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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得没错：还没有人。当然，这本书出版几十年之后，人们才意识到需要去寻找谜底。那时候，一位学者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把《寻爱绮梦》每一章开头的字母拼合在一起，就成了一句拉丁文的离合诗文：Poliam
Frater Francisus Columna
Peramavit，意思是“波利亚深深地爱着弗朗西斯科？科隆纳兄弟”。而波利亚正是波利菲洛寻找的那名女子的名字，于是其他学者开始追问谁才是《寻爱绮梦》真正的作者。但是，从那一点出发，人们普遍认为作者是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科隆纳的意大利天主教修士。在一个由专业研究者组成的小团体里，特别是在深受麦克比影响的那些人当中，人们还普遍认为那句离合诗文只是隐藏在书中的诸多秘密的一个提示而已。而那个团体要做的正是探究出其余的秘密。
第17节：四法则（17）
我父亲在这个领域里出名是因为他在我十五岁那年夏天找到了一份文件。那年——也就是车祸前一年——他带着我去德国南部的一座修道院做研究，后来又去了梵蒂冈的图书馆。我们俩住在一间意大利的小型公寓房里，有两张折叠床和一套老掉牙的立体声音响系统。整整五个星期，每天早晨他都用中世纪实施刑罚时采取的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从他随身携带的唱片中挑出一张崭新的科雷利经典，然后掐准了七点半这个时候，用小提琴和大键琴的乐音将我唤醒，并以此让我记住，研究工作不会等待任何人。
我爬起来，就会看见他不是在水池边刮脸，就是在熨烫他的衬衣，或者在数钱包里的钞票，嘴里却总跟着录音哼调子。他个子不高，却对自己的每一寸仪表都悉心料理，用种花人从玫瑰上摘去蔫萎花瓣的手法拔掉浓密的棕色头发里的灰白发丝。他努力留住一种内在的活力，他认为自己眼角的鱼尾纹和额头上因思考留下的纹路削弱了他的勃勃生气。我们终日与书架上无穷无尽的书籍为伴，每当它们把我弄得思维迟钝的时候，他总是马上找方法调剂一下。午饭的时候，我们会去街上吃油酥面和冰淇淋；每天傍晚，他还会带我去城里观光。在罗马的一天晚上，他带我去城里的各个喷泉转了一圈，每到一处就叫我投一枚幸运硬币。
“替萨拉和克里斯滕投一枚，”他在破船喷泉说，“帮助她们弥合心灵的创伤。”
我们离家的时候，两个姐姐都刚刚痛苦地同男友分手。父亲从来就不太看得上她们的男朋友，觉得这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事情。
“替你妈妈投一枚，”他在人鱼喷泉说，“感谢她对我的容忍与宽厚。”
我父亲要求学校给予资助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母亲便让书店在星期天也照常营业，以此来贴补我们路上的花费。
“替我们俩也投一枚，”他在四河喷泉说，“希望我们能找到正在寻找的东西。”
我从来就没真正知道我们正在寻找的是什么——至少，要到我们无意中撞上它的时候，我才会知道吧。我只晓得父亲坚信对《寻爱绮梦》的学术研究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这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缘故。他把拳头在餐桌上捶得“砰砰”响，一再说那些反对他的学者们都把头埋进了沙子。他说那本书本身太难了，很难从其内部进行理解；通过寻找相关资料，找到该书的真正作者和他写作该书的原因，这才是一条更好的研究途径。
在现实生活中，我父亲因为他对真理的狭隘理解而疏远了很多人。多亏了那年夏天我们找到的东西，不然我们家恐怕很快就会完全依靠书店的收入过活了。命运女神向父亲微笑了一下，就在她夺去他生命的前一个年头。
在梵蒂冈某个图书馆的三楼侧翼，连专事扫洒的僧人也不去掸灰的书架之间的过道深处，我们背靠背站着，寻找父亲已经求索多年的线索，他在一本厚厚的家族史书页中找到了一封夹藏的信件。这封信的日期是《寻爱绮梦》出版之前两年，收信人是某个地方教堂里听忏悔的神父，信里谈到了一位地位尊贵的罗马贵族子弟。他的名字叫弗朗西斯科？科隆纳。
