教训，在于宠坏了本该蔑视的一切。”
我所要蔑视的，并不是上海戏剧学院里哪几个具体的人，而是超越任何具体单位的一种全社会的构成。一种悠久的历史沉淀，一种顽固的思维惯性，因此我所说的四个句子，也是一种泛化了的历史哲理。
后来我在美国一位传媒巨匠的书中读到一句话，不禁哑然失笑，觉得遇到了异邦知音。那句话是：“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不放在眼里，就是蔑视。
想来想去，除了蔑视，我们别无选择。
美国传媒巨匠的意思很明白：没有蔑视，就没有伟大。
文革十年的教训也很明白：当我们停止蔑视，那么，世上正常的一切都会被蔑视，包括伟大在内。
记得戏剧文学系的徐闻莺老师听了我的这类表述后曾为我担心，说：“如果形势有变，当社会上那些被你蔑视的一切联合起来对付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我回答说：“那我仍然将用蔑视，来证明他们即便联合起来也真该被蔑视。”
“如果他们采取了更恶劣的手段呢？”她问。
我说：“那就让他们知道，中国还剩下一些男子汉。”
其实在那个时候，事情还没有这么悲壮。恰恰相反，似乎到处都是胜利的信号。一个院长的骄傲和蔑视直接影响了整个校园的集体人格。大家都不难回忆起，那个时候上海戏剧学院的上上下下是多么骄傲啊，即便不能说没有蚊叮鼠咬，但它们哪里敢发出一点咬嚼之声？
我能听到（9）
有时我想，如果时间倒转，把现在报刊间那些蝇营狗苟的言行放回到那个年代，不必说别的地方，只说在我们小小的校园里，换来的也只能是一阵哄笑：哈——哈——！
那真是伟大的年月，高贵的蔑视。
一位英国学人说：“以前，高而不傲被看成伟大，但在道德革命之后，伟大的特征是傲
而不高。”（兰多：《想象的对话》）
我们不是高大的伟人，但我们有资格骄傲。历史留给我们的权利并不太多，但灾难毕竟教会了我们嘲笑。
我的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学生们，如果你们读到这段文字，不妨在心底招回几声昔日校园里的那种笑声。那是我播种的，我能听到。
后记
其他
我的老师余秋雨（王超）（1）
1984年5月，我正在山东艺术学院导演进修班学习，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专业招收干部专修班的消息，希望进一步深造的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赶赴上海参加考试。然而到上海后，却得到消息说导演专业要在次年的春节后才能开学，比一般正常的开学时间整整晚一个学期，更糟糕的是，我还听说导演班要优先录取来自剧团的考生，而当时我的工作单位是文化馆，自然不是这个班的最佳人选。尽管此消息未经官方证实，但这仍然让我备感沮丧！然而就在此时，无意中我又听说上戏还招收一个叫做戏剧理论的专业，连忙找
来招生简章一看，果然有。于是便想如果关于导演专修班的消息属实，我不妨报考这个专业试试。尽管此前我几乎没读过多少戏剧理论方面的专业书籍。
临阵磨枪，我顺手找了一本《戏剧理论史稿》的书来看，一下就被这本书吸引了。这虽然是一本装帧并不精美的理论著作，但在书中徜徉，却让人既能领略散文的优美，又能体味相当的理论厚度。在此之前，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而又如此吸引我的理论书籍。于是，连忙翻回首页一看，一下便记住了那个当时还有些陌生的名字——余秋雨。与此同时，我又得知理论班的带班老师，就是这位余老师。于是，冲着这本书，冲着这个名字，冲着这位从未谋过面的教书先生，我几乎没做多少考虑，马上决定改考戏剧理论专业。
经过一番近乎于玩命似的复习和考试，这年八月，我以专业第十三名的成绩被上海戏剧学院戏剧理论专业录取，成为余秋雨先生的学生。
然而就在我怀着莫大的喜悦踏进上戏这个全国戏剧学子倾慕的艺术殿堂后仅仅3天，命运就跟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在学校对新生身体复查中，我被发现“转氨酶”偏高，按上海甲肝流行不久后的小心推测，“转胺酶”如果继续升高下去，将有肝炎的嫌疑。然而我知道自己绝对没肝病，“转胺酶”偏高可能与来学院之前，自己做导演拍摄了一部电视剧、过于疲惫有关。可是无论我怎样申辩，我还是被做事认真的院医务室，按肝炎疑似病人隔离了。那段时间，我被关在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不能去上课，不能和任何人来往，去餐厅吃饭要坐营养专席……所有人都像躲避瘟神似的远远躲着你，没有人跟你说话，没人与你交往。有的同学进你的房子，还要用卫生纸垫着门把手开门……那真是一段噩梦般的日子，现在想来，心头仍然止不住阵阵打颤。其实对于肝炎，我并不恐怖，我真正恐怖的是确定肝炎后的结果——退回原籍。我16岁下乡，18岁进厂，19岁参军，后来复员时因为喜欢文学并小有成果被分配到县文化馆。而为了求学深造，我撇下妻儿，卖了家里最值钱的电视机，来到从未到过的大上海，而此时要是真被退回去，我将用什么样的理由，告知对我一腔热望的江东父老？那段日子，我心情真是糟糕透了，时刻担心被学校勒令退学。吃不好，睡不着，没过几天，人就突然苍老了许多。
好不容易撑下一个学期，回到家中，人已脱形，整天恍恍惚惚，像得了精神病似的。家人既心疼又害怕，说什么也不让我再回上海。但我哪里肯轻易放弃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几经努力，我最终还是说服家人，在学校开学半个月后坐上了回沪的火车。
我不知道就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差点影响我一生走向的大事。原来按学院规定，学生返校时间超过法定15天，那就要勒令退学。而当系里的有关领导找到我的带班老师余秋雨商量让我退学的事时，余先生对领导说，王超以他二十六七岁的年龄，考上大学是不容易的，我相信王超他没有极为充分的理由，决不会无故不归，因此，我不同意！在余先生的坚持下，学校做出了让步。
