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说是办了二十二万个工厂。河南省更神，办了「一百三十万个中小型工厂」。（注７：同注１。）
领袖发热，下面发烧。冶金部长王鹤寿在几天之内就烧昏了头。该部竟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向中央报告说，明年钢产量要翻两倍，达到三千万吨，四年后达到八千至九千万吨，把中央的「七年超英」改成了三年。如果说毛泽东缺乏经济知识，世人不难理解，至多说是狮子大开口罢了。连冶金部部长也不顾专家的意见，斗胆向中央开出这种痴人说梦般的包票，其无知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毛泽东。
部长们是中共的职业革命家，中共用这些人而不是专家去治国是必然的。专家在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眼里从来就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如王鹤寿向中央报告一九五九年要产钢三千万吨后的第八天，刘少奇对《北京日报》社长、总骗辑说：「王鹤寿当冶金部长，他也不是专家，但搞两年他会了。要是一个炼钢专家当冶金部长就不行。经济学家马寅初当财政部长，一定当不了。他当大家都没饭吃。」由此可知，中共五八年的胡闹几乎是必然的。
自然，也不是人人都烧昏了头。电力工业部便顶住了风行全国的吹牛皮放大炮的浪潮。副部长李锐自恃是毛泽东的秘书，在部长刘澜波的支持下给毛去信，坦述己见。事后毛见到刘，「半打趣地」（李锐语）指著他说：「就你没有出息。」「没有出息」可不是笑语，一年后李锐在庐山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而被打倒，随后被送到北大荒去劳动。刘因一贯不爱开口说话，幸免于难，可是在几年后的文化革命中却被抓去坐了牢。按现今政府总理李鹏的说法，刘在狱中「整整渡过了漫长的十个春秋」。
毛泽东说钢产量要翻番，本属厥词。如果中央政治局不予肯定，灾难还不会那么大。可是一九五八年八月间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却将这枝鸡毛当了作令箭，作为会议的决议告示全国，而且认可了冶金部报告中的满纸胡言，决定在五九年生产三千万吨钢。但是直到五八年八月底，全国总共才生产了四百五十万吨钢，（注８：《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第四十一页。）打死冶金部长也多不出一根钢锭来。要是完不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毛的面子往哪里摆？于是中央决定号召全民大办钢铁，简称「全民炼钢」。十月，中央召开各省电话会议，说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一定要完成，不能打折扣，灾难就从这里产生了。
共产党组织之严密天下第一，无微不至，无远弗届。大小干部们的法律知识、经济知识可以是零，贯彻上级指示却效率奇高。因此，在一九五八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景象：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在「大炼钢铁」。
国家计划委员会应是经济专家的大本营，是运筹决策的地方，可是那里也有「炼钢炉」。炼的什么钢？不妨记在这里：他们将好端端的铁丝网拿来，不计工本地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投进炉子，烧成一块一块的铁疙瘩，然后扎上红布条，毕恭毕敬地捧到领导那里去「报喜」。
文化部除动员千万文艺家讴歌大跃进之外，还要直接对炼钢有所贡献，成立了炼钢的指挥部，由副部长、文学家夏衍亲任指挥。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省军区的第一政委，他竟下令省军所属部队和驻扎在安徽的野战部队的所有连队都搞小炼铁炉。
外交部同金木水火土全不沾边，竟也以炼钢为己任，在部大院里筑起了土高炉，除了糟蹋钱财外，一无所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自东北回京，看到那「炼钢」的情形，立即制止，才结束了外交部炼钢的荒诞行为。尽管因此受到国家机关党委的批评，说外交部炼钢不积极，他还是顶住了，未让那些炉子重新点火。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也顶住了「全民炼钢」的压力，坚决不干。他事后对他的孩子说：「我亲眼去看过，那叫炼钢么？像炒豆腐渣似的。我顶了。任别人搞得轰轰烈烈的，我们有我们的事情，不去凑那个热闹！」
但是，爱凑热闹的人确实不少，连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家的院子里也砌上了炉子。在宋的支持下，秘书、花匠、厨师一齐上阵，成了「钢铁大军」中的一员。