要再现父亲看到那个名字时的兴奋表情可是件难事。他戴着金丝边眼镜，看书的时间长了，那眼镜就会悄悄地滑下鼻梁，让眼睛变得夸张起来，恰好能表现出他那种强烈的求知欲望，这是他留在大多数人脑子里的第一印象和惟一的形象。那一刻，他估量着自己发现的东西，那屋里所有的光似乎都汇聚到那一双眼睛里。他拿着的那封信用蹩脚的托斯卡纳语写成，文字书写拙劣，仿佛写信人不习惯使用这种语言，写字也不太熟练。信写得絮絮叨叨，一会儿泛泛而谈，不知对何人说话，一会儿又把上帝当成了倾诉的对象。写信人对没用拉丁文或希腊文写信表示了歉意，因为他对这两种语言都一窍不通。最终，他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表达了悔过之意。
第18节：四法则（18）
宽恕我吧，圣父，我杀了两个人。虽然行暴力的是我的手，可设计这一切的决不是我啊。弗朗西斯科？科隆纳少爷吩咐我干的。请您发发慈悲，从轻发落我们俩吧。
信上说杀人是某个复杂计划的一部分，那是写信人这样单纯的人没法设计出来的。科隆纳怀疑两个被害人背信弃义，他们受了他的差遣去执行一项非同寻常的任务。他们拿到一封信，要送往罗马城外的一座教堂，那里会有第三者等着接收信件。两个人被迫以性命起誓不看信，不丢失，甚至不能用不戴手套的手触摸它。于是，就发生了纯朴的罗马石匠在圣洛伦佐杀死两名信使的故事。
在学术界，父亲和我在那个夏天找到的东西出了名，被称作“贝拉东纳档案”。父亲感觉它肯定能挽救他在学术圈里的名声，六个月后，他出版了一本小书，并用它作为题名以暗示这封信与《寻爱绮梦》之间的关联。那本书的题献是我的名字。他在书中提出，创作《寻爱绮梦》的弗朗西斯科？科隆纳不是大多数学者以为的那个威尼斯修士，而是我们的信中提到的那位罗马贵族。为了支持这一论断，他加了附录，其中包括有关他称之为“冒充者”的威尼斯修士和罗马的那个科隆纳所有已知的履历档案，这样读者们就能有所比较。仅仅那份附录就笼络了保罗和我两个信徒。
那些详述的细节直截了当。假弗朗西斯科居住的威尼斯的修道院对这么一个思考哲学问题的作者来说是个绝对无法接受的地方；听父亲说，那地方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像在开一场穷奢极欲的鸡尾酒会，伴着轰鸣的音乐声，人们恣意地灌着烈酒，耸人听闻地乱搞男女关系。当教皇克雷芒七世企图约束那里的教友的行为时，他们回话说倘若要自己恪守戒律，那他们马上就改宗路德教派。即便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冒充者”的生平读来仍旧像一份犯罪档案。一四七七年，他因某些未言明的违规行为被逐出修道院。四年后，他回到修道院却又犯下另一桩案子，差一点儿就被脱去法衣解除圣职。一五一六年，他对一桩强奸案供认不讳，被处以终身放逐的惩罚。他却并未就此罢休，又回到修道院，然后又被放逐，这一次是因为一件牵涉了一位珠宝商的丑事。死神对他相当仁慈，一五二七年才要了他的性命。这个威尼斯人弗朗西斯科？科隆纳——偷窃案的被告，低头认罪的强奸犯，道明会修士——竟有九十三年的阳寿。
另一方面，罗马人弗朗西斯科在博学德性的每个方面都堪称楷模。据父亲所言，他是一个有权有势的贵族家庭的子弟，从小生长在欧洲社会最优良的环境之中，由文艺复兴时期最出色的知识精英教导。弗朗西斯科的叔叔普罗斯彼罗？
科隆纳不仅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艺术赞助人和红衣主教，还是一名有声望的人文主义者，可能就是莎士比亚名剧《暴风雨》中人物普罗斯彼罗的原型。父亲认为，这些背景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写出像《寻爱绮梦》这样复杂的书来——而且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背景，才使这本书得以由领先一时的出版商印刷出版。
让整个推论铁板钉钉的——至少我个人认为，是这位出身名门的弗朗西斯科是罗马学会的成员，那个兄弟会组织信仰旧罗马共和国的那些异教理想，而《寻爱绮梦》书中在提到这些理想时带着显而易见的推崇语调。这可以解释科隆纳为什么在那句隐秘的离合诗句中称自己为“兄弟”：这个被其他学者认作是科隆纳僧人身份标志的称谓，在罗马学会里也是一个普遍使用的称呼语。
然而，我父亲的论断尽管在保罗和我眼里浅显明了，却搅浑了学术的水潭。父亲的仓促离世使他还未有充足的时间勇敢面对他在《寻爱绮梦》研究的小小世界里掀起的“茶壶里的风波”，它却差不多毁掉了他。父亲的同事几乎统统拒绝接受这部著作；文森特？塔夫特竭尽诽谤之能事。那时候，赞同威尼斯科隆纳的种种观点已经根深蒂固，而父亲在他那简短的附录中并未提及其中一二，整部书便因此变得不足采信了。塔夫特写道，将两起疑雾重重的谋杀案同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一本书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而弄出的耸人听闻之辞，悲哀得很啊”。
