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们的伟大的雪芹先生，就是曹。。所生之子。
回顾本文的粗略叙述，已然可见曹氏的整部历史事实，扣实了“诗礼簪
缨之族”这句话的隐词与确指。康熙时有一位袁煌，作词题《楝亭图》赠曹
寅，明言“惠、穆流徽，朝野重，芳名循誉”，已经点破：这门曹氏正是武
惠（彬）与武穆（玮）之后裔，一丝不错。
从读所见曹氏宗谱，参互了史书及有关的史料记载，竟然弄清了曹家几
千年以来的世系源流，兴衰荣落，清清楚楚地寻得了曹雪芹的真根！心中无
限地欣幸喜慰！
乙亥大雪节前写于燕京东皋
古金台之北侧曝芹轩
士林正气学苑奇功
——读王畅《曹雪芹祖籍考论》
1922 年胡适始著《红楼梦考证》，所考以作者与版本为两大主题。版本
一题另论，作者一题则迟至1931 年方有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发表，是
为雪芹祖籍河北丰润说之源头。
胡氏《考证》之后历二十五年，拙著《红楼梦新证》创稿，至1953 年出
版，其中有专章论述雪芹上世籍贯出身旗籍等问题，有分节标为《丰润县人》、
《辽阳俘虏》。自是，人或讥《新证》为“曹学”（以为非“红学”所应致
力，故以“曹学”贬哂之），然而“曹学”却由此确立，而且成为日后“研
红”者之重要关注点之一。
拙著《新证》内容所包层面相当繁赜，考论籍贯出身，只系其中一小部
分。至1980 年，冯其庸所著《曹雪芹家世新考》印行，是为专题专著体例的
开端。此专题专著，不但有其专门研究目标，而且也有其专门的驳论的对象
——此对象即拙著《红楼梦新证》。
冯氏《新考》自称有七大“证实”，为其重大贡献，但主要的归着于四
点：（一）雪芹上世祖籍是“辽阳”，与丰润“无关”；（二）曹家“入辽
之始祖”是“辽阳”曹俊，此人即载于辽阳旧时出土的孙磐《圹记》的曹俊，
亦即“五庆堂曹氏宗谱”二世的泰、义、俊的曹俊；（三）此曹俊由何地入
辽的？“尚不可考”——但绝对与河北丰润无涉；（四）雪芹高祖曹振彦本
是先隶“汉军旗”而后才改调为满洲正白旗包衣的。冯氏以此论点，建构了
至今沿称的“辽阳说”，即以之否定“丰润说”。
但冯氏立说的根据理由何在？曰：主要有两宗文物文献：（一）《五庆
堂曹氏宗谱》；（二）辽阳“二碑”。前者收载了雪芹上世的六代十一人（自
锡远、振彦至天佑），后者镌有曹振彦的名字与职衔①。
于是，冯氏遂谓曹家祖籍是“辽阳”，“百世不可移也”（又有人帮忙
说是“石证如山”，云云），从而竭力否定与河北丰润的任何关系。
从1980 年《新考》出世，颇有影响，其后有研者撰文驳正了冯氏自以为
重要发现的曹振彦“先隶汉军旗”的谬误说法（因不懂满清历史制度而妄称）；
既有驳正，今不复辩，故问题焦点仍聚于“祖籍”一端。
自1980 年起，一直无有对此加以重视而予以评议分证的专著出现。
如今——即一十五载之后，忽有王畅氏新著《曹雪芹祖籍考论》一书问
世，令人真有“空谷足音”之感②。
王著《考论》不但也是专题专著，而且规模宏伟，竟系一部四十几万字
的巨制！如此巨著，内容丰富可不待言，但难于一一介绍，如今只能就其精
义所在，略述大端梗概。
《考论》全书共分六章，前四章层层递进叙清了“红学”、“曹学”的
起源与祖籍研究和争论的形形态态，都是很精彩的历史回顾，尤其反映了学
风的歪正问题。但其更为重要的精华部分，则端推第五、第六两章——此二
① 冯氏《新考》尚有第三证，即康熙六十年《上元县志》曹玺传说中“著籍襄平”。但“著籍”本义即“寄
籍”、“附籍”而非“祖籍”；且“襄平”乃汉代辽东郡县名，旧治原在辽北，故清初人用以代指辽北之
铁岭、抚顺地区。故此语本即有意回避之语，实不足以证“祖籍辽阳”。
②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6 月初版。
章也就是四十万言巨著的“结穴”。
上文述明，冯《考》主“辽阳”反“丰润”的主据乃是一部《五庆堂曹
氏宗谱》。这一宗大主据的斤两价值与可据性毕竟如何呢？这就请看王著《考
论》的第五章吧——
此章，总题标曰《关于〈五庆堂曹氏宗谱〉的真伪问题》；全章共分五
节，而每节又再分小节，共得十八个小分节。以页数计，则共长146 页，接
近全书正文篇幅的三分之一！
王著《考论》以常人难及的耐心、细心、学力、识力、思力，论证了这
