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杂志《中流》反击道：张爱萍说的多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走入了低谷，但它不是山穷水尽，它的前途柳绿花红……
他们把父亲写南街村的小诗演绎到社会政治学的高度。
不久，这本杂志悄然没世；当然，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也下架了。
在这之后，我记得和他曾有过一次对话。
我说，回顾改革开放，你领导的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应该算是走在前面的，当时是在保持宏观调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放开民品部分，并积极导向市场经济。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我觉得你好像越来越不理解这场改革了。
他沉吟了一下，说：“屋子里太闷了，我们就把窗子打开，但苍蝇飞了进来了，怎么办？”
当然要打，我说。
他挥了下手，说：“打了吗？现在到处都是苍蝇！”
他又说：“为了打苍蝇，就关窗子吗？我会去装个纱窗，再把屋子里的苍蝇统统消灭掉。”
“钱，无所谓好坏。但在钱的面前，人却有好坏。面对金钱，社会风气败坏，党风败坏，而又麻木不仁，熟视无睹，这才是我反对的。”
这是个美与丑同在的世界。市场、商品、金钱并不是道德的建设者，也不是道德的破坏者，它们只不过是块试金石，检验每一个共产党员在诱惑面前的道德和信仰。真正使他们困惑的，是面对着物欲越来越严重的信仰和整个价值体系的瓦解；我知道，他们担心的不是商品本身带来的邪恶，而是人们对这一邪恶的漠视。而这，才是致命的！
不用怀疑他们会反对改革，正是他们启动了中国社会改革的按钮。就像当初人类打开了深埋在地下的原子核秘密的石棺一样，在带来了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在商品社会制造出的财富、现代化生活方式和GDP面前，自私、犯罪、欺诈、社会失去正义和两极分化，相伴而生。两者同样都是来势凶猛的。滑稽的是，追求信仰和丢弃信仰，居然都是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演化出来的。他们曾在全体中国人心中构建了一座金字塔，但今天却眼看着它在坍塌……
父亲直接要通了中央负责同志的电话，谈了南街村的事。我问他谈的结果，他说：“没有明确的态度。”
我说，你这不是为难人家吗？对南街村，社会上反响不一。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有宣扬的，也有挑刺的；但观望的、怀疑的居多。许多人在问，王洪斌在行，王洪斌以后呢？
他问我怎么看。我说，美好的东西，未必就是现实的。我对它不抱有希望。你这样起劲地为它奔走，难道它真的是今后的方向吗？
他沉思不语，嘴角动了动，想说点什么，但又说不出来。很久很久，他终于挤出一句话来：
“共同富裕总是好的吧。”
我想起在两年前，和他一起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时，他所下的那个定义。他说：“用我自己的话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人民有发言权；第二，共同富裕。这两条，我们都没有做好。”
“我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社会，难道不应该更公正、更公平一点吗？”
可这能做好吗？我说，市场经济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一部分人被另一部分人吃掉。要想成为发达国家，完成原始积累，这就是代价。没有哪个国家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革命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初就不该参加革命。”他喃喃地说。
我觉得父亲真的老了，他已经不能敏锐地洞察周围的政治气候了。他显得是那样固执，那样的天真，那样的不合潮流。
人老了，但梦还在。父亲的梦在哪里呢？
前不久，团中央的同志送来一些父亲当年写的文章，这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在中央苏区共青团中央工作时期发表在党的刊物上的。有《列宁青年》、《红星报》、《党的建设》、《青年实话》、《红色中华》等刊物。这些70年前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下了父亲当年的风貌。今天重读那些文字，会感受到在浓烈的小布尔乔亚气味下，他当年热烈如火，勇往直前的革命激情和青春气息。
父亲认真地拿着放大镜一点点地在翻阅着，看着他嶙峋瘦骨的身架，让人心酸。
1933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少年先锋队工作指示》：
