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选择的开始，太过学究和专一的研究领域，会要我的命，我一直都在拒绝。一辈子躲在书房里专攻一段或一人的生涯，淹没在别人的生命与世界里，定会叫我了无生趣。我开始往四处发信，骚扰我的一些同学，以及同学的同学。我一个劲地打听：你们那儿有没有那种泛学科的、不那么确定研究方向的“专业”？也许正好有那么一位老先生，一时“想不开”，愿意招三两个我这样的人做研究生？
想要的回答真的来了！那是一封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信。我第一次知道了余秋雨的名字，并且一下就从来信里感受到，这个余教授可能还挺欣赏我的。
1986年上海戏剧学院的研究生招生科目别具一格，以余秋雨教授为主的导师组联合招收“戏剧学”研究生，除了余先生的艺术、戏剧美学，导师组里还包括戏曲学教授、欧美戏剧研究教授、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教授、戏剧表演学教授、舞台美术学教授，他们都是上海戏剧学院教学、研究领域独当一面的精英，所以要联合招生，本意也正在于不急着框死学生的研究方向，想要培养几位全方位的戏剧通才。
这样的方式，光是听上去就叫我喜不自禁。
上大学时我是中文系戏剧社的骨干分子（每次排演《雷雨》，扮四凤说“已经四个月”时，会笑得蹲在地上起不来），系里的所有戏剧课程我都选修过，曾历任各戏剧科目科代表是我四年大学生涯惟一的“官衔”。喜欢倒是真喜欢戏剧，但要把这样的爱好缩小至某一段戏剧史或某一位剧作家的定向研究，从来没主动想过。上海戏剧学院的意思，既能满足我对戏剧的热爱，又不至于一头扎进某一只牛角尖一辈子出不来，我喜欢。拜拜了南京，我要去上海。
向我提供信息的人告诉我，这是余秋雨的思路，这在上戏是第一次，在全国也是首创。
余秋雨的名字，正是伴随着“独特、开放、宽容、自由”这些我爱用的词进入印象当中的。当然，最重要的，余秋雨的方式，也仿佛与自己蒙眬中想要的方式暗合，这个名字头一次出现就让我有了亲切和认同感。
直到那时，我才开始读余秋雨的学术专著《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等等，一下又掉了进去，简直相见恨晚。
对于一个不习惯在一个封闭体系里看字读书的年轻人，余秋雨学术专著里那种大开的、放射状的思路提供与线索展示，让我的眼睛完全不能停住。仿佛跟着他在跑步，拐过一道弯，眼前豁然会出现数道门，每道门里的情形，又都是我急于要获知的。我一边跟着跑，一边会涌出许多的想法，一些是突然想到的，一些是早已沉淀在某一角落的，只是突然因这阵风的掠过，飞扬升腾。那些书，应该是我那时为止读到的最过瘾的学术著作，是我四年拉拉杂杂东翻西看大学学习的最终总结与升华。很难描述那种感觉，总是惊喜，甚至有些扬眉吐气的意思。南大的教育是十分严谨和素有传统的，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展了几十年近百年。我天性散漫，很多时候觉得自己融不太进去，或是不入流，成不了最好最优秀的学生。总是不太高兴上系里安排的课程，只热衷于四处听讲座，南大校园里的听不够，还跑去南师、南艺听，一些讲座能一下把我的眼界打开，新奇与新鲜的风迎面而来，让我莫名兴奋，还无比充实。当时读余秋雨的书，就仿佛听一个接一个的讲座，不再被日间的课程打断，很过瘾，并且心里慢慢地还会升腾起隐隐的牛气，觉得自己四年大学学习也似乎并不那么一无所获，至少让自己具备了领略新思维、新思潮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领略过程当中为约捍吹奈薇瓤炖帧Ｍ茄踔鳎也唤隽炻粤擞嘞壬攀降乃嘉苟脸隽寺礴大气的文笔，对成为余秋雨的学生更多了神往和信心。
许多年后，有记者问余秋雨，为什么要拒绝国内许多出版社关于重新出版他早年的大批学术论著、大量单篇论文的建议。