部“五庆”曹谱的要害问题，因而昭示明晰了冯氏《新考》的大量破绽、漏
洞、失误以及隐讳证据、删割文义、臆造理据、妄改原文、强词夺理、自相
矛盾。。等等不一而足的学术作风与态度问题。试看，如《考论》所指列的
——
＇一＇冯《考》持“五庆堂”曹谱以为“辽阳”说的主据，但是：
（甲）该谱所记一、二世四位祖宗人物，曹良臣与子曹泰乃安徽安丰人，
曹义乃扬州仪真人，此二祖籍皆被冯氏自己考证与该谱无关了。
（乙）剩下一个曹俊，冯《考》以为即“入辽之始祖”者，却考不出此
人的原籍。可知“五庆”曹族的祖籍是为空白。
（丙）冯氏在此情况下，无法与已知曹锡远、振彦。。至雪芹一支乃宋
武惠王曹彬之后裔这一史实作出联系，于是臆造出一个“定陶说”（谓雪芹
上世系由曹彬之后代迁山东定陶，由定陶入辽的，故与河北丰润无关，云云）。
但此“定陶说”又已被“五庆”谱藏主曹仪简彻底否定了（定陶一支是清兵
入关以后随军到达此地落户的，与明代“入辽”始祖了不相涉）。
（丁）如此“五庆”谱始祖原籍何处？此答案在冯氏来说，实系一个完
全的空白。
于是王著《考论》方下断语述明：冯《考》自己的主据的“祖籍”还是
一个大空白，却又拿它来反驳“丰润说”，断言“辽阳”曹氏上世与河北丰
润祖籍毫无关系。对此奇论，王著《考论》指出：这是“很难成立的”！
＇二＇不仅如此，《考论》进而考明：冯《考》断言的“入辽之始祖”曹
俊即为辽阳人；但“五庆”谱中之曹俊乃沈阳人，二者只系同名，绝不可混；
前者乃“五庆”谱所记始祖曹良臣同世同代的（同为明太祖开国功臣）的孙
兴祖之曾孙名唤孙磐的岳父，而后者在谱中列为曹良臣的下一代：两者辈份
相差了两代之远，冯《考》竟混为一人，且以之作为论据，以证曹氏“祖籍”
为“辽阳”，可谓误上加误。
＇三＇不但如此，王著《考论》揭明：一部“五庆”曹谱，实际乃是世居
沈阳的一支的族谱，并非辽阳曹谱，因为此谱作序的顺治时期的曹士琦叙述
甚清。故绝不能持此谱以证曹氏“祖籍”为“辽阳”。然而冯《考》竟然正
是如此做法的一个“新考”。
＇四＇更为关键的一点是：“五庆”谱内收记的从曹锡远到天佑之六代十
一人，扫数是袭录《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而且袭录的时间很晚很晚（不过
是与现时健在的曹仪简同辈之人所为）。而这与谱中“强拉”名人入谱的做
法是相同的后人妄自增添的部分，根本不能成为史实证据。
此外，至于辽阳现存刻有曹振彦名字的石碑，冯《考》与有的人也以“石
证如山”，持为“祖籍”辽阳的确证。但王著《考论》又已指出：碑上所载
多人，其中可以举出很多实例皆非辽阳人氏，那么碑上记名只能表明此等诸
人当时因官职所在居住辽阳，这与祖籍是很不同的两回事情。
如上所述，冯氏“辽阳说”是以反对“丰润说”的姿态与本旨出现的，
今经王著《考论》一加辨析研核，该说已经宣告从论点的根本上归于破灭，
无有一个论据可作“立足之境”。由于“丰润说”建立虽早，却是不时受到
批评与反驳的一说；“辽阳说”即欲取而代之，二说并立，自1980 年为始。
“辽阳说”者自谓已成“定论”。如今王著《考论》一出，真相大白，是非
正误得以从扭曲中恢复公正。
王著《考论》的最后一章，是《“丰润说”的论证》，今因篇幅所限，
不再评介①。
《考论》掌握资料之翔实丰富，且不必说；其最使人折服的，乃是思辨
之精，分析之细，立论之正，逻辑方法之谨严周密，学风文德之光明笃实，
都是近年来极为罕见的学术考证的一个范例，如称之为“红学”、“曹学”
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碣，我看是并不夸张的。但我又以为，王氏《考论》的价
值意义决不限于“曹学”这一范围，它的治学方法、态度、精神、毅力都可
为研治其他学域的人们作为一种正面的明镜与反面的炯鉴；它能将一百层“襞
褶”都剔梳展洗一清二净；各色巧言诡辩，物无遁形，明明白白，真是一部
学林的奇才之绝大手笔。
丙子六月伏中草讫
① 本人早年赞成“丰润说”而加以深入考索时，亦只指明丰润曹族之一支，日后又出关入辽，是即雪芹上
世之再迁祖，故丰润曹族与雪芹曹族虽分居关内外，却仍然皆知同出宋武惠王曹彬之后。且丰润曹谱已明
载其始祖实为彬之三子曹玮，玮之后代因宦南昌落户，明初一支北上迁至丰润。今已考明，雪芹上世恰亦
为曹玮之后，而玮之后入辽者，只有北上丰润一支之所分出者，详见《河北学刊》1996 年第3 期拙文《曹
