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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情愿不情愿，进入了高级社的几亿农民过上了社会主义的新生活。这个社会主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我们不妨来看看两段文字：
浙江省永嘉县「一九五六年，成立高级社以后．．．．．懒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众在呼喊：『天天困在田里，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们解开吧！』」
浙江人本是十分勤劳的。农民变懒只不过是因为被共了产，不再感到自己是翻了身的主人，失去了生产的热情而已。这正是全国的缩影。高级社规模比初级社更大了，其经营管理与社员的切身利益隔得更远，社员对合作社的管理也就更不关心了。结果就出现了邓子恢所说的现象：「有些社把整片土地抛荒了还不知道，粮食收起来放在场里霉烂了也无人过问。」（注２２：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人民日报》。）
几亿农民的「变懒」，中国人的「变懒」，正是始自毛式社会主义通行全国之时。「高级化前土改后」，在中国农村一度出现的那种尽管贫穷，但生气勃勃的景象便不复再现了。不仅是农村，整个「新中国」的「黄金时代」也随著毛式社会主义的建立而消失了。
赵树理是当时被公认描写农村生活写得最好的作家，他给我们留下了另一段文字。当时，这位共产党员在山西省长治地区的一个县里挂职任县委书记，眼见中国农村一进入「社会主义」就出现了恶劣的后果，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间给上级中共长治地区委员会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讲到：
「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注２３：《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但是，身为县委书记的赵树理也好，党内高层首脑也好，对于这种惨况已经无能为力了。只要共产党的宗旨是搞社会主义，而高级社又正是社会主义的标志，他们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在毛泽东面前说「社会主义应当缓行」。他们当初投身革命，为的就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如今社会主义实现了，虽然大家觉得这个主义不甚对劲，却没有觉察到毛泽东正在将中国领上灾难之路，更料不到两年后天将降大祸于中国。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而未受阻挡，原因就在于此。
中共目前评论毛的功过，将他在短短的三年内使全国社会主义化说成一功，而一九五六年后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上去才是一过。其实，毛泽东不顾国情，在三年内强制性地将几亿农民赶进社会主义，从而造成生产力破坏，人民受苦，这本身就是一过。邓小平后来搞改革，首先就在农村大致上恢复了「高级化前土改后」的状况。一九五六年高级化一役，毛实在无功可论。毛在五六年搞的高级社，同五八年搞的人民公社、大跃进、不仅动机一致，做法雷同，造成的危害也只有大小之分而无本质之异。从那时起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几亿农民始终摆脱不了贫困，始终停留在赵树理二十多年前说的「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的境地，连号称「鱼米之乡」的江浙及历称「湖广熟、天下足」的两湖、两广，甚至连自古以来的「天府之国」四川，人民都穷到了极限，祸根就是那个不足月即早产的高级社。自从有了它，几亿农民的手脚就被捆住了。
「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搞起了大跃进，将中国人民拖入了一场更加深重的灾难。
第二章：大炼钢祸延全国
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屡次将「去年」的旧事重提，抨击两位党的副主席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说他们「右倾」，将他们骂作「促退派」。会后，毛亲自审阅批发了十一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大跃进」这个口号首次出现。毛对「大跃进」这个新名词十分赞赏，曾说「我要颁发博士学衔的话，建议第一号赠与这个伟大口号的发明家」。（注１：参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一九八九年第四期中虞宝棠的文章。）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一贯紧跟毛泽东，他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底举行的市党代表大会上不指名地攻击周、陈等人。周、陈的本意只是说搞建设要量力而行，并不涉及「主义」。柯却摆出马克思主义祖师爷的脸孔，在主义上大做文章：「他们总是说这也办多了，那也办快了，这也冒进了，那也冒进了。他们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会主义前进了，还是资本主义前进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多了、快了、还是资本主义多了、快了。」柯的报告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看报告稿，一看到标题就叫好，于是《人民日报》立即转载并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在十五年内使钢铁、石油、水泥及若干农产品的产量超过美国。当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赫氏的豪言壮语触发了毛的灵感，他当时即表示要紧跟苏联老大哥，在十五年内赶上美国的小弟弟英国。「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他的这番话赢得了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产党首脑的热烈鼓掌。
这是个很可爱的口号，并没有多少经济知识的刘少奇马上就接受了。十二月二日，他在全国总工会重复宣布了毛的这个计划。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显然也喜欢这个令中国人为之振奋的口号，郑重宣布，届时中国超过的将是十五年后的，而不是一九五七年的英国水平。这就有点要同苏联老大哥并驾齐驱的味道了，因为赫鲁晓夫在五七年宣布要在十五年内超过的是「美国目前的重要产品的产量」，而非十五年后的产量。
由于有了「十五年超英」的计划，毛泽东又想到要是没有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该计划可能会更容易实现，为此他恨透了周恩来。五八年一月在南宁市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大动肝火，自称是「冒进的罪魁祸首」，并且不惜唇舌，二十几次提到「冒进」，大有不踏倒在地不罢休的气概。他在会上攻击周恩来「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点名说周「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他甚至拿著柯庆施的文章直指周道：「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周恩来不敢顶撞他，只好做检讨，承认自己执行的「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二月，《人民日报》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再次鼓吹「大跃进」，而且要「全面大跃进」：「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跃进。」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又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自称搞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反冒进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告示全党：「我看应采取『冒进』。」
