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52-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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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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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赛结束后的合影,记性颇佳的宋美龄随即说道:“那次你们可输得好惨哪!”    
    南京机场,热得汗流浃背的梅益,无论如何也不脱长衫/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事件,美国兵在上海滩殴毙黄包车夫臧大咬子事件,相继发生    
    和谈因蒋介石一意孤行打内战而破裂,中共代表团在撤离南京时,身兼公务私情的赵浩生,随着送行的人们也到了机场。那天天气闷热,赵浩生等都穿着短袖衬衫,可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梅益,却捂着一件长衫。    
    望着梅益与天气不太和谐的衣着,大家几次好心地劝他把长衫脱掉,可梅益支吾着就是不脱。40多年后,赵浩生在北京再次与梅益重逢,言谈间又说起在南京机场分手的情景。    
    梅益笑着对赵浩生说:“其实我理解你的好意,但当时我不能脱长衫,也不能向你解释为什么。不过,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当时我的衣服里藏着许多金条,那是我们的经费,一脱就该露馅儿了。”    
    国共再度枪炮相向后,作为曾有过投奔延安念想的赵浩生,每每在写报道和时评时陷入两难。连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将领,都认为抗战惨胜之后,应该有段休养生息的和平,内战显然是有违民意的。    
    放眼寰宇,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波澜壮阔,革命被视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可赤县之内,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似乎与时代潮流相悖。沦陷区民心本为“想中央,盼中央”来接收,孰料,盼来的却是“中央来了更遭殃”的“劫收”。    
    作家张恨水先生,曾写了一部以接收为题材的话剧,名为《五子登科》,活灵活现地勾勒出国民党接收大员在沦陷区“霸房子、占车子、搂金子、吃馆子、玩女子”的种种丑态。    
    丧尽天良的日本鬼子被赶出境了,但美国兵又被国民党政府邀请了来。没多久,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美国水兵在上海滩殴毙黄包车夫臧大咬子一类的事件,就相继见诸报端,中国人依然没有摆脱被列强奴役、欺辱的命运。    
    又过了些时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兴起,刚刚脱下学生装不久的赵浩生,眼看着国民党政府的军警,将棍棒和高压水龙,撒向还穿着学生装的热血青年们。    
    也许,当时的赵浩生对中国共产党人所说的,中国正面临两种前途和命运的决战还不太理解,但国民党政府正在失去民心,走向颓败,是显而易见的。他已褪去了挥洒《唱啊,南京!》时的豪情,不忍睹与渴望日益拉大距离的现实,更不愿与这浮华颓靡的世界一起沉沦。他开始拼命地补习外语,并最终以《东南日报》驻日本特派员的身份,离开了祖国。    
    日本首相片山哲的夫人只吃面包,不动炸鸡/他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可函札一去无消息/中国新闻史上异彩闪烁的报刊突然殒没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5)

    当赵浩生浮槎东渡之际,当哺养他的这片国土在视线中渐渐远去,他并不曾流露感伤情怀,因为内战中的祖国的走向还扑朔迷离,因为他无论如何也预想不到,他这一别之后再度重返故国的旅程,竟会那样的漫长和艰辛。    
    初到日本时,日本刚战败的痕迹还到处可见,赵浩生在此领略了短暂的扬眉吐气的感觉。在最高级的饭店里,都住着由战胜国来的人,赵浩生也跻身其中。所以他在数十年后,形象地用住饭店、吃饭,概括了日本战后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的变迁。    
    他说:“最初,我能请日本人吃饭的饭店,是绝大多数日本人不敢问津的,被邀请者对能进这一等级的饭店吃饭,颇感荣幸;后来,在这一等级的饭店吃饭,对日本人来说,渐渐变得不那么高不可攀了;到了八、九十年代,日本人宴请我的饭店,倒是我不太敢于问津的豪华饭店了。”    
    在饭店里,他首先结识了盟军司令部特批进入日本从事商贸经营的200家公司的各国商贾,其中有好几位是华裔,如当年在美国餐饮业界小有名气的李兆焕。他与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父亲、船王董浩云,也是在日本定的交。    
