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书·律历志》：“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按：
申子辰三位，乃五行水之生、旺、墓也，故于“子平学”中谓之“合水局”；
而历法干支分属天地人，其理奇妙。而“子平学”者，亦正即天人合一、三
才兼会之学也。
历法乃高深的科学。江湖术数，如相法，以面部三停，上为天庭，下为
地阁，而“人中”居两间焉。闺中玩具，骨牌雅制，也以双六为天牌，双幺
为地牌，双四为人牌＇而双五（大五）、双三（长三）、双二（二板）无能参
伍。骨牌点数拟形比像，以六为云，以幺为日，以四为杏，以五为梅，。。
又每副以诗句配之。亦中华俗文化之奇致。而今之人只知有“进口”的桥牌，
不亦可悲乎？＇
由上所举，自弘及琐，在在有三才观念存乎其间，所谓雅俗共之，正见
大道之行也，周洽溥被，深入人心。至明人辑巨帙题曰《三才图说》（一作
图会）则十四门类为：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
人事、仪制、珍宝、文史、鸟兽、草木。
此即表明，人间万象，统于三才。故中华文化即是三才文化，非一家之
私言也。
由是而言，欲弘扬中华文化，必先阐释“三才主义”之深旨。
十二数典念祖
自“西学东渐”，一时蔚为“言必称希腊”之新俗，而浑不知“言必称
三才”之祖风矣。我生于民国七年戊午（1918），遂成为“新文化”时代之
“藐躬”；求学之日，亦颇慕欧化（燕京大学西语系之一员也），尝读六朝
唐初人文辞，见篇无巨细，其开端必从太极之判，两仪之分，阴阳之理，五
行之变。。说起，当时以我浅薄之识，妄议古人渊厚之思，乃以为“可笑可
厌”——篇篇累累赘赘，绕大弯子“从头说起”，洵腐儒之套头也。盖因浅
薄，绝未悟彼世之重三才，实中华文化之命脉，故不敢忽而略之也。
三才之论，本上古识解，其义广博。及至后世，“才”字渐渐转入文学
领域，几乎专用语矣。“才思”，“才情”，“才调”，“才华”。。皆文
士词家之事了。而中华文化之重才，亦由是益显。曹子建独得“八斗”，遂
为中国才人之大代表，或曰象征人物。
然而此文学之才，仍隶于三才之才，非有别宗，离本自异也。是以中华
文学，与欧西不同。如以欧西文化之眼光与标准而读中华文学，则一篇饯行
诗耳，奈何要自“六位乾坤动，三微历数迁”写起？岂非极不可通之绝大怪
事与笑谈？
其实，何止此例之类也。陶元亮的“良苗亦怀新”，老杜的“欣欣物自
私”、“花柳各无私”，貌似“写景”之句，亦不能领其意趣，更何论于陈
伯玉之登幽州古台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zhǎ）；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xiǎ）”！也就觉得这太其妙莫名了。
现代人“整理”中华古代文学，总忘不了从欧西运来的“写实主义”、
“浪漫主义”。。等等一串名词概念，往自己的“整理对象”上硬套一番，
以当“研究成果”，于是凿枘唇嘴，并皆龃龉，而后生小子，炎黄子孙，将
不复知其祖宗之灵秀何似。倘如是，岂不至可悲乎？
所以愚意不自揣量，欲令来者莫忘三才之义。三才者何？中华民族之大
文化，大科学是也。其念之哉。
壬申十月望日写记于燕都东甸之庙红轩
《文心雕龙·隐秀篇》旧疑新议
我国文学艺术史上时常出现一些异事。《兰亭序》真迹是书法艺术上的
无价神品，可是贞观殉葬以后，据说曾被发掘，而杳然不可踪迹了。《石头
记》全稿是小说文学上的巨宝奇珍，可是八十回后的原本的命运，无能言之
者矣。这都是每一话及，辄令人为之同声浩叹、抱憾无涯的巨大损失。——
这也“罢了”，可是还不到此为止。《兰亭》明明是右军真笔，却出了一个
李文田，他的意思是连文章带字体都是伪造的。《红楼梦》明明是雪芹作的，
却被妄人硬装上了一个狗尾，却出了几位研者，他们说后四十回和前面的书
文出于一人之手，自属名貂，原为“整体”。所以，天下的事，有的真不好
说。《文心雕龙》在我国文学理论上，是一部奇丽超卓、无与伦比的伟著，
连城之璧，足以比珍，可是偏偏其中一篇关系非小的《隐秀》，从元代以来，
残缺不完，失其泰半。到明朝天启年间，钱允治（功甫）始从阮华山所藏宋
本补得四百余字，《隐秀》自此乃有了一个整幅全篇。明末清初，藏家学者，
均无异词。至纪昀为《文心》一书作批时，首次提出疑问。从此，专家士子，
又皆以纪说为然，深信传本《隐秀》后出之四百余字，乃明人所伪造，非彦
