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事。办事处官员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急电南京海军司令部。海军司令桂永清闻讯，吓得面无人色，星驰吴淞口，但只见滚滚东逝水，哪还有“重庆”号踪影。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11）
一个多月前，桂永清面对国民党陆军的一败再败，凿凿有言“陆军不打，海军打”；国府上海市长吴国祯也虚张声势；“有重庆舰在，上海即可无忧。”而此刻“重庆”号突然去向不明，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上海滩的记者们，团团围住了当时不在舰上的副舰长牟秉钊。
而牟秉钊自己也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军舰与飞机不同，即便少数人士有异动，亦不能强制该舰北驶。惟一之解答，当为舰长接获伪造命令径自出海北上。舰长在海上之权威，高于一切，命令一出，众无异辞。惟以邓舰长之个性而言，乃极端守法之人，似不致有此异动；真相如何，非至有舰上官兵归来，不能确定。”
两天后，外出侦察的飞机，在烟台港湾发现“重庆”号，该舰已落入解放军之手确定无疑。
蒋介石得讯，肝火骤生，大骂桂永清无能。桂永清急得涕泪涟涟，不断用无线电发出信息，苦苦哀求邓兆祥：“只要你们回来，不管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让“重庆”回归的幻想破灭了，桂永清随即召集海军舰长会议，商议讨伐“重庆”号。然而，他的讨伐提议，竟没一位舰长附和。
冷场良久，“逸仙”号舰长道出原委：“我们遇到重庆号不但打不赢，连碰都不敢碰，只有远远避开，跑慢了还不行。”的确，“重庆”号是国民党海军中最现代化、最具战斗力的战舰，谁愿以卵击石呢﹖据闻各舰舰长一致提出，必须求助美国飞机炸沉“重庆”号，否则各舰拒绝出海执行任务。
３月３日，停泊在烟台的“重庆”号，遭到４架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鉴于烟台港距蒋统区较近，防空力量薄弱，难以给“重庆”号有力的庇护，同时燃料、食品和淡水的供应都不方便，毕重远提议将“重庆”号开往各种设施比较完备的葫芦岛。胶东军区向中央请示后，批准了这一建议。
夜幕降临之后，“重庆”号悄然起动，直驶葫芦岛。当第二日国民党军飞机再到烟台海域之际，“重庆”号又销声匿迹了。
伍修权说：一批青年人竟完成了这样一件大事，
引起我心中对毕重远等同志的崇敬／“留人不留舰”／
贺龙说：你们这些小伙子真行
３月４日清晨，“重庆”号靠上了葫芦岛码头。几个月前，它曾到这里，把战火抛向人民；而今天，它又来到这里，投入人民的怀抱。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段苏权亲自主持了欢迎仪式，当地政府和驻军的领导，也相继上舰看望慰问。年轻起义者们的情感，涌起异样的波澜。
正在东北疗养的张爱萍将军闻讯，随即来到码头观看这艘国民党海军的头号战舰。就在此后不久，当人民解放军刚刚打过长江，他即受命组建华东海军，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海军司令。新华社记者穆青，也赶到舰上采访，以他那颇具感染力的笔触，写下《投向人民怀抱》一文，第一个记述了“重庆”号起义的历程。画家华君武，为该文绘制了插图。
不久，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奉中央和东北局之命，赴葫芦岛慰问“重庆”号官兵。他单独接见了组织者毕重远。他听罢毕重远详细地介绍如何经过长期准备及细致工作，团结了舰上一批进步、勇敢的爱国士兵，建立“士兵解放委员会”秘密组织，在异常危险紧急的情况下，发动起义的经过后，感到这群年轻人竟完成了这么一件大事，确实称得上是英雄人物，内心生出“对毕重远等同志的崇敬”。
他看见毕重远自己镌刻并缀在士兵帽上的镰刀、铁锤、五星，就告诉毕重远：“我军不久就将颁布正式的帽徽式样了，可不是你戴的这个式样的。”３０多年后，伍修权同志在回忆往事时写道：“毕重远同志是我党在‘重庆’舰上的一粒火种，没有这个‘星星之火’，就不会有‘士兵解放委员会’，也就不会有‘重庆’舰的这次起义。”
为了保护“重庆”号，解放军调来了一个高炮团，部署在码头周围，并对军舰进行了伪装。但最后还是被敌侦察机发现了，据说发现的原因十分偶然。国民党军侦察机在解放区各港口寻找“重庆”号踪迹，几次飞过葫芦岛，都未发现军舰。但有一次执行侦察任务的飞行员王金笃，曾经在葫芦岛钓鱼，对该岛极为熟悉。他从葫芦岛掠过时，感到葫芦岛防波堤长了一截，便返回低空察看，结果遭到“重庆”号的炮火攻击，目标暴露了。
