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追问，源自对中国传统文人生命结构的动摇。他在这篇小文的后面追加了一笔，说它在《小说界》发表后在上海的文化界引起反响，还在一次“上海人一日”征文中获得首奖。他说这大概是由于评委都是文人，对他笔底流露的某种苦涩也有一点切身感受的缘故。我却依然愿意沿着自己的思路想下去：看来许多人都困在其中，更多的人沉浸于这种群体的困境中，以为人生终于有了一个归附，自己总算成为了某一类人。这种对苦涩的所谓“感受”中，根本没有任何的反省成份，反倒多多地透出这个群体由来已久的自得与自赏，而个人生活中的一些不如意甚至失败，反成了社会对他们的亏欠。很少有人能从自己的角度来反省这样的人生境遇。人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或勇气，最终找到一个出口突破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
告别仪式上的余秋雨，有点像一位正在观看布莱希特戏剧的观众，他的身份与情感，把他拉向那个特定的哭泣的场景中；他的自觉与理智，又在把他往外推。他始终没能一头扎下去，没得连根头发也望不见。
他还在岸上，看到别人，更看到自己。所以他伤感，迟疑。
十五年前，书房中的余秋雨（2）
我知道他可能不接受我这样直接，但是旁观者清，如果不这样，不会有未来的余秋雨的。
余秋雨的灵性与聪颖，还有潜伏在他江南文人儒雅外表下的强者基因，注定他要走一条不同的路，注定他会成为《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的余秋雨，《千年一叹》《行者无疆》里的余秋雨。
龙华的日子，更像是余秋雨未来“出走”的热身阶段，住的时间虽不长，却是前一种状态的了结处，未来全新生存状态的起始点。
几年后从龙华这里离开的余秋雨，走出书斋，也走出上海，走向海外，红遍全国。
那时上戏的教师宿舍刚搬到龙华，我们听了都觉得那地方紧挨火葬厂，又远又凄凉，多不吉利。当然那些将要乔迁去那里的老师们，自己就更有说法了。“到时候觉得自己不行了，用不着向殡仪馆叫车，自己慢慢走去就是”——余秋雨把说这话的老师称作“最达观的”。还有一位想象力更是了得，居然安慰大家：“它不至于只会就地取材。”余秋雨说自己素来是乐天派，“相信可以把这样的笑话轻松地说它几十年”。
我听见的是系里的老师议论后来各家的装修如何如何，某位老师家有点古板老式，某位老师家又过于简陋土气，说余秋雨嘛毕竟年轻现代，收入也比别人的多一些，所以家里装修得“老洋气咯”。历来在上海人的标准里，“洋气”一词就是最高级最好的了。
这之前我没去过余老师的旧家，不知是个什么情形，只记得同是我们导师的叶长海老师，一家四口就住在我们的宿舍楼里，才一间宿舍。后来叶长海老师也是那次搬去龙华的。那时还没有买房一说，在上海，有一套宽敞的属于自己的房子就很不容易了，乔迁之喜多少也减弱了些对地理环境的联想。
那时的龙华还很混乱，没怎么规划，我在公共汽车总站发了会儿懵，这一天里到处问路都不耐烦了，于是认准一条道就开始往前走。
终于走到上戏教师宿舍小院儿里，门房的老头听说我要找余秋雨，很热情，一边热心给我指路，一边还叨念：“你要找余秋雨？我晓得咯，余秋雨啊，找余秋雨的人老多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余秋雨的名气虽远不如现在，但在上海的文化界和各大学院校，却是响当当的。那时大家思想都很活跃，上海的不少大学都请过余秋雨去讲课。记得当时我的一位正在上海师大进修、与余秋雨同龄的女朋友，因为听过他的几次课，每次说起余秋雨，都是一脸的敬佩，对我成为余秋雨的学生更是羡慕得不得了。也可想而知，那时找到他家里研讨学识、请教问题的人一定也少不了。
我站在他家门口，敲门。没一会儿，余老师睡眼蒙眬来开门。一看是我，又回去穿好衣服，这才把我直接引进书房。
我在外面转悠一天，尽跟些陌生人打交道，这时见到余老师，好像投奔延安的小青年，坐下来就开始说话。他坐在书桌前，面向我。外面的小雨又稀稀拉拉飘起来，屋里有些模糊，像在晚上。
印象中我从进门到离开，都没来得及离开那把椅子。我完全忘了欣赏他的新家，只记住一屋子的书。
很多年以后我去他和马兰在深圳的家，进门看见他家的纯木地板和我家的一模一样，乐得大喊大叫。那次我没忘了从容地把他家参观一遍，客厅里有一只我家也有的大大的藤编篓子，里面堆些报刊杂物。饭厅墙上挂着一套少见的木头餐具，拙拙，笨笨的。书房里也有台电脑，却不常用。