和原文也。中间黄侃氏并为纪说增一力证，盖宋人张戒《岁寒堂诗话》尝引
《文心》，有“情在言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二语，此十二字并不见于钱
允治从阮本所补四百余字中，可见宋时另有原本。文坛震耸，以为已发伪本
之覆。黄氏不但不信后出之文，连自昔诸本悉具的《隐秀》篇开端及收尾两
大段文字，亦不复取，索性自己另作了一篇很长的“新隐秀篇”。此篇颇为
学人重视，并有注本问世。范文澜先生为《文心》作注，将四百余字删去，
恢复了残缺时的面貌。自此，一些本子皆循此法。如此一叙，虽极粗略，亦
可见此一公案，也大可列入我开头说的“异事”一类中去了。
我初读彦和之书，心极赏慕之，唯那时年少，见事更浅。记得一见纪氏
批语，便信补文为伪，除了衷怀唧叹残佚不幸、怅憾难言之外，更不曾有些
微“新意”或“别考”。数十年来就是这样的。目坏以后，更不能读书，那
一点连“荒落”也谈不上的“学殖”都化而为零了，只是对于耳闻“文心学”
日益繁荣的新局面满心高兴、无限向往而已。不料近来因一偶然机会，忽然
得见几篇论文，这才知道《隐秀》的问题，当前又颇有几位专门家都在进行
讨论，纷纷表示看法，——我也不禁见猎心喜，虽然已无条件作出深切研究，
还是想谈几句拙见。愚者之虑岂云即得，堕露之诚倘可添流；博雅通人，谅
所不弃。
我并没有从自己一知半解的水平来妄欲充作解人，为这一则公案作出判
断的念头，因为实在没有这种资格。我只是想看看争真辩伪的双方不同见解
的论证，彼此高下强弱如何。从何说起呢？——
最好先来考察一下那条后出而被人认为最强有力的反证，即黄侃氏举出
的《岁寒堂诗话》那两句“逸文”。我翻了一下诸家的论著，都对此深信不
疑，略无异议。就连主张明人补文非伪的同志，也是如此，——只是在为“何
以这两句却不见于补文之中”这个对方振振有词的难题努力设法地作出解
释，而不以黄氏之说本身为有任何问题，它是否尚可讨究。
我想指出，黄氏此说，虽然大家靡然从风，众口一词，其实却是无有多
大价值的。何以这样说？请陈愚见：——
张戒在其《诗话》中，一共是有两次引及了彦和的《文心》，在卷上，
有一处说：
“刘勰云：‘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
今按《文心雕龙》卷七，《情采第三十一》，原文有云：“昔诗人什篇，
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
而吟詠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
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
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
盛。。。”请看，刘彦和在什么时候说过了“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这样
的九个字的“原文”呢？——那么，我就要问：既然张戒的引文的“习惯”
（那当然更谈不到“体例”）是这个样子的，又是什么理由使黄氏等人一眼
认定并一口咬定那“隐秀逸文”十二个大字就是“宋本文心雕龙原文”，并
且如山铁案，不可动摇的呢！？
其实，略读古书的，都会发现，昔人“引”文，没有现代人的这种“徵
引概念”，连正式注疏在引书时都是大有裁剪，甚至“撮叙”。剪裁不止掐
头去尾，而是删省词、字、句，甚至改造原句法。宋人刻书，为了省工，尤
喜这么干法。（所以有人看了很晚的《世说》版本上的注——早被多次删省
改造“简化”了的，就认为那是可据的，全本的《兰亭》不对了，倒是假的
了！）何况，张戒那不是疏经注史，只是“谈”诗——所以才叫诗“话”，
在这种著作中，作者并不是严格“征引”，甚至也不是真的去检出原书、翻
得原文后照录，他只是凭记忆约略，信笔写出，取其大意，说明问题就是。
所以明似“征引”，实乃撮叙复述。此等不一而足。如果有谁执定了张戒的
“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九个字才是彦和真原文，而说上引《文心》之本
文却是后人妄改伪托的，那么几何不成有笑谈呢？然则，为什么黄侃一见张
戒那十二个字，遂坚信不疑，而后之从黄说者也都那样视为“大发现”与“力
证”呢？
张戒所谓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十二个字，不是彦和原文，
