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从冰箱上抬起眼睛。“哦哟，”他说，“我们现在统统都吊在拉幅钩上呢。”
吉尔和我“嘘”了一声。拉幅钩是查理在期中考试的时候失误的一个词。他觉得这个词出自《大白鲸》，而非托比亚斯？斯摩莱特的《蓝登传》，因为它听上去更像一种钓鱼的工具，而不是一个表示犹豫不决的词语。现在，他可要抓住机会表现一下。
“别提这茬儿了。”吉尔说。
“说，有哪个医生知道拉幅钩是什么东西？”查理说。
我们俩没应声，我和保罗的卧室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突然，只穿着拳击短裤和T恤衫的保罗站在了门口，出现在我们面前。
“只要说一个就可以啦？”他一边揉着眼睛一边问，“托比亚斯？斯摩莱特。他是一名外科医生。”
查理回头瞥了一眼磁性贴条。“不出所料。”
吉尔吃吃地笑起来，可没说什么。
“我们以为你去常春藤了呢。”查理打破了刚才有点让人发窘的静默。
保罗摇了摇头，回到房里拿他的笔记本，脑袋一边的淡黄色头发压塌了，脸上还留着枕头的压痕。“那里私密度不够，”他说，“我又在床上干活。结果睡过去了。”
他基本上两晚没合眼了，也许还不止。保罗的论文导师文森特？塔夫特博士压迫他，要他每个礼拜都拿出更多更多的参考资料——塔夫特从一开始就在保罗背后指手画脚，而大多数论文导师则乐于让四年级学生根据自己的期望值完成论文。
“那么，汤姆，你打算怎么办？”吉尔打破沉默，“你决定了吗？”
我从桌子上抬起眼睛。他在说我面前的信，我每看书里的一个句子就会去瞅它们一眼。第一封信是芝加哥大学寄来的，接收我学习英语专业的博士学位课程。我是爱书的，就像查理爱医学院一样，而且芝加哥的博士学位会很适合我。然而，虽然我内心愿意去读书，可又不得不对这封接收函做一番思想斗争，这不仅因为我在普林斯顿的学习成绩只算中等，主要是我并不确切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而一个好的研究所能嗅出人的优柔寡断，就像狗能嗅出人的畏惧心慌一样。
“把钱拿了再说。”吉尔说，眼睛一刻不离奥黛丽？赫本。
吉尔是曼哈顿银行家的儿子。普林斯顿从来就不是他的目标，不过是靠着窗看得见风景的座儿，通向华尔街路途上的歇脚地罢了。他在这方面也挺能自嘲的，每当我们拿这事儿窘他的时候，他总能露个笑容出来。我们知道，他会一路微笑着走进银行；即便查理，这个通过当大夫肯定能聚点财富的家伙，也没有机会拿根蜡烛照一照吉尔将会看到的那种薪金支票。
“别听他的，”保罗在房间的另一头说，“要做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第5节：四法则（5）
我抬头看着他，很奇怪除了论文，他对其他事也了如指掌。
“要做就做有钱的事情。”吉尔说着站起来从冰箱里取了一瓶水。
“他们给了多少？”查理暂时抛开磁性贴条，问道。
“四万一，”吉尔猜了一个数，关冰箱门的时候把几个伊丽莎白时代的语汇震掉了，“奖金五千。加上期权。”
春季学期是找工作的时候，一九九九年是个买方市场。四万一千美元年薪差不多是我这个拿不起眼的英语学位的人所期望的两倍数目了，不过和我所见到的几个同班同学谈妥的待遇相比较，你只能认为这笔钱只能算刚刚说得过去而已。
我拿起代达罗斯的来信，那是一家奥斯汀的网络公司，声称自己已经研发出世界上最先进的软件，可以简化公司组织内勤并提升其效率。我对那个公司基本一无所知，更不要说什么是内勤了，不过过道那头的一位朋友建议我去那里面试一下，而当有谣言流传开来，说这家得克萨斯的新公司给的起点薪水很高时，我去了。代达罗斯跟随流行趋势，不介意我对他们的背景和生意一无所知。如果我在面试的时候能解开几个搞脑子的难题，并且在面试过程中还算口齿流利，态度友善的话，那我就能得到那份工作。结果我就跟恺撒大帝一样，我能，我做，我成功了。
“差不多吧，”我边看信边读了两句，“四万五千美元一年。春季红利三千。期权一千五。”