从３月１８日始，“重庆”号受到国民党军轰炸机群的轰击。由于没有制空权，“重庆”号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然而水兵们和岸边的炮兵部队，舍死忘生地开炮还击，激烈的舰对空战持续了数天。３月２０日，一颗２０００磅的穿甲弹击中军舰的右舷尾部，炸开了一个直径三四米的大洞，６名水兵牺牲，２０余人受伤。
根据军舰难以抗击空中轰炸的现实，中共中央及时做出了“留人不留舰”的决定，在拆卸掉舰上的重要设备后，护舰人员全部离舰，主动沉舰。当天黄昏，“重庆”号舱底闸门全部开启。望着刚刚夺到手的军舰徐徐沉入海底，部分起义骨干不禁号啕大哭。
“重庆”舰虽然自沉了，但起义水兵们的功绩却不会被淹没，中共中央随即派贺龙专程赴葫芦岛看望起义人员。当贺龙来到“重庆”号官兵中间时，水兵们为亲睹这位身经百战、威震宇内的传奇式人物，激动不已；而这老战将面对众多年轻的水兵，也显得兴奋和风趣。他代表党中央、毛泽东、朱德对全体人员慰问和欢迎后说：“过去我们用菜刀闹革命，今天你们又把蒋介石的王牌军舰都开过来了，你们这些小伙子真行！”
他接着“表扬”起运输大队长蒋介石，说从解放军的装备到“重庆”号，直到他身上的“ｏｖｅｒ ｃｏａｔ”都是老蒋输送的。最后，他谈到了学习和思想转变问题。毕重远回想起当年情景时说：许多言语我至今记忆犹新。
３月２４日，毛泽东、朱德给邓兆祥和全体官兵的慰问电，传到葫芦岛。电报中写道：“热烈祝贺你们英勇起义”，“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电报还预言：“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
的确，“重庆”号起义的影响是巨大的，毛泽东的预言，不久就变成了现实。未出两个月，国民党江防第二舰队大部分舰艇，在司令林遵率领下起义；接着，江阴炮台起义；“长治”号驱逐舰起义……
关于“重庆”号起义的故事，至此告一段落。但毕重远言犹未尽，又对我讲述了他和许多起义骨干在起义之后的故事，这些故事依然曲折，依然耐人寻味，只是限于篇幅，我不得不暂且搁笔了。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二部分王尚荣：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参谋（1）
毛泽东让王尚荣把林彪写的条子，拿给叶飞看 ／
彭德怀说：“这问题不是已经决定了吗，怎么还问？”／
邓颖超打电话给王尚荣：真是太对不起啦……
“战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多数将领来说，是与昔日的辉煌战绩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战将的含义，他们只能从“想当年气吞万里如虎”、“铁马金戈入梦来”中去回味了。
而对于曾任总参作战部部长、副总参谋长的王尚荣将军来说，“战将”的称谓，则涵盖了他生命的全部旅程。
红军时期，他就被贺龙、任弼时认定是“很有发展前途”的战将；抗战期间，他率领的１２０师独立旅辖下的７１５团，曾令冀中敌伪军闻风丧胆；解放战争期间，在保卫延安的三战三捷，全歼胡宗南大部分主力的扶战役中，他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炮火和硝烟依然没有从他身边飘散。解放一江山岛的渡海作战；炮击金门；西南边陲的平叛；入缅进剿国民党残匪；他始终处在作战的中枢指挥位置。
当有人提出“王尚荣将军是永久的、名副其实的战将”看法时，王将军的老伴黄克很平静地说：“怎么评定他一生呢？受党的教育那么多年，没有什么突出的业绩，但总能算是个尽职尽责、任劳任怨的老参谋吧。”其实党内军中，对王将军已有公论，诚如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华夏名将，吾辈楷模”的题词。
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后，他差点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
贺龙面命王尚荣率第５师，担任红二、六军团后卫／
１８００人的后卫团走出草地时，只剩下４００人
王尚荣的祖籍，在处于鄂湘交界的湖北省石首县，世代务农。父亲１９岁时离开了土地，到调关镇一家店铺当了帮工。由于家庭困厄，生于王尚荣之前的两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因此发奋努力，终于从帮工转为小鱼行的老板，总算稍得温饱。
王尚荣６岁时，免费上了由远亲主持的私塾，此后又进了国民小学，以聪颖好学得老师厚爱。然而好景不常，随着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的降生，家中经济再呈紧蹙，他不得不中辍学业，过早地走上了他父亲当年的学徒帮工之途。