余秋雨回答说：对这些学术著作，我还是“敝帚自珍”。在文革灾难年月，我们这一代人目睹我国文化教育领域一片荒凉，便把思想解放运动、自我学习运动结合起来，开始了新时期各个领域思维文本的重建。在几乎没有现代资料的情况下，我们是在极“左”思潮的围窥中边自己翻译资料，边自己写作这些书的。我的那几本，虽然因单位所在，冠名“戏剧”，其实论述的都是我们失落多年的整体现代文明。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难想象，当时我只是为了从正面来论述尼采和叔本华，不知和责任编辑承担了多大的风险。但是那个年月又充满了一种群体兴奋，我们知道每一位没见过面的战友，也熟知那些一有机会就会用棍子和帽子来阻吓我们的人物的名字；更让人激动的是思想解放的步伐一日千里，我们那些备受质疑的著作快速获得肯定并一一填补了教材的空缺。例如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不仅当时获奖，而且在作为教材使用十年后又获得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每次获奖都会收到全国各地学术界同道的大量贺信，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胜利。因此，现在看这些旧著，仍能回想起那风起云涌的不平岁月，只不过我在同一学术辈份中最为年轻，当年的战友们有的辞世有的老迈有的远行，留下我深感寂寞。
那是一次偶遇，更是一次暗合（2）
他还说，我怕喜欢我散文的广大读者产生迷惑，也去购买这些学术著作。如果这样，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有些出版社可能正有这个意图，我不能掺和进去。学术著作再好，也不适合一般阅读，更何况我这些年系统考察了人类几大发明，对于学术著作中的不少论述已经积累了大量补充和修改的材料。
那是当然的。成千上万的读者是从读余秋雨的散文开始认识余秋雨的，而我这个糊里糊
涂的学生，早在他们十几年前，就已经被学术著作里的余秋雨吸引。从最初的研读余秋雨学术专著，到后来一直读他的散文，我应该是自始至终的铁杆读者。
20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到21世纪，学界与社会的各种思潮变化太大，就是余秋雨也在不断地更新着自己。有时，身边的熟人，朋友，还会在我面前纠缠他昔日的作品或观念。作为学生，同时又是一位亲近的读者，我最能感受到的，总是每一个“现阶段”的余秋雨。
我说我喜欢你的《千年一叹》，我更喜欢你的《行者无疆》，它们总是越来越松弛、自然，越来越开阔和超越本土，今天我为是《文化苦旅》更好还是《行者无疆》更好，跟人理论了半天。
他说是吗，你喜欢《行者无疆》，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他对自己的创作有他清醒的看法，我们能够客观地总结它们。让我高兴的是，我们很多时候会是一致的。我们平等地谈论他每一阶段的创作，我喜欢毫不顾忌，想到什么说什么。
因为相对年轻，对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无动于衷，感情甚微，多些时候还抱有恶感，所以在余老师面前喜欢说些年少轻狂的话，包括对他早先作品里那些太过投入的中式文人情怀。他从未不悦，有时还特别地欢喜特别地开怀。这是我一贯喜欢在他面前说实话的前提。
有作家朋友在我面前谈论余老师的散文，他们有自己的看法，我表现平和，并不强求，总说这很自然，大家都是写字的，各有各的路数，也各有自己的读者，一切顺其自然才好。我说我只知道余秋雨从不指责别人的写作，我做他学生时他都反对我们写“商榷”文章。
其实也是，说是“商榷”，不就是要求人家同意你吗？我说我一听“商榷”这个词，就闻见一股酸臭、迂腐味儿。它总像是挂了一张和和气气的脸，又是拱手又是作揖，各项礼数不厌其烦，骨子里却摽足了劲要叫你服他。十二分地狭隘。上大学时我的一位“才子”同学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原作有近万字吧，上下五千年地引经据典，目的只在与某人和某些人“商榷一下”，被删得只剩了二百来字，放在一个什么“求疵”栏目里，弄得我每次见他都问“最近又写了什么求屁文章？”
我说余秋雨这人挺大气宽容的，包容性很强，挺现代的，不过你们都有点老土，有点小农民。
对个别零碎而尖刻的谈论，余秋雨的反应克制，冷静，话说得在我看来很高贵，极有水准，并且我认为有广泛意义。
他说：“一个作家在批评别的作家的时候一定要自我约束，因为作为作家的你，必然是个性化的，排他的，不与别人混同的，避免与别人共用一个艺术尺度的，不会借用别人眼光也不会在乎别人眼光的。这种特点使你与别的作家各自独立，你偶尔有可能谈谈一、二个与你生命结构有粘连的别的作家，如果随意地把某种跨结构的阅读陌生感发表于报刊，结果只能给自己过不去。”
后来《行者无疆》出了珍藏版，精美别致，里面还有一张黑底白字的名片，上面是余老师手书的杜甫诗句：“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足见其取向。