    在美军占领时期的日本,拥有美军特权的人在生活上与日本人比较起来,有着天壤之别。在和日本人交往时,哪怕送一包烟、一块肥皂,他们也会感激不尽。但使赵浩生感受最深的,并非战后日本之穷,而是他们穷得平等,从天皇到平民,过的都是一样的穷日子,看不出有谁是特权者。    
    有一次,赵浩生邀了日本首相片山哲夫妇和他们的秘书,在他常常光顾的“外人记者俱乐部”吃饭。主菜是南式炸鸡,就是如今流行的肯德基炸鸡。每个人有半只鸡,放在精致的小篮子里,端上桌供客人享用。    
    赵浩生吃了一阵,发现片山夫人只吃面包,不动炸鸡,就一个劲地劝她尝尝。无奈之下,她非常不好意思地悄悄和秘书说了几句,秘书转达说:“夫人想把炸鸡带回家给孩子吃,不知道行不行。”    
    赵浩生忙说:您只管享用,我会再要几份炸鸡让您带回去给孩子吃。片山夫人闻言,站起身来连连向他鞠躬道谢。此事令他感慨万千,一个相国之家,居然也和老百姓一样受苦,这样的国家实在不可以小看。    
    由于有了战胜国记者的特殊身份,赵浩生在日本结交了许多难得的朋友,除了当权的新闻人物,更有不少学术界、艺术界的名人,以及在野的军政要人。    
    但没过多久,赵浩生就感觉到中国在日本人眼里只是二等战胜国的滋味。他看到,每当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或各盟军代表团插有国旗的座车在街上开过时,路人皆对之鞠躬致敬,唯对插着国民党政府国旗的座车熟视无睹,连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商震也感到面上无光。    
    中国何时能真正地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呢?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协会议上,毛泽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并未因大洋的阻隔,减衰赵浩生心头的震撼。自鸦片战争列强凭坚船利炮打破封建藩篱以来,中国哪一届政府曾如此豪迈地与世界对话?赵浩生看到了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真正曙光。    
    在备受屈辱的历史被翻过去的那几日,赵浩生激动得彻夜不寐,他的新闻笔触又逢为翻天覆地变革而讴歌的机遇。他给当时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的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叙说了归国之念,还随信附上几篇文章。    
    函札一去无消息,但胡乔木大概是收到了,因为终于有一天,他得知自己的一篇文章被刊登在《光明日报》上。他推想,也许是因自己《中央日报》记者的经历而不被接纳?人生真好比下山的殊途,在山顶不过几步之遥,而到了山脚却参商远隔了。    
    也是在此时,《东南日报》从大陆迁台湾,可印刷机械设备却在航运途中沉没,再无力恢复,一份在中国新闻史上闪烁过熠熠光彩的报刊就此殒没。报社不存在了,自然也就无需驻日本特派员了,赵浩生成了无所归依的“天涯沦落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今泉智惠小姐,突然出现在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赵浩生逆旅生涯/我的日语流利得足以打动日本姑娘倾心相许/大多数终成眷属的婚恋,并不像书中描绘的那样缠绵悱恻、感天动地    
    当自己母亲和兄弟所在的祖国,结束了战乱,显露百废待兴的生机时,赵浩生却浮萍飘蓬一般在异国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此时此刻,女性的温柔,大概是最能抚慰羁旅难归游子的心灵了。    
    在日本,有一所著名的津田塾女子大学,据说在日本政界、外交界寥若晨星般的几位卓异女性,皆出自这所大学。赵浩生在日本期间,曾应邀赴这所大学讲演。向他发出邀请以及在学校负责接待他的,是当时该校的学生自治会主席今泉智惠小姐。    
    我还是在1994年,即与赵先生相识多年后,才得识其夫人今泉智惠女士的,她身材修长,文质彬彬,年轻时亭亭玉立的风韵可以想见。如今赵先生每言及夫人便由衷感叹:“她是个圣人,她很爱我,是那种带几分崇拜的爱。”由此能推想她的兰心蕙质。显然,赵浩生别出机杼的谈吐和倜傥脱俗的风度,赢得了这位才貌双全女子的芳心。    
    记得我和赵先生第一次见面时,彼时在台湾汽车配件行业风骚独领的叶松根先生也在座,他精通数国语言,因而推测在日本、美国皆有一番因缘的赵先生日语一定不错。赵先生当即自豪地说:“我的日语流利得足以打动日本姑娘倾心相许。”    
    在那以后,我曾提出请赵先生谈谈和今泉智惠女士相识、相恋并终成眷属的细节,但赵浩生回复的寥寥数语让我大失所望:“一个未婚的男人,一个未婚的女人,他们相遇了,相识了,又都到了结婚的年龄,便结合到一起,组成了家庭。就这样,很简单。”    
    “怎么会呢?一个异国的男子,同一个异国的姑娘,他们的背景都是礼仪繁缛的国度,他们的婚恋,不可能是那么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我很不甘心。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6)