“少年共产国际这样指示我们：少年先锋队是一个有阶级纪律的组织。它的目的是从劳苦青年中培养出坚决的革命者和阶级的战士，反对地主资本家富豪劣绅，反对整个国民党，反对一切的军阀与帝国主义。”
1934年《目前形势告全体队员书》：“我们难道愿意被屠杀、被奸淫、过牛马生活吗？只要是工农，一刻也不能容忍！只要是工农，就要用自己的头颅和热血，保卫苏维埃，保卫土地，自由，劳动条件的改善，保卫青年的特殊利益！只要还有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口气，最后一滴血，便要为苏维埃奋斗到底！”
就像唐僧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来到西天，父亲说，中央苏区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他过去在共产主义小册子里读到的理想社会，现在就在脚下！中央苏区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原理建立起来的工农政权，是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需要创建的红色根据地。中央苏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群众中，处处洋溢着当家做主人的自豪与骄傲。在党内没有等级观念，上级与下级、政府与老百姓、人民与军队之间，充满了同志式的平等和友爱。中央苏区的生活方式是军事共产主义战时供给制，没有私有财产；有恋人、有夫妻，但没有家庭。在这里，军队和各级政权的领导人，是一群满怀革命理想和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充满了为理想而牺牲的激情。尽管，中央苏区的一切还带有新事物初创时的幼稚、简单，甚至概念化的特征，尽管父亲自己也对它的许多“左”倾极端的现象予以抨击，但它毕竟是人类大同的雏形，毕竟显现了人类追求平等、自由和公正的理想光辉。
我给父亲读报，念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他说：“哪个社会不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本质特征，应该是公正与公平！”后来我才知道那篇文章是断章取义。
正因为一生怀抱着一个崇高的理想，父亲一生都唾骂争权夺利、以权势谋私利的政治小人；一生都鄙视贪图享乐、醉生梦死的奢靡生活；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个人凌驾于全党之上的封建皇权意识。“文革”结束后，父亲全心全意呼唤改革。可是，改革开放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贫富悬殊，带来了卖淫、吸毒、走私、警匪勾结的黑社会的恃强凌弱等等，所有解放初期曾经被他们彻底消灭了的社会丑恶现象。这不能不使革命了一辈子的他在晚年陷入痛苦、迷惘、难以容忍的境地。他常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
张劲夫同志撰文写道：“我和爱萍同志交谈过，我们当初找共产党，革命的目的都很简单明了：一是不当亡国奴，二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注：张劲夫《平民将军》）
南街村，或许只是个幻影，或许它会被周围市场经济的大潮所吞没，但“共同富裕”这一点，却让父亲那颗日渐衰老的心感到了安慰。这种安慰在别人眼里也许微不足道，甚至不可理解，但在父亲却是那样渴望和珍惜。
或许，这就是他的梦。
我记得父亲曾说过：“中华民族振兴的路还很长，我们只是开了个头。做得怎么样？能打几分？要由后面的人来判定了。”是啊，中国以后的路到底该怎样走，这个问题，是不该由他们这代人来回答了。
闲聊时，我曾问过他，你怎么概括自己的一生？他说：“没想过。”我说，说你是政治家吧，你又不懂政治，最多只是个身居高位的普通人；说你是军事家吧，按职位评，33个军事家里又没你。我想了好久，你大概算是个革命家。他点点头，好像是默认了。
我说，能够说你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吗？或者说，是个共产主义者？他说：“这要由别人去评价，当然，怎么评价都可以。要我自己对自己下定义，那就是追求和坚持真理；孔子讲三畏，我是三不畏：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人言，再加上一个，不畏权势，恪守自己做人的求真、求实的本质。也就是我的座右铭‘要辨真伪羞奴颜’。这些，你叫它信仰也可以，叫它人生观也可以。”
我又说，现在革命没有了，连共产党也都不叫革命党了，我真想像不出，你如果生长在今天这个社会里，你这个革命者能干些什么？他好像是若有所思，他说：“我可以当个教员，当个中国近代史的教员。我会告诉我的学生，一生都要为国家为民族去奋斗！”
父亲的生命之路终于要走到尽头了。
2002年1月9日是他92岁的生日，全家准备要好好为他庆祝一下，可是，前一天晚上，他突然发病了，而且很重。
他显得焦躁不安，一会儿要起来喝水，一会儿要起来小便，一会儿要坐着，一会儿又要躺下……医生劝他说：“不能再折腾了，必须静躺，现在保存体力比什么都重要。”