周恩来是政府的管家，是做具体事务的人，他知道鼓吹「冒进」的结果必然是灾难。但是此时他只有挨训的份儿，完全没有力量抗辩。会后回到北京，他告诉秘书，五月间中共将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他要作个发言。由于「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发言内容主要就是「检讨」。为了这份检讨，他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从半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竟不能构思出一段检讨的文字，其内心之痛苦可想而知。
这时候，再没有人出头抵制毛泽东的「冒进」了，有的只是应声虫。如中共辽宁省委就在三月九日号召三千万人民向「害怕『冒进』的保守思想作斗争」，「冒进」由此成了新的时髦。「大跃进」浪潮终于被鼓动起来了，三年人祸就此降临中国大地。
顾名思义，「大跃进」是国民经济大跳一步，这对亟欲摆脱贫穷的中国当然是件好事，问题是能否实现，如何去实现。毛泽东本人在政治方面已将十分心计用去八分，能用于考虑经济问题的精力实在有限，再加上他戎马大半生，早年学识仅及于文史，在师范学校读书时不爱自然科学，甚至抗议校方将自然科定为必修课。他不是经济专才，无法创造经济奇迹，但他自己却不这么想。他真正相信有了社会主义，「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出来」。可是作为最高执政者，他却没有所谓建国方略，更没有让专家学者论证建设方案。他只是凭他的观念、想象做指示。譬如，建国之初，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曾对北京市市长说过，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注２：《文汇》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一期。）也许这只是毛兴之所至，忽发奇想，说说就忘了，也许是党内同志抵制了这个荒唐的念头，总之这个主意未得实现，否则古都北京早已面目全非了。毛马上得天下，仍用马上那一套治理国家，毫无章法可言。为了发展北京，不惜大拆举世无双的城墙。拆得正高兴时，他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却冒出一句：「北京城墙不拆也可以。」过了两个月，他又在党内的会议上说：「北京的城墙可以挖，先不全挖，而是挖得稀烂。」于是北京的城墙终于被挖得稀烂，进而平毁无遗了。（注３：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刘仁发言时的插话。）
国家落到这样一个出尔反尔、不照章行事的统治者手里，不可能不出问题。本来，一九五八年二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民经济计划：工业计划增长百分之十，农业增长百分之六。如果能实现，已是不寻常的跃进了。但是过了一个月，中共在成都会议上就关起门来又按照「大跃进新形势」另搞了一套，将计划分别改为百分之三十三和百分之十六点二。一个月前千名人民代表的手就算统统白举了。不仅如此，毛泽东又信口开河说：「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注４：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李井泉发言时的插话。）到了五月，他大概被自己鼓动出来的大跃进新形势弄昏了头，又改口道：「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就可以赶上美国。」（注５：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他的根据则是「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首创精神」。
周恩来、陈云已被迫保持缄默。毛对于自己这出独脚戏似乎也有点忐忑，他在会议上自问道：「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但旋即否定道：「不是的，我们不是狂妄份子。」不过，他的头脑还算清醒，当即通知新华社：「我说的这些可不要登报。」
一九五七年中国的钢产量是五百三十五万吨。毛泽东在这一年十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话尚不离谱：「再搞五年就可以超过一千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而到了第二年五月，他的思想便跃进了：五八年八百万吨钢，「明年一千万吨钢，后年一千七百万吨钢，世界就会震动」。（注６：同注５。）到了六月中，他更大跃进了，他将他的兼职秘书，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叫去，说当年钢铁应当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即比五七年翻一番。（据刘瑞哲《大跃进史考》一文说，翻一番最初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建议，毛说了句「干脆一点吧」，就决定了这个计划。）第二天李将毛的意告诉冶金部长王鹤寿时，王只是惊讶，却没有胆量去告诉毛：要炼出这么多钢，需开采多少煤，建设多少座炼焦炉，多少座铁矿，增添多少个火车车皮，电力从哪儿来，建炼钢炉的钢哪儿来．．．毛本人是不想这些问题的，他只是不喜欢八百万吨，即比五七年的钢产翻半番的计划，尽管那已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计划了；他喜欢翻一番，而且相信能够做到。正如两年前邓子恢只同意一年内将合作社的数目增加一半，而他坚持要翻一番那样。那次，他做到翻一番，而且将邓批判得从此在中央失去了发言权，成为无足轻重的角色。现在，「精神变物质」，「观念创造文明」，「思想上有钢就有钢」（艾思奇语）这一套哲学占据了他的大脑，再没有人能将他从这个逻辑中拖出来了。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指示全国各大区建立各自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于是各省立即开始大办各种工厂。农村中口号就更多了：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大办学校，大扫文盲，大搞卫生，大搞科学．．．．凡是想得出来的可以冠上一个「大」字的口号，喊得越多越光荣。譬如，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要「大办」水泥厂，可惜没有生产水泥的设备，只有几座土炉子，于是就动员婆婆姥姥一齐上阵，用双手搓黄泥石灰团，供工厂烧制成水泥。湘潭市的街头上竖起了巨型宣传画，写上豪言壮语：「一个婆婆，十个团团；十个婆婆，百个团团。婆婆成堆，水泥成河。淹死美国佬，婆婆笑呵呵。」也是湘潭人氏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听说此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这是劳民伤财瞎吹嘛！」
另一位政治局成员康生（候补委员）则与彭相反，到处做报告鼓吹「大办」。他要北京师范大学的每一个班办一座工厂、一所学校，要农业大学每一个班办一所农业中学、技术学校、拖拉机训练班等。
凡是「中央首长」鼓吹的，下面都会积极去办。如河南省遂平县一个公社便办了七所学院，全县说是共办了「大学」、「专科学校」五百七十多所。
此时，各地报刊也在为「大办」胡诌乱吹。江苏省委办的《新华日报》七月七日报导：丹阳县两天办了四千多个工厂，全县计划办厂两万五千个。过了一个星期，又报导说镇江地区办厂十万个。甘肃省说是办了二十二万个工厂。河南省更神，办了「一百三十万个中小型工厂」。（注７：同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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