    赵先生顾左右而言他地说:“大多数终成眷属的婚恋,并不像书中描写的那样缠绵悱恻、感天动地,而确是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相反那些终不能成眷属的苦苦相恋,像陆游、唐琬那‘一怀愁绪,几年离索’,‘山盟虽在,锦书难托’,才是既罗曼蒂克,又感人至深。”    
    “打个比方,”赵先生继续说道:“一个男人,已经结了婚;一个女人,也已经结了婚。因为某种机缘,他们相逢相识,蓦然发现,对方才是心灵久久寻觅而未得的意中人。而他们不忍心毁灭已有的、并不乏温馨的家庭,命运又总驱遣他们天各一方,并注定不能成为眷属。他们只能靠心灵相互拥有,并爱恋的死去活来。这才叫恋爱,恋爱不一定能结出婚姻的果实。”    
    听着赵先生那番话,我脑海仿佛骤然落潮,一切曾经过眼的古今中外爱情名著中的有关段落,像海边的礁岩一样浮现。赵先生拟构的情节虽有点远离尘寰,但感觉似比真事更富魅力。    
    踏进伊里诺大学门槛,美国正逢偏执的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年月/数年后,琼?帕特森教授在明信片上认错    
    赵先生至今没有对我亲口讲述他和今泉智惠女士的婚恋始末,这一段故事,我还是在他送我的一篇文章中看到的,文字果然简简单单:    
    “1952年,他们(即赵浩生和今泉智惠)先后赴美留学。在美国,这爱情的花朵终于瓜熟蒂落。贤惠的妻子给了漂泊的游子以心灵的慰藉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从此,赵浩生的后半生有了一个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伴侣。”    
    这对异国男女接踵去了大洋的彼岸,赵浩生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伊利诺大学的全部奖学金。当他踏进大学门槛时,正逢美国偏执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年月。由于美国扶持蒋介石,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向东方扩展的决策,以蒋介石溃逃台湾而告失败;美国与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枪炮相向,又增添了一重仇视,美国国内反华排华的气氛更为浓郁。    
    赵浩生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第一次租房子,房东因为他是中国人而拒绝出租;他作为第一家中国人在白人住宅区买了房子,搬入的第一天,玻璃窗就被邻居的孩子打破。一次他走在路上,几个美国小孩见是中国人,竟唆使一条狼狗咬他。狼狗被他手中的石头吓退了,但那几个美国孩子恶作剧的笑声,却永久地嵌在了他记忆中。    
    那一瞬,他深切感受到一个没有强盛祖国背景的侨民,是多么的孤伶无助,经常迎对的是怎样的屈辱;对回归家邦的渴望,对祖国昌盛的祈盼,从未有过地在心头急遽膨胀。    
    可是,家邦已是海天遥隔,连音讯都断绝了,他只能将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祖国的挚爱,化作学习的动力。凭借触类旁通的悟性,当记者训练的敏锐和中国人特有的刻苦耐劳,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由于大洋的阻隔,特别是美国政府选择了敌视中国的立场,人为设置起一道厚厚的“竹幕”,导致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隔膜和误解。在美国读书期间,赵浩生就对此屡有感触。    
    赵浩生对世界外交史课程很感兴趣,他甚至想在学成之后,从事中美关系史的教学。但是在美国大学执这一课程教鞭的,都是美国人。因隔膜和误解,无知、偏见乃至荒谬的推论,在授课中时有显现。    
    给赵浩生讲授美国外交史的老师是琼?帕特森,是位学识和教德都令人钦敬的教授。二战期间他曾是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在作战中双目失明。但他熟悉校园和他教课的教学楼,当他昂首阔步走进教室时,不知情的人谁也不会想到他是盲人。    
    但即使是这位令人钦敬的教授,在讲授美苏、苏中、中美关系时,依然时出荒诞不经的论调。有一次,赵浩生实在听不下去了,顾不得尊师重道的传统,同他在课堂上辩论了起来。    
    帕特森并未以师压人,颇有涵养地听完赵浩生的见解,又以自己的逻辑加以反驳,但谁也没能说服谁。赵浩生觉得这样做影响他人听课,就给帕特森写了张纸条,请求免听中、美、苏关系课程,而写一篇论文作为该课程的学习成绩,帕特森同意了。    
    帕特森在分析苏中关系发展前景时认为:中国将像东欧一些国家一样,成为苏联新的卫星国;且在苏联的驱使下,使中国同美国交恶,并成为亚洲和世界的祸患。赵浩生不以为然,他从中、苏的历史渊源,中共、苏共的路线、政策,毛泽东、斯大林的个人性格的同异等方面条分缕析,得出中、苏两国势将分道扬镳的结论。    
    应该说,这是一篇有深度和远见的论文,但因与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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