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纺纱机、蒸汽船、铁路、电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出，用马克思的话来讲，“资本主义在一百多年中创造出的财富超过了人类历史几千年创造财富的总和”。正因为有了这些物质发明，欧洲人才得以进行地理大发现，得以把先进的物质技术传播到世界各地，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
物质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是实现精神现代化。
什么是精神现代化？它包括民族精神、团体精神、个人精神的现代化，如民族精神应当是创新的、进取的、宽容的、民主的、法治的、公平的、契约的、信用的，等等；团体精神应当是团结的、和谐的、自主的、进步的、民主的、多元化的、有利于个人发展的，等等；个人精神应当是人性的、个性的、宽容的、平等的、探索的、守法的、有爱心的、尊重他人的、善于学习的，等等。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的首创精神被发挥得越多，社会就越进步，而被压抑得越多，则社会也就越退化。一个把人本身当作目的、一切政策和法律都体现出解放人、尊重人原则的社会，由于人的首创精神得到最大发挥，科学家发明家不断涌现，科学技术就繁荣，社会生产力就腾飞，社会物质财富就充足；而一个把“物”和“财”当成目的、把人当成手段的社会，科学家发明家寥寥无几，其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诸方面都体现出对人的首创精神的压制、体现出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否定，在这种生活中，人的首创精神被压制到最低限度，社会没有发明创造，科学技术滞后，生产停滞，整个社会陷入贫穷落后状态。
大部分中国民营企业家缺少一种作为企业家必备的东西，那就是对人的尊重、对人性的尊重、对人文主义的崇尚、对民主自由的理解、对封建专制的排斥、对客观事实和科学原则的承认、对人的深层次需求的了解。事实上，这不仅仅只是一种企业家精神，更是一种民族精神、一种社会精神，是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对于一个落后的社会而言，整个社会都缺乏这种精神；对于一个文明社会而言，整个社会都充满着这种精神。纵观世界各国，这种精神越多的国家、其经济也就越发达，而这种精神越少的国家、其经济就越落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绝不是由地理位置、能源矿产及自然资源等因素决定，而是由这种精神因素决定。同样，一个企业的经济发展更是由这种精神所决定。
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着珠江北上的时候，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争斗。英军官兵目击此景，十分疑惑不解。其实原因很简单，共产党之所以得天下，就是得人心，尊重人，能够让人民获得利益，这个才是根本。这就是我们的军队一向强调人民子弟兵，战争打的是人民战争的道理。要知道人民战争固然好听，但它的前提是人民愿意为战争作出牺牲。
第八章 民营企业管理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管理
从马克斯？韦伯到费正清，一些知名的西方学者都曾断言过，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阻碍经济发展，进入国际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因素。美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2000年在西安的一次演讲中对东方文化妨害创新也有过十份明确的表述。
一个优秀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历史。因为那是经过漫长严酷考验的、能够证明自己其所以优秀的事实。那种无法撼动的事实中存在着一个民族原生文明的强大力量，存在着百试百灵行之有效的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与饱满激扬的生命状态。紧要关头对历史的反思，往往能激发一个民族的智慧与勇气，从久经考验的生存大技巧中创造出适合于本时代的生存谋略。
稍微留意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许多令人不胜惋惜的民族消亡案例。在五六千年前就以法制文明规范社会生活方式的巴比伦人，可谓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可是，她如今在哪里呢？蒙古人曾经横扫欧亚、统一中国，建立了其广袤无与伦比的草原帝国。可是，以国家实体为依托的古蒙古人，数百年间却国亡族破，至今仍然支离破碎。中世纪的铁血帝国拜占庭、奥斯曼、神圣罗马，同样也是灰飞烟灭，其主体民族星散消亡于人类海洋了。还有那些绝对尚武的强悍王国，马其顿、波斯、波希米亚、大月氏、西夏、辽、金、楼兰等等等等，一个个都成了供人凭吊的遗址，当时的主体民族也都星散融会，那些独有的文明也都成了漂浮于人类天宇的流星。
中国从文明之初，国家就成为专制主义的机器。人治的不受控的权力与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挂起钩来，由此，中国文化培养出最为发达的权力意识；政治权力在几千年中一直肆无忌惮地在社会生活中支配一切、主宰人民的命运。封建统治者一面让老百姓跪着生活，一面又欺骗说“民为邦本”，这种无限的权力培养出古代我们中国人的奴才思想、仇恨意识、暴力倾向、虚伪的面目和愚民的观念。