也可以从《隐秀》始终未逸之文来审辨。盖彦和在文章开始，已经为隐为秀
下了“界说”，即：
“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以后又说：
“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
“［彼波起辞间，是谓之秀，。。］”
（补逸文）那么，刘彦和还要在“原文”中另一处第三次地为隐秀“下
定义”吗？我看彦和是不会如此行文的。即此一端，也能见出张戒的“引文”，
并非原语。
张戒是凭记忆印象而自己另作的“撮叙法”。其所谓“情在词外”，其
实就是指原文的“义生文外”的话，而记忆未真，颇有走失。这本是很明显
易见的，因为如若不然，彦和如何会那般絮叨重复？至于所谓“状溢目前”，
则字面现象上是传本《文心》此篇中所无的，可是已经补逸的文字中，则确
乎有“远山烟霭”、“娈女容华”的比喻，又说“挥之则有余”，这不正就
是“状溢目前”的意思吗？假令彦和原文实在只有“独拔”和“卓绝”是说
“秀”的话，那么张戒这位宋人当然是留不下“状溢目前”的印象了。这一
理路，对于认真虚心讨索真伪而不是从成见出发的学人来说，不是也应该有
它存在而蒙受考虑的权利吗？
更有进者，张戒所以误记为“状溢目前”这类修辞的原因，也非全无线
索可求。我觉得他是在执笔之际头脑里混入了《神思》篇的内容。因为——
请看下面这些话：
“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眉睫之前”正就是“目前”，“溢”字显然也是从其下文而联及（彦和喜
用“溢”，如开篇即说“艳溢锱毫”）。特别是《神思》篇中又有了一段话，
说：
“视布于麻，虽云未费，杼轴献功，焕然乃珍。至于思表纤旨，文处曲
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其微矣
乎！”
这些，又很容易地混联于“隐秀”中那“隐”的意念上去，那么在张戒
的头脑中，两个“文外”被拉在一起，而“眉睫之前”一个“概念”也就在
他笔下写成了“状溢目前”。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合乎情理的。
张戒诗话中的那两句之不会是彦和原文，其根本问题还是在于这十二个
字意思与《文心》原旨不相契合。例如彦和明言隐是“文外重旨”，是“义
生文外”，是“复意为工”，这是说内容包孕富厚，具有深度，细加玩索，
表面意义之外还有不止一层的含义，所谓“文外”者，其实正是“文内”，
故此彦和比之为水含珠玉明是“内潜”，始以为“隐”。若“情在词外”，
云云，则在此篇中即莫知所谓了！“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此处
“文情”是不能拆开讲的。同样，“篇中之独拔”、“卓绝为巧”的“秀”，
如何又一下子只是成了“状溢目前”了呢？彦和为了帮助说明“秀”而作譬
喻（如山销烟霭，女靓容华之类）是可以的，但是他不会给“秀”作出一个
“状溢目前”的概括语，因为这样就大大狭隘化了。这个问题，只要看看黄
侃一方面执张戒之文为口实，一方面则又在自己“新补”篇中说：“且其为
秀，亦不限于图貌山川，摹字物色。故‘所遇无故物’，王莽以为佳言；‘思
君若流水’，宋帝拟其音调。。故知叙事叙情，皆有秀语。岂必连篇累牍，
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然后为秀哉？”这可有趣了！
请问破绽是出在明人钞补之文呢？还是出在宋人“征引”之语呢？
分析张戒两处引《文心》的实际，不难看出，他根本不曾是像专家们所
认为的那样，严格地“征引”了什么“原文”。拿了这种例子来，无论从争
论的一方想“反证”明人补逸之非真，还是从相反一方想用一切理由为它不
见于补文而作解释，都不免有疏于考究之失。推其根本原由，在于大家为黄
侃氏所误。黄氏有学问声望，这种人讲了的话，便会像“符咒”一样将人“迷”
住了，再也不去独自思索了。
出于同样道理，纪昀恰好也是一个名气特别大的人，大家都知道他有学
问，“博极群书”，议论风发，故久享“权威”之望。但他有很多好见解的
同时，也不断地发出一些谬论。我从早也很崇拜他，后来通过几个实例，渐
渐地认识了他的话不都值得重视，要小心，免为所惑。
例如他说六朝时没有“陶彭泽”之称，只有“陶徵士”之号。近来有学
者引了鲍明远集中恰恰就有“陶彭泽”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