是我喜欢的那种家：不必太过豪华，摆设一定要大方空灵，还要有几样家什是有来历的，不那么昂贵但是主人心爱的。
他说这么远的地方，要转好几趟车，问我怎么找到他新家的。
龙华我那是第一次去，我说我糊里糊涂转了几圈，最后认准一条路往前走，莫名其妙就到了上戏教师宿舍。我说也许是直觉。
他马上高兴起来，大谈起直觉，一些与直觉有关的记忆。说得津津有味的，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在外面已经糊里糊涂转了半天，最终也还是糊里糊涂站在了他家门口。第二次再来，还会找不到。
他却还在谈直觉。他喜欢这样，对直觉、感应，甚至巧合这些奇妙的体验从不排斥，总是满怀惊喜，这让他一直年轻、感性。身为教授、学者，又满怀艺术家的性情与天真。
正是我喜欢的。
一个大光头上打着余秋雨的名字，好玩吧（1）
我知道有人不喜欢他这样。有回在校园里遇见另一位老教授，他就向我批评起余秋雨，责怪余秋雨在自己的文章里给一位年轻的、现时段的剧作者的作品给予了过高的评价。
“这样很不慎重，余秋雨不能随便给这样的一个作品下定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教授，是名人，他的话是会有后果的，他怎么能这么随便！”
我朝那位教授傻笑，我其实还是蛮尊敬他的，只是想问题和说话的方式差距太大，只好以傻笑为武器，免作停留。
其实最欣赏的就是余秋雨的亲和、率性，干嘛要假装一副教授、名人的样子，满脸慎重？太奇怪了。
其实上戏的老师与别的正统院校的老师相比，就已经够亲切可爱的了，他们可以和学生称兄道弟，有的讲课时也会跳到讲台或窗台上去，若再加上思想与观念真正现代化，上戏的俊男美女及我这样的次次美女们，没有不欢迎、不服气的。
他上课没有那么多的讲义，台子上只放着个笔记本，似乎也很少打开。坐在一张椅子里，也没有水杯什么的，不紧不慢地、语调平缓地聊着。
中途休息，男生总是把他围住，探讨。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探讨什么，我几乎没有与他探讨过学术问题。我喜欢安静地听，被他的方式、说法触动，安静地在心里想，思考。他的话，只是转动和打开的钥匙。他们谈得似乎挺投入。男人们喜欢讨论问题，争论问题，男生都惟恐自己看上去像没思想，没脑子，他们更喜欢在他面前不住地表达和表现。女生们喜欢用自己的感知去接近他的体系。
他授课的时候，经常会有“全方位”“立体”“宏大”“放射状”“裹挟”“喷发”这样一些充满力度和动作感的词汇，在课堂的环境里，成为推动我思维全面打开的夯号，让我的脑子海阔天空、无所不为。回到宿舍，我们又更愿把这些词汇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闺房言谈，经常把它们用得妙趣横生。比起男生，我们女生活学活用，更像是余秋雨的“嫡系部队”。
那时除了听课，在上戏的小院儿见到余老师，他都是随意地穿条牛仔裤，手里拿着饭盆，走在学生堆里，去食堂打饭。
哪个系的学生都爱与他拉上话，攀上点关系，也包括毕业后在外面搞电视时真的假的都打上“艺术顾问余秋雨”。
上戏的学生在外头搞电视剧，应该是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时经常看到和听到一部什么什么电视是余秋雨做的艺术顾问，一个什么什么电视演员的写真集是余秋雨写的序，有次问起他，他哈哈笑，言语中从未流露过追究，只告诉我这样的事太多了，肯定比你听说的、知道的多。有次还开心地说起有人告诉他，他的名字正好打在屏幕的一个大光头上，很好玩的。
那出电视我还真看到过，导演正是上戏的，我还认识。
你想想，一个大光头上打着余秋雨的名字，好玩吧。别人告诉我的时候，我自己都笑了。他说。
是的，那都是自己的学生，除了打着幌子想多争取点观众，提高一下收视率，他们没有恶意。他知道他们至少还在老老实实做着一件具体的事情，还没有沦为那种无聊又无行的中式文人或掮客。
我还听说一位分至北京的表演系女生，找到余老师在北京的驻地，大谈她要在北京开家妓院做妈咪的雄心壮志。可惜跟我说这事儿的人没有打听到余秋雨的反应，我也只是想，亏了他能有耐心听如此生猛的女学生神侃。也难怪，凡是上戏毕业的，都爱说自己是余秋雨的学生。学生太多，他又总是一视同仁，也难免会有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的时候。