这件事我原来并不知晓，是我们班的班长在一次与我的谈心中无意透露的。我不知该怎样描述当时的心情，我只记得在听完班长的述说之后，我未经思考一口气跑到系办公室，找到余老师，为了他的这种宽宏，为了他对学生、对人的深深理解，我真想对他说一大堆感激的话，但不知为什么，真面对余老师时，我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对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便捂着脸跑了出来。我不是个爱哭的人，我当过兵，知道什么叫坚强，但那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放声痛哭了一场。
我至今深信，这件事对我一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余先生对我的深切理解和力排众议，我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学业，而且恐怕还会丧失掉对未来的信心、对事业的追求，甚至包括生命。在此之前，也许是因为长期处于被隔离、处于另类的状态，再加上我经受了过多的冷漠和歧视，我曾一度怀疑人与人之间是否有真情、友爱存在，但经过这件事，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和感知。
不久，曾经让我吃尽苦头的肝病嫌疑被排除。这本来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但由于长期处于一种焦虑、恐惧、紧张的状态中，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整夜整夜的失眠几乎让我失去了正常人的思维，书看不下去，提笔写东西根本就不知从哪儿写起。我大量地吃安定，大量地吃补品，早晨跑步晚上到黄浦江去散心，可根本不管用，脑子里一天到晚一片迷离、混沌，白天也是晚上，晚上也是白天，让我苦不堪言。这件事自然不久就被余先生知道了，有一天他把我找去，听完了我坦诚的诉说之后，他对我说：“我能理解你。”又说：“王超，你记住：没有一个怕失眠的人不失眠，没有一个不怕失眠的人失眠。”先生走后，我反复玩味这两句话，尤其第二句，每当我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反复去想这句话，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在这种回想中，我狂躁的心情会逐渐趋向宁静。慢慢的，折磨我多时的失眠症竟然神奇地不治而愈了。
我的老师余秋雨（王超）（2）
1985年10月，我突然接到了原单位的通知，让我回去办一个“第三梯队”的手续，说经过局领导研究，决定发展我成为文化局的第三梯队，也就是说，如果顺利的话，等我毕业之后，我可以回到原单位去做副局长。这肯定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但是当时，由于前段时间生病，我已经耽误了许多课程，如果回去，至少需要半个月时间，而且听领导的意思极为可能的是，如果工作需要，可能就不会让我再回来上学了。面对着学业和仕途的选择，我犹豫了，于是我带着犹豫，找到余先生。余先生没有跟我绕弯子，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你不适合做领导，领导当然也是一门艺术，但和你所喜欢、所追求的艺术可能不是一回事儿。依我对你的了解，还是从事专业的好。”听了余先生的话，我毫不犹豫地给文化局领导写了一封信，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应该说，这可能是我有生以来最正确、最重要的一次选择。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我现在不是什么成功的艺术家，但以我的脾气，我的性格，如果让我做领导，极有可能不是害了别人，就是害了自己。而余先生的那些话，无疑为我以后对艺术的追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那时候，学业上的落后曾使我对自己产生过怀疑，觉得自己不是搞艺术的材料。
1986年7月，我以不错的成绩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临离校前，我去见余先生。本来我是准备向先生道谢的，但面对先生，我酝酿已久的一肚子话竟一句也没有说出来。临走，先生给我题了这样一段赠言：只有不停地创造，不停地做事，你就有无限的可能和无限的前程！
怀惴着先生的这些话和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我回到了原单位。但我很快发现，这座因袭了太多传统的古老县城和我这个在上海滩熏陶了两年的学子竟是那样格格不入，我像个异类被排挤、打压，甚至有人将我对人生的一些理解和对艺术的一些解释看成了精神方面的问题……在极度的苦闷中，我只好再次求教于余先生。先生很快回信：“不要怀疑自己，你的进步是肯定的！”“立足于县城并不意味着眼于县城，你应该去寻找更大的生存空间，也就是将自己的视野向县城以外延伸和扩展。”
1989年，机会来了，山东艺术学院决定借用我去当编剧教师。但由于体制的关系，由于身份的关系，艺术学院的领导明确地告诉我，借用只是借用，调入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可以到艺术学院教书，但是我可能永远没法真正走入艺术学院。这种事情现在看来可能不值一提，但在当时，有惯了一个固定单位的我，一下子要沦为另外一个单位的打工仔，没有固定的身份，没有未来的保障，而且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文化馆这个尚算自由的工作，毕竟风险巨大。所以，进还是退，去还是不去的矛盾又一次不邀而至。百般无奈，又一次提笔给先生写信，先生立刻回信告诉我：你毫无疑问地应该去，并说你现在所得到的自由是自留地式的自由，但要获得人生的大自由，就应该到更大的空间里去！并且先生在那个时候就预言，身份的问题，体制的问题，可能在未来将不再会成为人生的羁绊。
听了先生的话，1989年11月，我卷起行李走进了山东艺术学院，走上了编剧专业的讲台。先是住教室、教研室，后是住仓库和五个平米的房子。一住就是六年。但正如余先生所言，我在这里找到了更为广阔、更加适合我的发展空间，我用先生的教学态度对待教学，用先生对待学生的态度对待学生，我坚信，只要像先生对他的学生那样，有着深刻的理解，有着真挚的关注，就不会有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