包头钢铁公司是一家大型企业，当然应为「钢铁翻番」作较大的贡献，可是它不花大力量去改进大生产，却派人在国共内战时留下来的碉堡里大搞其「土法炼钢」，还兴致勃勃地请聂荣臻元帅参观，结果挨了聂的批评。
京郊的石景山钢铁公司（即后来的首都钢铁公司）也想搞土炉子，主持北京市委工作的刘仁警告他们：「不许把国家仅有的一点好铁炒成废铁。」他跑到清华大学，见那里也在大炒其「土钢」，便批评道：你们不要这样搞了，你们有冶金系，完全可以搞点洋的嘛！」
湖南省一度发动四、五百万人炼钢，连省委的大院里也筑起了土炼钢炉，但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对此表示「非常担心」。他将中学时代的同学、涟源钢铁厂的总工程师吴鉴光请去，一起察看省委院内的土炉子，请吴发表意见；之后又将另两位省委书记请来，再度请吴谈看法，遂共同决定停止土法炼钢，将全省大多数的土高炉停掉，避免了一大笔损失。
但是张闻天、冯基平、周小舟们是挡不住潮流的。九月底的《人民日报》发布重要新闻，报导了毛泽东在月中「巡视大江南北」的情况：在武汉，毛「看了第一纱厂的小高炉出铁」；在安庆「看了安庆一个中学的小高炉，看了由机关办的小高炉群」；「在汽车道上，毛主席看见了要走几十公里或者几百公里路到有铁矿石可找的县份去挖矿、炼铁的人流。」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毛泽东一定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能亲眼看到浩浩荡荡的大军步行几百公里去「找」铁矿石的壮观场面的执政者。到了合肥，他便兴致勃勃地挥笔题词：「沿途一望，生气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一回北京，他便告诉记者：「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还有一些同志不注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注９：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对记者的讲话。）
毛泽东的诉诸报社记者这一招十分有效，不赞成这样蛮干的人不吱声了，全国上下立即变本加厉地大干起来。让我们来看看一九五八年各地的干部如何发疯吧：
《人民日报》十月十二日的社论说：「河南省六百万人炼钢炼铁。」
新华社十月十三日电：四川省有「八百万钢铁队伍」。
《云南日报》十月十五日报导：全省「三百万大军」「向钢铁铜前线总攻击！」
新华社十月十七日报导，「山西省有二百多万钢铁新战士」，「开赴各山区，参加建炉、采矿、运矿石。」
全国二十多省，无一甘落人后，都在这样不顾一切地蛮干。
湖南省新化县建造了两千四百座炼铁炉，据新华社十月十八日报导，其中「其中百分之八十八能正常出铁」。这个「正常出铁」的数字肯定是假的，因为在一九五九年七月的卢山会议上，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说，湖南五八年搞了五万个土高炉，其中有两万个从未点个火，何况点了火也不等于就能正常出铁。
广西忻城县集合「七万人采煤大军」，「在十九个小时内，用土法采煤六十多万吨」。经广西区党委、柳州地委、忻城县委分头查算，「证明数字完全正确」。报社报导这则新闻时，似乎并未想过，这个数字乘以三百六十五，大约就是当时全国的煤炭产量了。
越往后牛皮就吹得越不成样子。新华社十月二十九日电：河南省当天六百七十万人上阵，日产一百零五万吨铁，一万一千吨钢。第二天奇迹再度出现，日产一百三十三万吨铁，十万三千吨钢。
一个省一天生产十万三千吨钢，而全国全年计划才一千零七十万吨，可见撒谎也是要有点勇气的。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牛皮状元恐怕得属下面两则消息：
一、「广西鹿寨县卫星冲破天，一天产铁二十万吨，等于国家分配给广西的全年生产任务。」
二、「湖南宜章县梅田人民公社，煤炭巨星上青天，日产原煤逼近三十万吨。」
这些都是官方新华通讯社发出的电讯，是那些省、县、公社的干部炮制这些假数字，骗过了记者，还是记者同他们合伙搞了鬼，如今已无从查考。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大大小小的官儿们是这些牛皮新闻的主要炮制者。
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去炼钢呢？毛泽东后来说是「六千万人上阵」，「几千万人上山」（找矿），那指的是被迫置农田于不顾的青壮农民，如果加上城里的机关、学校、军队，那么至少是八、九千万，近一亿人。