也就是在此期间，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在湘鄂交界一带领导武装暴动，创建了洪湖、湘西等根据地，石首县也属根据地范围。有一点文化基础的王尚荣，立即为共产党、红军关于推翻封建军阀、买办、地主黑暗统治，摆脱列强欺凌，建立昌盛民主的新国家，使天下广大受苦人翻身做主人的宣传所吸引，萌生了追求光明改变社会现状的渴望。
１９３１年，王尚荣投身段德昌领导的红９师。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的党和军队都处于幼年时期，不仅要与外部敌对势力的扼杀抗争，其稚嫩的肌体还受到内部滋长的不健康毒菌的侵蚀。自这一年始，“左”倾路线影响波及根据地，对敌主张军事冒险，攻打大城市；对内过分渲染敌人的渗透，肃反扩大化的势头日增。
就在此期间，曾和王明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夏曦，自上海的中央来到湘鄂西根据地，出任贺龙率领的红３军政治委员，并主持湘鄂西中央局工作。他把肃反中滥施刑讯、任意捕杀怀疑对象的过左做法引入到湘鄂西，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以致段德昌等一批党、政、军负责人相继遭到误杀。
王尚荣因为参加的是段德昌率领的部队，被视为虽非蒋介石体系但仍属反革命阵营的“改组派”分子，受到刑讯人员的严刑逼供，还差一点被拉去枪毙。后来，实在查不出他有什么反革命行为，就发了两个苞谷，撵他离开红军。
在露宿荒野、哭了整整一夜之后，王尚荣第二天又回到了原来的部队。他含着眼泪说：“参加革命后，红军才是我的家，我不怕打、不怕杀，就是不能离开红军这个家。”他的赤诚，感动了在场的人，终于被部队留了下来。
由于王尚荣作战勇敢，应变机敏，很快被提升为团参谋长。１９３４年末，中央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后，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也处于流动作战状态。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４日，贺龙率领的红３军（不久改为红２军团），和肖克率领的红６军团会合，王尚荣升任第５师师长。
毛泽东带领的红军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贺龙、任弼时等率红２、６军团，从云南向北进发。翻过海拔５０００多米、白雪皑皑、终年不化的玉龙大雪山后，贺龙面命王尚荣率领５师，担起整个军团后卫的重任。
１９３６年的夏季，王尚荣率部来到草地的边缘。为屏挡追兵的袭扰，他们亦战亦走，时有伤亡，疲惫异常；又因为拖在最后，可征购的粮食、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甚至连野草，都被前面走过的部队征集、采食光了，饥饿冻馁一次次把他们推向死亡线。其他部队大约都在七八天内走出了泥泞的草地，而他们却趑趄了十多天。
当５师的后卫团１５团走出草地时，这个原有１８００人的队伍，只剩下４００人了。许多官兵，口含野草，永远沉没在沼泽之中了。王尚荣麾下的这４００名官兵，在红军万里长征之途，留下了最后的足迹。带着衣衫褴褛、躯体孱弱的部队走出草地，王尚荣这个惯于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硬汉，眼睛湿润了。但当他看到指战员们的眼里仍然闪烁着坚毅的目光，欣慰和自豪又溢满他的胸襟。
在抗大，他和余秋里、张震同班学习／横扫阴山７００里／
“假若把你放在法国的爱情小说里面，放在华丽的宴会中间，
你一定要引起许多贵妇人的倾心呢……”这是在赞美谁呢
到达陕北后，王尚荣和二方面军的部分师、团级干部，被抽调到红军大学培训。１９３７年春，“红大”更名“抗大”，王尚荣和余秋里、张震等被编入抗大二队，继续学习。他们学习的科目相当多：毛泽东、周恩来讲授国内外时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朱德讲授中国近代史；刘伯承讲授战术；罗荣桓讲授党的建设。这是王尚荣第一次系统地接受党建和军事理论的洗礼。
“七七”事变后，为适应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１２０师。在抗大学习结业的王尚荣，被分配到１２０师３５８旅，任７１５团团长。此时的王尚荣，无论在执行党的方针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