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形成保护私有财产和公民权的传统，没有形成商品社会和政治权力制衡机制，于是，在我们中国人的头脑中，最值得推崇的价值就是权力，所以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千年呓语。
传统中国是封闭之国、守旧之国，几千年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进步小得可怜，几乎完全处于停滞的状态，能自吹我们“自强不息”吗？中国的思想是“守旧”，《尚书》上说“人惟求旧”，东西也是旧时代的好。如孔子向往周初时代，老子向往黄帝时代，庄子向往伏羲时代，墨子向往大禹时代，总之，先贤都是教人往后看，不像西方思想教人向前看；西方思想教人成功，中国思想教人成功了以后怎么办，应当急流勇退。
而西方民众严格地遵守规则，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文化奠基作用，从文化层面上为规范有序的市场运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方人那种敢于去同求异，追求个性发展，敢于大胆探索的冒险精神。西方人具有持着的追求上进的精神和逻辑严密的思维习惯，从而使西方科技在近现代走在了世界前列。
雅典的俗语说：“自由人是爱海的”。拥有发达的商品经济，有直接民主和平等的法治；除奴隶和外邦人、妇女之外，人人都可以参政，轮番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政府发放参政津贴。古希腊发达的商品经济、奴隶制带来的闲暇以及民主的风气，造就了发达的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连普通的雅典城邦公民都乐听讲演、喜观戏剧，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欧几里德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力学，荷马史诗，索福克勒斯的悲剧等等，都成为近代文明之母。
近代科学文化，工业文化，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在那些方面，我们的贫乏未免太丢人了。我们的周秦时代当然可以和希腊罗马相提并论，然而，我们如果静下心来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雕刻科学、政治，单是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感觉我们的文化有多贫乏了，尤其是造型美术与算学两方面，我们真不能不低头愧汗。我们试想，《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德正和孟子先后同时：在那些么早的时代，在2000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早已太落后了，可以拿《墨子经？上篇》用的三、五条几何学解说与《几何原本》比较一下。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西方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我家都比我们强。试举一个例子：西方有三个一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五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我们有没有？至于中国文化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无不是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些使我们抬不起头的文件制度。
我们中国人始终不愿全面对外开放，要么认为“天朝第一”，要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么说什么“物质文明西方先进，精神文明中国先进”，只学习西方的技术实物；或者只学习别人的管理方法，而拒绝现代文明的内核——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一种工业文明基因。工业文明的内涵是：规范化、程序化、理性化、科学化、原则化、标准化。而中国文化中更多的是一种农业文明基因，它的内涵是：无序化、非理性化、感性化、神秘化、杂乱化、宗族化、无原则化。
中国传统文化给民营企业究竟带来了什么？
一、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真理永远不能被证实、说出来，只能被感知。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即可以说出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庄子也说：“得意而忘言”，“会心于忘言之境”；中国传统文化就常常推崇“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求甚解”的境界。他们全然不相信逻辑推理，不喜欢严格的论证，也没有科学论文这样的事。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想象，对自然现象的了解只满足于发现和赞美，却缺乏精力去寻求事物的来龙去脉。中国传统文化最缺少的就是一种理性精神、对所有事情的认识都是朦朦胧胧、模模糊糊，中国传统文化对事物很少探究机理、去发现其内部运转原理，去了解其整个内在体系。这反映到民营企业家身上，就是缺乏战略思维、缺乏对全局的把握、缺乏对企业系统管理的探索，决策浪漫化、感情化、易变化。