雪芹祖籍新证》。今更得王著《考论》对此一点也作出详确的论证，是则曹彬、曹玮之后代最早入辽者唯
有分自河北丰润之一支，已无疑义矣。而“辽阳说”者对于雪芹上世实出曹玮（彰武军节度使，卒谥武穆）
尚且毫无所知，即宣称“丰润说”是错的。孰是孰非，自兹可以彰明昭著于士林学苑。
《许政扬文存》代序
面对着这一束零落的劫余残简，要为它的著者政扬兄写一篇怀念和介绍
他的文字，是我此刻的现实，可心里总觉得这不是现实，是一件难以置信的
“幻境”。理一理他的这么一些遗著，满怀悽惜。几番捉笔，欷殻Ф埂Ｈ�
而我毕竟是不能不写的，不写，又何以慰故人于泉下呢。
政扬和我是在燕京大学认识的。起先，并不相熟，我们的“不同点”很
大很多。可是说也奇怪，我们以后发现，我们的“共同点”更多，更重要。
那是1947 年秋天了，我经历了抗战时期华北沦陷的痛苦岁月之后，重新回到
了燕大时，才遇到他的；我本是“三九学号”（即1939 年考取的“级”次，
那已然因经历了很多的小学、中学年代的失学所耽误），所以生理年龄和“心
理年龄”都比他大。他是浙江海宁人，我是河北天津人，可说是“典型的”
南士和北人，彼此又都颇以“落落寡合”自负；偏偏我读的系比他“洋气”，
是西语系，他是中文系，又是“隔行”。因此，我们在中文系的课堂上相值
（我的选修课全部是中文系的），彼此“望望然”，不交一语。不过，“望
望然”是用眼睛注意的，彼此又都暗暗地留下了印象。我们的另一个“共同
点”是都穿长衫，都显得比“洋学生”们有些儒雅文秀之风度。他留着长背
头，增加了少年丰采。在他当时看我，恐怕是个北方的“伧父”罢？。。话
要简短，我们这样两个“不好接近”的人，后来却成了最要好的名副其实的
同窗（住一间宿舍）和学侣。
政扬和我的友谊学谊的真正开始是我们二人同时考取了燕大中文系研究
院，记得那是第一届，录取的又只有我们两个。我们的志愿是以研究民族古
典文学为事业，可是又都喜欢外语，并且政扬比我多懂得一种——法语。他
比我更喜静（我实际是颇喜动、颇爱玩、无所不好的），因此读书治学比我
要沉潜得多。住在一间屋，窗外即是未名湖，那湖光塔影，是世界闻名的，
两个“自觉有些抱负”的青年，每日品书谈艺，考字徵文，愈谈愈觉投契处
多，不合处少。那实在是求学时代最值得追忆的令人神往的日子，人生如有
清欢至乐，我想这种欢与乐才是真的，因为它像苦茗一样有回味。
我那时已经对红学做些工夫，偶然也向政扬提及。我告诉他，在南开中
学时就“创造”了Redolagy 这个英文新字；我说，“曹雪芹还懂法文呢！那
‘温都里纳’就是佳例，你替我想想，法语原字是什么？”他只思索了一下，
马上翻开了字典，指给我一个Vitrine，讲给我听，两人十分高兴。我并据
以写入《红楼梦新证》。虽然后来有法文专家为此撰写专文指出了“温都里
纳”应该是aventrine 的译音，比我们的旧说更准确了，但是追本溯源，注
意解决这种有趣味的问题的先驱者，还得算是政扬，他的贡献并不因为当时
一下子说不准而减色。
这不过是个小例。我们二人相处的结果，是商定了一条共同治学的主题
道路，即：文学既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的，不先把其中的语言文字弄得十分
之清楚，必然发生许多误解误说，而现实当中的这种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其
例举不胜举，我们决意从考订唐宋两代词语的确切意义下手——这必然也就
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切事物的历史具体内容
实际，由此进而了解作品的真正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和作者心境，然后再
进行内容和艺术的赏析品评；要将“三者”融为“一体”，冶于一炉，写出
新型的学术论文著作来。
我们不是说说算了的，是实行者：政扬的论文以宋元话本剧曲为主，我
以唐宋诗词为主，分头并进。我们都为“开端”做了一些工作——尽管那距
自己的设想、理想还远得很，但我们已经安排要继续共同走这条路。
我们研究院的学业还未完成，我先被成都的华西大学电邀前往作外文系
教师去了。我离校离京时，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