炼钢首先要有钢铁筑炼钢炉，在这之前还必需有高炉将铁矿石炼成铁水，这又需要焦炭、石灰石、铁矿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一亿人都是冶金专家，两手空空也就只能坐等天上掉钢锭下来。怎么办？我们国家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主意就往这儿打。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读过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河南省境内的函谷关。自汉以降，两千年来，它一直与中华民族的生存息息相关。西汉时它是护卫京都长安的东大门，东汉时为京都洛阳的西部屏障。三层雄关高达二十丈，直到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在争权夺利之时尚且想到它，特斥资重修。但到了一九五八年，当地的县委书记为了表示效忠中央，带头炼钢，提出要建「书记炉」。可是这位书记没有砖厂烧砖，如何砌筑炼钢炉？他看上了函谷关，提议扒用函谷关的砖。左右劝阻：「那是古迹。」他将眼一瞪：「什么古迹？古迹也要为钢铁元帅升帐服务！」随之一声令下，调来一批学生，几乎把关上的两层楼阁扒拆一空，楼上两千年来积存的碑刻等文物就此被一扫而光。
人说文化浩劫始自一九六六年，其实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开始了。甘肃省武威县自唐代起即为西北第一重镇，以大砖筑成的城墙十分壮观。它雄峙千年，竟也在炼钢铁声中毁于一旦。至于全国共拆了多少古建筑，那就很难查清了。
一九五六年时，浙江省龙泉县的副县长为了城建需用砖石，决定「古为今用」，将本县宋代和五代的两座古塔拆毁，砖拿去盖房，塔内所藏的一百余卷唐宋写经、彩色佛像画全付诸一炬，翻出的几十斤古钱、铜塔则全部作为废铜烂铁卖给了供销社熔成了块块。事后，此人总算遭撤职的处分。但到了五八年，党中央发号召，全国上下一齐乱来，就无人为这类罪行受罚了。
遍布全国的拆风，风源始自中南海。毛泽东自有他的逻辑：「北京的城墙保存一千年，千年以后还是要拆。」（注１０：一九五八年一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上海看齐。」（注１１：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谢富治发言时的插话。）
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中国只是换了一个政府而已，并没有因此而更换它的主人。祖先留下的财产应不属于任何一届政府，可是许多中共官员以为他们挥舞著「全民所有」的旗帜，喊著社会主义的口号，便有权任意处置中国土地上的任何东西了。拆函谷关的新安县委书记和拆龙泉古塔的龙泉县副县长，不过是其中的两个小角色罢了。
拆古迹是为了取得筑炼钢炉用的砖。且不说普通的城砖并非耐火材料，即使砌成「土高炉」也烧不到足够的温度，炼不出合格的铁水。就算炉子合格，燃料从何而来则是另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历来缺乏燃料，当时即使正牌的钢铁厂，燃料供应也不充足。张闻天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说：「像石景山钢铁厂这样的重点企业，也因缺煤而要停产。」那么，全国千千万万个土炉子拿什么来炼铁炼钢呢？
有本事的能搞到一些煤，但是煤需要在炼焦炉里烧成焦炭后方能使用，而建个炼焦炉至少也要一年半载，于是便出现了世界钢铁工业世上前所未闻的怪事：「没有炼焦炉，就堆在地上烧，结果大部份炼焦煤（指优质的、可用于炼焦的煤块作者注）被白白烧掉。」这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受周恩来委托外出调查，从北京到上海一路所见。
有正规炼焦炉的钢铁厂因缺煤而停产，没有炼焦炉而有煤的却没日没夜地将煤白白烧掉，这是发生在城镇中的事。农村呢？农民是无处可买煤的，但他们有伐薪烧炭的传统。古时候打造兵器不就是用木炭作燃料的吗？于是全民炼钢立即演变成了全民伐树。欲知这全民伐树的后果，看几个例子就知道了。
湖北省英山县有个生产大队拥有上百座山头。「大跃进」之前，两人合抱的樟树、枫树比比皆是。为了炼钢，砍树烧炭，干得如此彻底，以至当党支部书记从公社将红旗扛回来时，上百座山上已打不到一棵可以挂旗的树了。
树木不足的，经济林也砍。湖南古丈县，是重要的桐油产地，一九三五年产量曾达三百五十万斤，可是「大跃进」后的一九六○年却一下子跌到了二十五万斤。
平原地带树不多的地方就更遭殃了。河北省涿鹿县有个八十多户的三堡村，为了炼钢将所有能收集到的木材全喂了土高炉。果树砍掉，葡萄藤也砍掉，暂无人住的房子把房架拆掉。凡能点著火的，统统投进炉膛去「炼钢」了。砍光了果树，欲将果园改造成为麦田，但那是一片山坡沙土地，种不成麦子，结果丢荒，任其成了草丛，兔子窝。
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红军长征时最年长的徐特立，当时已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两年前回过湖南老家，一九五八年底再度返乡时发现，昔日葱茏的丘陵，黄泥裸露，林子全毁了。因此当公社党委书记向他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