但父亲做不到。他太自尊了，他根本不允许任何人摆弄他的身体，他一次又一次挣扎着起来，每次都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父亲是个典型的军人。所谓典型，就是有着不同于众的特有的军人姿态和军人气度，在众多的人群中，一眼就能把你和老百姓分辨出来。他腰杆笔直，站立时从不插手或背手；坐着时身不靠椅背，不跷二郎腿；除睡觉，决不沾床；衣着简朴无修饰，但却整齐利落。言必信、信必果，承诺的事必须做到。对强者刚硬，对弱者体恤，危难时总有军人站出来。过去我当兵时也还是这样，一入伍，第一件事就是养成教育，按军人特有的习惯，站立、走路、睡觉、着装、讲话，以至一切言行举止。父亲几十年的习惯养成，你要他吃喝拉撒靠别人，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人，从穿上军装的第一天起，军队就要求他们，在任何场合，都要把自己视为社会的典范和楷模，自爱、自律。当然，现在标准不同了，不再强调从行为上到内在修养的自我约束。
他是那样的固执，他不允许别人贴近他，在他眼里，生命是有尊严的。看得出，他在挣扎。很快，他身上残存的那一点点精力便耗尽了。
他再也站不起来了，无法吃饭，无法喝水，甚至不能自主地呼吸了。人们切开了他的气管，插上鼻饲管和导尿管。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燃尽。
其实，早些时候我就有了预感。他的话越来越少，时常一个人呆呆地坐着，目视远方。有时看见他屋里的一个小摆设，我会随口说，挺漂亮的哟！他会说：“拿去吧，做个纪念。”有时谈到一本书，我说，我先翻翻。他会说：“拿去吧，来，给你签上个名。”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不敢去看他的眼睛，只感到由衷的酸楚。
我们父子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情感？他真的是我的父亲吗，还是老师？或是我心目中的偶像？甚至是神……说不清，也许是，也许都不是。
还是上幼儿园时，他就坚持送我去住校，一直到我上中学、参军，中间只是小学五、六年级是走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父亲是严厉的代名词，几乎就等同于批评。长大后，我们有了思想上的交流，但这绝不包含生活。当我第一次带着孩子去看望他时，因为怕孩子哭闹打扰他休息，妻子买了包糖豆让孩子捏着。这个爷爷看见他孙子时的第一句话是：“没出息，从小就不教好。记住，要斗私！”这种严厉，对比他对我妹妹的疼爱甚至溺爱，我有时也会忿忿。我后来调回北京，就带着老婆孩子搬出去，自立门户。衣食住行从不去沾他的光，甚至家里的车我都不坐，再远再急，也是自己去想办法。对我的做法和态度，其实他是看在眼里的，但他只是说：“我赞成你搬出去。也赞成你自食其力。”有一年春节，他爬上6楼，来到了我那个50平方米的小屋，和我一家三口欢度节日。后来我分到了90平方米的房子，又是春节，他爬上了4楼，他和我妈妈商量：“他的房子已经很大了，今年春节，我们是不是就在这里过了？”他完全不像我对我的儿子那样，他几乎从来没有辅导过我的学习，了解和关注过我的生活，包括今后的前途。当我决心放弃上大学的机会立志从军，他只说了句：“人各有志！”但当我到部队时，我的信他每封必回，前后几十封，一张一页，密密麻麻。当我因为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毛泽东思想而被冤屈挨整时，他找了许多哲学书籍寄给我，相关的页面上都加注了眉批，看得出，他的揪心和为我下的工夫。
应该承认，父亲的严厉会使我产生和他的距离感，每每想起总有一份说不清的隐隐的沉重。
我们之间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在我的记忆里，几乎从没有因为自己的事向父亲开过口，希望借助他的权势来帮助我。我不能让他小看了我，因为，我已经生成了这样的信念，即使在自己的父亲面前，萌生这样的念头，都是可耻的！
也许这就是他留给我的财富，也是他愿意看到的。
有个名叫周立人的老同志，战争年代曾在我父亲身边工作过半年，后来这位老同志从溧阳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每年入秋都给我家送一篓子螃蟹。他去世前，没有留下别的话，只是叮嘱家人亲友，记住，每年都要代我给爱萍首长送螃蟹。他对我父亲的真挚情感让人唏嘘不止，其实我父亲并没有特别关照过他。当我动情地将这故事讲给我儿子听时，这个新时代的小伙子竟说：“在这个故事里，真正让我折服的是我的爷爷。敬仰和爱戴他的人，不是因为他曾给过他们什么利益，而是为他特有的人格魅力所打动。”
像这样的故事很多。他身边的一个警卫员，后来安排工作，父亲说，你当领导不行，在我身边待长了，脱离实际，下基层去，好好补上这一课。这个同志很伤心，他说，我吐出的是血，可首长只看成是口红水……周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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