“还有梨树上的一只鹧鸪鸟原文出自圣诞歌曲《圣诞节的十二天》。这是一首循环式的歌曲，每唱一次不仅要重复前一段歌词，还要增加一句新的歌词，并且从一数到十二。“梨树上的一只鹧鸪鸟”是这首歌的第一段。，”保罗在屋子的另一头添油加醋。他那样子仿佛谈钱比碰钱更肮脏，就他一个人这样。“利欲熏心。”
查理又在摆弄磁性贴条了。他模仿礼拜仪式上的布道人，用男中音大声呵斥着，那布道人是个佐治亚来的小个子黑人，刚刚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拿到学位。“利欲熏心。一切都是熏心的利欲。”
“汤姆，你不要自欺欺人，”保罗不耐烦地说，不过他并没有跟我有过一眼对视，“任何一个认为你值那么多钱的公司都不会长久的。你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他又回到笔记本上，潦草地写起字来。和大多数预言家一样，他注定是要被人忽略的。
吉尔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但查理抬起头，倾听保罗的袅袅余音。他用一只手摩擦着下巴上的胡茬，说道，“行了，大家都停了吧。我认为是去泄泄蒸汽的时候了。”
吉尔的注意力第一次从电影上离开。他一定是听到了我听到的：若有似无的重音落在了蒸汽这个词上。
“现在？”我问。
吉尔看了看手表，同意了这个主意。“我们大概要半个小时做准备，”他说着，甚至关掉了电视以表支持，奥黛丽？赫本“嘶”的一声缩进了显像管。
查理胡乱地翻过菲茨杰拉德小说的书页，“唰”地合上。断了的书脊抗议似的炸开来，他把书扔到沙发上。
“我在做事呢，”保罗反对，“我得把这个写完。”
他怪怪地瞥了我一眼。
“怎么啦？”我问。
保罗没有说话。
“有什么问题么，娘儿们？”查理不耐烦地问。
“外面还在下雪呐。”我提醒大家。
当春天似乎在每一枝树梢上落下脚的时候，今年的第一场暴雪却在今天呼啸着降临了。现在看来会有一英尺深的积雪吧，或许可能更深。复活节周末的庆祝活动已经重新进行了安排，今年保罗的论文导师文森特？塔夫特将做一个耶稣受难节演讲。这天气可不适合进行查理脑袋里盘算的活动。
“你要八点半才去见库里，对吧？”吉尔问保罗，想要说服他，“那时候，我们已经结束了。今晚你可以多干点。”
第6节：四法则（6）
理查德？库里是我父亲和塔夫特的朋友，为人古怪，从保罗大一的时候起，他便开始指导他。他帮助保罗跟世界上一些最杰出的艺术史学家取得了联系，还给保罗提供了很多经费用以研究《寻爱绮梦》。
保罗掂了掂笔记本。只要看它一眼，他的眼睛里就又会涌起疲惫。
查理感觉出他会去参加活动。“我们七点三刻就结束。”他说。
“怎么分组？”吉尔问。
查理想了想，说：“汤姆和我一组。”
我们要去玩的游戏是由一个受欢迎的旧游戏脱胎而来的：在校园地下迷宫一样的蒸汽地道里打快节奏彩弹。地下，老鼠比灯泡多，寒冬腊月里温度也会达到三位数，而且地形险恶，就连校园警察也都被明令禁止去那里逮人。在大二那年期终考试期间，查理和吉尔想出了这个主意，灵感来自吉尔和保罗在他们的餐饮俱乐部发现的一张旧地图，而且吉尔的父亲大四的时候也和朋友们在地道里玩过类似的游戏。
这个更新版本的游戏广受欢迎，常春藤俱乐部差不多有十来个会员和查理在急诊医生班里的大多数朋友都很着迷。当保罗成为这个游戏中最出色的寻路人时，他们似乎都大为惊讶；只有我们四个知道其中的缘由，保罗经常一个人走地道来去常春藤的。但是，保罗对这个游戏的兴趣慢慢减退了，因为除他之外，没有其他人看到其中蕴含着的千变万化的战略，就像是一场战略芭蕾，让他颇为受挫。因此，他没有参加那次大型的冬季比赛。当时，一发打偏的彩弹击穿了蒸汽管道，爆炸把输电线外面的塑料保护套撕开了一个十英尺的缺口，如果不是查理及时拉开那两个喝得半醉的四年级学生，那两个小子准会被烤熟了。学监，也就是普林斯顿的校园警察，抓了很多人，系主任在没几天的时间里降下了一大堆处罚。后来，查理换掉了彩弹枪和球弹，用了速度更快但危险性较低的武器：一套旧的镭射枪，那是他从旧货甩卖会上拾来的。随着毕业的日益临近，校方对违纪行为采取了一种毫不姑息的政策。如果今晚在地道里被逮住，可能会遭到停学或者更坏的处罚。