我那时和现在差不多懵懂，凡事不打听，对别人背后的那些事情没有太多兴趣，即便是对自己尊敬或者关注的人，也只是听凭自然去感觉去了解，想不起来要去打问点什么。很多事情都是全世界都知道了，我才听说。这样的脾气往好里说，是好相处，不多事儿；往坏里说，是生性漠然，待人缺乏热情。
对于我们天天挂在嘴边上的“秋雨兄”，我也一样以自己一贯的“处世”态度对待，从不主动去打听他的生活和家庭。但有些传说或是细节，一旦听到又有了感觉，会很难忘记。
毕业后有同学跟我说，在上戏读书时，有一年春节余老师独自一人在沪过年，冷冷清清。按照惯例，大年初一一定会有拜年的学生不断上门来，但那次他怕他们问及当时的师母，他不想他们察觉到他那时家庭生活中的孤寂与真实，竟悄然出走，躲到没人知道的乡下去“避年”。
听过就没忘了。
甚至在很多年后我自己也遭遇过这样的“年”：突然之间人为制造出来的过年气氛，会把你的孤独放大到一个极限，那种寂寥，还稍带点强撑着的面子，脆弱得不能被外人稍稍碰及。甚至都不敢接电话，任何一声问候都会让我全线崩溃，嚎啕大哭。
这样的经历，过后总让人愈发地坚强、强大。也让我懂得，再坚强、再热闹的生命，都有它软弱、清冷的时刻。这样，便什么也不用太在意，什么也都会过去，在自己一切顺畅如鱼得水之时，不至于面对别人的失落、低沉而得意忘形；在自己倒霉潦倒之时，也不至于在别人的得意、辉煌面前自惭形秽，大家只是刚好所处的时段不一样罢了，没关系的。
一个大光头上打着余秋雨的名字，好玩吧（2）
这样一来，往好里说，有点像某些古人那样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往坏里说呢，也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后来也是在北京，从上戏来北京的表演系同学告诉我，余秋雨老师快要结婚了。我懵懵懂懂问，结婚呀，跟谁结婚呀。那时才知道，原来是和马兰结婚。
刚开始还有点怕给余老师家打电话，害怕马兰接电话，主要是不知道怎么称呼。后来听余老师一口一个马兰，也就在电话里放开了直呼马兰了。
后来也是在学生和老师成为真正的好朋友后，才有可能谈及各自的家庭与爱情生活，他也像我们所有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的饮食男女一样，不思悔改，注定要在两性关系里沉浮起落，有苦闷，也有欣喜。只是偶尔谈起过去，我会用我的方式笑他，我说哎呀你以前怎么那么土啊。他说是土，以前的人都那么土的啊。
这个时候又会让我想起刚到北京时给他写信描述自己的生活，他说的他羡慕我们的年轻。心想谢天谢地幸好自己不是他那一代人，要不现在一觉醒了多替自己难过和可惜。
现在聊天，谈起各自的情感生活，他会说，两人之间年龄的差异有时反倒会给双方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我总是同意得小头乱点，愉快极了。即使是在这件事上，我这个徒弟也是步其后尘，无意中又成了他的模仿者。
第一次看到我的笔名“哈马忻都”，他奇怪我干嘛叫这么个名字。我嘻嘻笑，不好意思原原本本告诉他。那时正是“黄爱东西”这样的名字盛行，又听说一些所谓时髦的上海人广东人，也兴把孩子的名字凑成四个字。那时我要用自己的这个笔名发表小说，杂志的总编就明显表示反感，说不行，人家还以为我们开始发外国人的小说呢。我心里叫苦，都是凑巧，自己和流行、赶时髦根本不是一回事的。但依了自己的性子，一下子又不想特意去解释什么，说明什么。管它呢。
好多年后，我在余秋雨的《千年一叹》里读出他对伊朗的历史和自然还挺有感觉，对波斯人在古代中国的“工作与生活”还津津乐道的，便一下子就又愉快起来，躲在写给他的信里开玩笑，问他是不是觉得我身上也有那么一点点“异族”痕迹。我说我的祖先就来自波斯，娶了一位蒙古女子，我从老家家谱上拣来这第一个名字“哈马忻都”，觉得好玩，就做了笔名。但事实上我对这四个字的真实意义一直糊里糊涂，不知所以然，别人问起，也总有点不太好意思。有一阵子我一遇到蒙元那段历史，就想考古，想弄清楚自己家族的来龙去脉。
就这么一说，没想到他不仅挺当回事，还特别有兴趣，在电话里兴高采烈，还带着些许的天真与冲动，起劲地鼓动我，要我一定要写篇文章，写自己对那个拣来他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