余老师送我一本签过名的，我很珍惜。我把它们和《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等书放在一起，自以为比别人更深谙这些书中的历程和岁月。
十几年里，不管老师，还是学生，其实都在找寻和确立自己。顽固不化和拒绝时代，是可耻的。而轻易否定和丢弃过往，不仅不科学，而且不真诚。
私下，总是无比庆幸在那样一个关键时刻读到了余秋雨，领略了余秋雨。那是一次偶遇，更是一次暗合。未来的三年，十几年，我会是一个幸运的学生，亲近的追随者。
以后，也一直会是努力的模仿者。
十五年前，书房中的余秋雨（1）
出租车穿越华山路。
梧桐树叶，衡山宾馆，甚至丁香花园，但就是没能晃见上海戏剧学院那块招牌。
因为多出来一条高架桥，我把上戏彻底给丢了，连带那家溢香的法式面包房。
余秋雨说，马小娟你应该回上海看看，上海的变化很大。
可我总是途经上海，一刻不停。即使现在，也情愿坐在浦东巨高的国茂大厦露天咖啡座上，喝咖啡，发呆，隔着条黄浦江，远看上海。懒得下去。
那底下的世界精彩是精彩，繁华也是繁华，感受得到，但不必亲临。我喜欢这样子。
旁边有个摄制组在工作，应该是在介绍新浦东。摄像和主持人在忙，镜头频频扫向林立高楼，那是新浦东的天际线。其余人则和我一样，在露天平台消受。我听说，这座中国最高、世界第三的国茂大厦在峻工后，决定请一对上海夫妇在总统套房“首住”。请哪一对呢？太老的不足以体现这座建筑的现代感，太年轻的又怕承担不了它的重量，选来选去，选了余秋雨夫妇。上海，是他们的居住地之一。
在北京见到余老师，我说我喜欢国茂大厦的现代感，电梯像飞一样，一下送到空中。我在上面安安静静喝咖啡，隔江看上海，像雾里看花。
我还说，有一天我希望自己能在上海买一套房子。
上海的气息，北京替代不了。
上海在我心里，总是欣赏却下不了决心去亲近，迷恋她的文明与国际化，但对自己成为一个上海人毫无信心。
上海总是在下雨，背景模糊。
1989年，夏天。我打着伞，赤裸双脚，糊里糊涂走进那些淌水的街巷，怯生生去敲那些陌生的门。
“这是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请您当我的答辩老师。谢谢。”
那应该都是精选出来的对中国当代戏剧有研究成果的上海学者、艺术家，他们多数住在三两层的旧式小洋楼里，楼梯逼仄昏暗。厚实陈旧的木地板横在眼前，陌生中带些淡漠。我懵懵懂懂来，懵懵懂懂地离开。
那一天好像一下游遍了上海，又好像在向上海作最后的道别，我出现在上海的一个个公共汽车站，在人群中挤上挤下，走进那些不动声色的小洋楼里，一家一家发放我的毕业论文。最后，连雨都下累了，我挟着我的伞，转车搭乘去西郊龙华的公交车。
记忆中那个地方很远，汽车到达终点后，我茫然四顾，不知从何下手。
今天为帮助自己再想起龙华那个地方，再想起上戏教师宿舍那个小院儿，我特意翻出余秋雨老师写的那篇《家住龙华》。
这篇文章在十年前看过，发现此刻再看，感受已很不一样，除了感动，又多出几份清醒、旁观的审视。甚至想，即便是他自己，也未必察觉到自己那时不自觉流露出来的一种怀疑和动摇？
那是一篇与死亡有关的随笔。不知是因为家住龙华才引出死亡的话题，还是因为连着参加了几次上海文化界友人的遗体告别仪式，余秋雨这篇病中的小文显出少有的伤感、迟疑。
那都是些中年早逝的教授、学者，余秋雨在悲悼友人生命早逝的同时，也返观了自己生命的形式与可能有的结局。
“昨夜读的是霍达的《国殇》，才读两页，纸页就被泪水浸湿。他们也是中年，他们也是教授，全死了。”
“仪式结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种种挽联，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旭麓先生的挽联，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着一个怪异的黑框！”
“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他的遗嘱非常简单：恳求同学好友帮忙，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
恕我年轻放肆，今天，在悲怜与痛楚的后面，我却读出了余秋雨的矛盾与放弃。矛盾不是对某个具体的人人品、学识的怀疑，放弃也不是对他们个体生命、事业的否定，这矛盾与放弃，应该是源自余秋雨自我深处对生命形式的追问，源自对中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