和吉尔一个房间的查理侧身进了卧室，他拿出一个大旅行包递给我，接着又是一个。最后，他戴上帽子。
“天啊，查理，”吉尔说，“我们只是下去玩半个钟头而已。我连度春假的行李都没有你现在的多呢。”
“有备无患，”查理说，把两个包中稍大的那个甩上肩膀，“这话是我说的。”
“你和童子军说的。”我咕哝着。
“最高级童子军。”查理说，因为他知道我从来都没超越新手的程度。
“娘儿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吉尔插了一句，他已经站在门口了。
保罗做了个深呼吸，振作一下精神，然后点了点头。他还在房间里，一把抓过他的寻呼机，别在腰带上。
在我们的多德宿舍楼门前，查理和我同吉尔和保罗分道扬镳。我们会从不同的地点进入地道，直到一方在地下找到另一方才会碰面。
“我还不知道有黑人童子军这回事呢。”我对查理说，此时只剩我们俩单独走在校园里。
积雪比我预料的更深更冷。我裹紧滑雪衫，套上手套。
“没什么，”他说，“在我遇见你之前，我也不知道还有白人娘娘腔呢。”
浑浑噩噩之间就走过了校园。好多天了，毕业近在眼前，我自己的论文也已经解决了，世界便似乎成了一堆快节奏的多余运动——大一大二的学生匆匆忙忙地赶去参加晚间研讨会，大四的学生在让人汗流浃背的电脑房里输入毕业论文，雪花在天空中纷纷扬扬，画着圈儿跳着舞，落到地上。
我们走在校园里，我的腿痛起来。好多年了，大腿上的那个伤疤总在恶劣天气降临六小时之后发出天气预报。那个伤疤是几年前一次事故留下的印迹。那是我过完十六岁生日之后没多久，我遭遇了车祸，因此高二那年，我有大半时间都躺在医院里。现在，我已经想不起车祸的具体细节了，对那晚的记忆只有一点非常清晰，我的左腿腿骨“咔嚓”一声便戳破了大腿上的肌肉，断口穿过皮肤直指我自己。一看到那骨头，我就昏了过去。我左前臂里的两块骨头也断了，左侧的三根肋骨同样没有幸免于难。根据医务人员的说法，他们及时止住了我的动脉出血，这才保住了小命。但是，他们把我从汽车残骸中救出来的时候，驾车的父亲已经身亡。
第7节：四法则（7）
车祸改变了我：经历了三次手术和两个月的恢复期，阴魂不散的疼痛总在恶劣天气出现六个小时之后发作，骨头里还留着钢钉，腿上一条大伤疤，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我生命中出现的那个奇怪的空洞越来越大。一开始，我换掉了衣服——我的身体落了形，长裤和短裤的尺寸就变了，后来长了点肉，还要选同以前不一样的款式来遮住大腿上爬虫一样的长疤。接着，我发现我的家庭变了模样：首先是我的母亲，她变得沉默寡言，还有我的两个姐姐，萨拉和克里斯滕，越来越不着家了。最终，我连朋友都换掉了——或者，我揣摸是自己把他们换掉了。我弄不清楚自己是希望朋友们能理解我呢，还是希望他们对我另眼相看，抑或是对我一如既往，可以前的朋友们，就像我的旧衣服，已经不再适合我了。
人们喜欢对遭受不幸的人说，时间是了不起的疗伤师。他们说的是了不起的疗伤师，仿佛时间就是个医生。但是，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六年之后得出了不同的看法。时间是游乐园里那个用喷枪画T恤的家伙。他喷出颜色的细雾，孤单的微粒飘浮在空气中，等着附着在适当的位置。到了一天结束的时候，T恤上的图案会成什么样子呢，通常已经没多大意思了。买了那件T恤的人算是大大赞助了一把那个会长命百岁的主题公园，我猜度他第二天一早醒来就会纳闷自己昨天到底从那图案里看出了什么特别的门道。我曾经向查理提起过这个类比，并努力解释我们在这个类比中扮演的是涂料的角色。时间便是那个把我们喷洒开来的东西。
也许，保罗把这个问题说得最清楚，那时候我们相识没多久。当时，他才十八岁，可已经对文艺复兴相当入迷了，而且还坚信自从米开朗琪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