二、中国传统文化，尚中庸，否定个性；能见风使舵、八面玲珑、，按部就班、性格圆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无才无德之人往往平步青云，而有棱有角、个性突出、不安本分、积极进取、德才兼备、有创新能力、有创造性的人但被评论为“易出乱子”的人往往命运多舛，此即中国文化特有的优汰劣胜现象。因而中国不会出现思想大师，不会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在民营企业中，即是特有的用人择劣制度。
三、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理性精神和科学思想，重冥想轻知性、重感悟轻学理，尽管中国人天生聪明，但却缺乏完善的逻辑分析能力。中国传统文化在那些不需要严肃理性思维的行业中成绩斐然，如吟诗作画、饮食烹调、电影文学。使得民营企业家在决策中少有理性分析和长期反复论证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激情决策、一种感性化决策，在一种强烈冲动和英雄欲的促使下强行推动一项又一项缺乏科学依据和理性分析的行动计划。传统文化造就了一大批艺术家型企业家，而不是工程师型企业家。
四、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圆滑的处世态度，因此，谋略主义和中庸之道成为国粹。不像西方人对人的品格要求很高，重视培养儿童的诚实、爱心，强调一个人的信用、绅士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只是以道德作遮羞布，实际上把守道德守规则看作“傻”，把讲诚实信用当作“迂腐”。于是，在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一旦出现矛盾冲突，是非公道不是衡量的唯一标准，寻求妥协、寻求平衡，寻求折衷成了民营企业家的处世习惯。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难以形成。
五、中国传统文化还将“合情合理”置于逻辑事实之上。对西方人来说，一个观点只要逻辑上讲得通，就可以接受，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却不然，一个观点在逻辑上是否正确没有关系，只要它合乎人情、经验就可。因此民营重视“人治”，轻视“法治”，强调“人类性善”，过于理想主义，忽视人性中的阴暗面，使得民营企业不重视制度建设，即便是有了制度也不按此执行。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民营企业都没有健全的管理制度，而一小部分制度健全的民营企业中，则是有法不依。
六、中国文化长期是官本位，倾轧激烈，你争我夺、勾心斗角严重，经常要揣摩别人特别是上司的心思，人们没有自尊、平等观念，只有奴才一类人，这些都使得人们心灵变态，人性扭曲。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是“做好人”，是做“顺民”，由此引伸出价值观念是不惹是非、不与人争、折衷妥协、照顾面子、以情代法。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我们中国人逐渐丧失了正义感、丧失了是非观念、丧失了做人的原则。于是，在民营企业中，人们考虑更多的不是纯粹的工作，而是人与人的彼此关系，并逐渐形成这么一种格局：要么是人身依附，要么是人与人之间的内斗，纯粹的“业务”和“工作”不是人们首先关注的问题。
七、中国传统文化是“发财文化”。发财文化之不同于西方的功利主义在于唯利是图，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地发财。中国商人普遍追求一夜暴富，诚实敬业勤奋苦干脚踏实地的人往往被人耻笑，投机取巧、溜须拍马、善于钻营的人大发横财。我们中国人见面不是问“吃了吗？”就是“恭喜发财”，商厦、店铺、家室、车内到处是发财之祝福。这反映在民营企业家身上就是短视与投机，只图眼前利益，没有战略家的头脑。
八、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强调人与人彼此关系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是无足轻重的，个人只能通过亲人关系和家庭来体现价值。五伦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强调父子、君臣、夫妻、长幼、朋友。五伦是人的价值基本标准。于是，造成民营企业大都是家族化形式，且社会责任感贫乏。如果我们对我国的现状作一洞观细察，我们会发现许多乡镇集体企业最终是被乡镇村某一干部控制的。随着子女亲戚的安置，就会出现乡镇集体企业的家族化。更有甚者，由于干部控制了此类“家族企业”，干部之间存在着基于非正式关系合同的人情交换；我的儿子安排到你的企业，你的姑爷安排到我的企业。干部权力由此渗入乡镇集体企业，裙带风越来越厉害，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机制受到扭曲，对企业的成本和效益造成不利影响。国有企业也有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