第19节：四法则（19）
当然，父亲被击垮了。对他来说，他们拒绝接受的是他的事业本身，是他自师从麦克比的日子起便孜孜以求得来的果实。他根本没法理解这种针对他的发现的粗暴反应。就我所知，惟一对《贝拉东纳档案》坚信不疑的人就是保罗。他把那书读了很多遍，就连那条题献也印在了他的脑子里。当他来到普林斯顿，在大一新生的花名册上看到一个汤姆？科雷利？沙利文的名字的时候，他立刻认出了我的中名，决心把我找出来。
如果他期望遇见的是我父亲的一个较为年轻的翻版，那他一定失望了。保罗找到的那个大一新生走起路来稍稍有点儿瘸，似乎对自己的中名有点儿窘迫，还做了别人想像不到的事情：他宣布自己跟《寻爱绮梦》一刀两断，成了反对自己那个将阅读当做宗教崇拜的家庭的浪子。那次车祸的冲击波仍旧在我的生活中嗡嗡作响，而事实上，早在父亲去世之前，我就丧失了对书本的信仰。我开始认识到饱读诗书的人有一种说不出口的偏见，一种他们似乎统统都怀有的隐秘信念，而我们所知道的生活不过是真实的一种走了样的幻象，只有艺术才能像一副阅读时戴的眼镜把它纠正过来。我在饭桌上遇到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看上去总对世界心怀怨恨。一位好作家能赋予某个出色的文学人物一条戏剧性的完美人生轨迹，但我们的生活不可能这样，可他们永远不能接受这个看法。只有在纯粹完美的意外事故中，世界才会真正成为舞台。而他们似乎又认为这是令人唏嘘的事情。
没人切切实实这么说过。父亲的朋友们和同事们——除了文森特？塔夫特之外的所有人——到医院来看望我，都因自己对他的书所做过的评论显出一副羞怯的样子，嘟嘟囔囔地说几句刚刚在等候室里打好腹稿的好话颂扬他一番，这时候，我看见了墙上的那一行字。我是在他们走向我的床前时注意到它的：他们一个个都带一堆书来。
“我父亲过世的时候，它帮了我一把。”历史系主任说着把默顿的《七重山》放在我旁边的食物盘上。
“我在奥登的作品中得到了巨大的慰藉。”一位年轻的研究生说，她在我父亲的指导下做论文。她留下一本平装书，为了弄掉书上印着的售价还剪去了封面一角。
“你需要来点提神醒脑的，”其他人离开房间之后又一个人低声说，“而不是这种死气沉沉的东西。”
我甚至都认不出他是谁。他留下了一部《基督山伯爵》，我已经看过这书了，只猜度着他是不是当真认为复仇心才是鼓起勇气所需的最佳情绪。
我发觉，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在现实面前比我更加高明。父亲的死给现实加了一个恶毒的结尾，并对他们赖以生活的准则嘲弄了一番：每一个事实都能被重新阐释，每一个结尾都能被重新安排。狄更斯重写了《远大前程》，这样匹普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没有人能重写这一切。
遇见保罗的时候，我很小心谨慎。在高中的最后两年里，我强迫自己有所改变：感到大腿疼痛的时候，我会继续走路；本能叫我不要停留地走过一扇大门——体育馆的大门，新朋友的车门，我开始喜欢的女孩子的家门——的时候，我会让自己停下来，敲一下，有时候还任由自己走进去。但是，在这里，在保罗身上，我看见了自己也许会成为的样子。
他瘦小苍白，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谈不上男子的阳刚气，更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他松着一只鞋的鞋带，手里拿着一本书，仿佛那书是可以消除焦虑的安乐毯。第一次见面，他介绍自己的时候便引用了《寻爱绮梦》里的话。我感觉自己已经了解他了，甚至比自己想去了解的还要多。九月初的一天，太阳西下的时候，他在校园附近的一家咖啡店找到了我。我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那天晚上不要去理睬他，以后要对他退避三舍。
第20节：四法则（20）
正当我打算告退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改变了一切。
“不知什么缘故，”他说，“我觉得他也是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