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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道教的历史研究已经从一般文化的角度深入到了中国同东北亚、东南亚邻国的历史关系和文化影响的比较研究。道教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的土生土长的宗教。以往的日本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尽管已经研究到了中日两国的关系史，研究了中国佛教对东亚佛教的影响，但几乎都未曾触及到道教的外传史。二次大战后，随着宗教学特别是比较宗教学研究的进展，以及现代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加强，日本学者们也开始注意到了道教的海外影响问题。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福永光司（1918～）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这个课题的论文和演讲，出版了《道教和日本文化》《道教和古代日本》《道教和日本思想》等书。其中有关天皇和道教、天皇和真人等文章，无论在日本或者在中国，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例如，关于天皇的研究，30年代津田左右吉有《天皇考》的论文，但是他否认〃天皇〃的称号同中国大陆思想文献有关连，并且对于道教持否定的态度，否定道教曾经进入过日本。而福永光司在京都大学哲学系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就注意到了道教具有宗教哲学的体系。他说：〃在对于道教神学或者教义作为基轴进行思想史的分析考察时，我们坚持认为道教神学同中国思想史的不同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它是中国的民族的具有超时空的绝对的皈依宗教的感情、信仰和祈求、思维和思辨的历史的博大的蓄积，也是他们的传统的综合成果〃（《中国中世纪的宗教和文化·道教的天神降临授诫》）。正是从这一研究立场出发，福永光司一反过去日本学术界鄙视道教立场，对于道教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同日本〃天皇〃和神道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作出了客观的令人信服的研究。这一研究尽管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有之，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它对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以及日本思想史、日本政治史、道教外传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时期为高潮期。1972年9月日中邦交恢复，日本学者的研究视野、兴趣和目的都有一系列的发展，道教研究进入高潮，其主要特点是：
一，研究的国际化。1972年以前，日本的道教研究学者和欧、美学者接触得很少。1968年在意大利举行的首届国际道教研究会议就没有日本学者参加。1972年在日本召开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以后，日本的道教学者开始进入国际学术交流的行列，同欧美各国的道教学者有了广泛的接触，日本道教研究的国际交流非常兴盛。日本学者承认，欧洲人对于道教的研究起步甚早，积累了大量材料，并且建立了很好的学术传统，有不少第一流专家。研究的国际化扩大了日本学者的视野和思考领域。
二，研究学者增加。日中邦交恢复后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关心程度大增，因此，对道教感兴趣的中青年学者越来越多。在日本道教学会成立35周年纪念讨论会上作现状和问题的主要发言的7名学者的年龄在55岁以下，其中40岁以下的4名，最年轻的只有32岁。近年来，除日本道教学会以外，还成立了一些新的团体，如大正大学的〃道教谈话会〃，关西地区的〃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研究会〃以及〃道教文化研究会〃等等。
三，道教学的独立。日本道教研究长期依附于中国哲学和佛教研究之中。直到1974年，京都大学福永光司教授受聘于东京大学，担任该校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第三讲座〃道教〃的讲席，首次开设了〃道教学〃专业课程，培养了一批新一代学者。到了1983年，在第31届国际东洋学会上建立了〃儒教和道教〃作为独立的第四部会。1985年，在巴黎大学举行了题为〃道教和日本文化〃的日法学术讨论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又召开了〃道教仪轨及音乐国际讨论会〃。所有这些都表明，不论在日本或者是在世界范围，道教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已经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
四，新材料的发现。多次重印《道藏》《续道藏》和《道藏辑要》，为道教研究得以展开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关于敦煌文书的目录和图录也相继整理出版'特别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以及其他帛书文献的发现和出版，对道教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五，研究范围扩大。日本道教研究原来多集中于历史和经典。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大陆道教、台湾道教、香港道教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道教都已成为道教研究的新对象。其次，开始重视对道教〃仪礼〃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和著作，目前可以列举的有：早稻田大学教授福井文雅：《中国思想研究和现状》《欧美的东方学研究和比较论》等；东京大学教授田仲一成：《中国乡村祭祀研究》《中国的宗族与演剧》等；东京大学教授蜂屋邦夫：《中国道教的现状道士、道协、道观》《金代道教研究》等；京都大学副教授麦谷邦夫：《道家、道教中的气》《大洞真经三十九章及其它》《老子想尔注索引》《真诰索引》等。
日本的道教研究经过近百年的积累，按照道教文化综合体的特点，其独立的道教学大致已形成10个门类：（1）关于道教的一般著作；（2）道教史；（3）道教和民俗、信仰、历法，道教和文学；（4）道教和科学；（5）道教和儒教、佛教；（6）道教思想和哲学；（7）道教经典和文献研究；（8）道教的传播；（9）道观、道士和科仪、节庆；（10）学术动向。在战后道教研究的高潮期，日本道教研究的重点，在思想史方面是三教关系史的研究、〃气〃的研究、道教定义研究；在道教经典方面是道藏研究、道藏目录编制、道教文献、敦煌出土文书、道教史材料和新修道藏问题；在道教文学方面是确定定义和范围、方法；
在道教民俗方面是重点调查中国大陆民俗、道教仪礼以及文献和仪礼实际的比较；在道教和中国科技史方面是加强炼丹术和养生术的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道教研究的规模无疑将远较过去来得宏大。
1983年日本平河出版社出版了由福井康顺、山崎宏、木村英一和酒井忠夫监修的《道教》三卷本，可以视为日本新时期道教研究的起点和历史总结。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90年出版了中译本。
英国的道教研究
英国研究道教最著名的学者，当推李约瑟（1900～）。李约瑟从40年代末开始对中国科学技术史进行研究。从1954年起出版多卷本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中译本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全书原拟出七册，现在计划出版二十册。其中与道教有密切关系的有第2卷《科学思想史》（1956）、第3卷《数学与天、地科学》（1959）中的地科学部分、第4卷《物理学和物理技术》中的第1分册《物理学》（1962）、第5卷《化学与化学工业》的第5分册《炼金术上的发现和发明·生理学的炼金术》（1983）、第6卷《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的第1分册《植物学》（1986）。李约瑟不仅详细说明了中国科学技术的世界史意义，而且在前无古人的领域里全面介绍了道教在世界科技发展中理当占据的历史地位。李约瑟在《人和他的地位》中认为，道教〃实际上是在中国古老的和中世纪科学的进展中做事最多的，确如冯友兰已经正确地说过的，它是世界上曾经看到的唯一的基本上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体系〃。道家、道教是自然神秘主义的思想体系，〃世界的历史上，促使实验科学发展的，有时候正是否认权威的神秘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道家具有的一套复杂而微妙的概念，这些正〃是中国后来产生的一切科学思想的基础〃。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李约瑟曾经使用过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研究结果，这个公式就是：
对于李约瑟的道教研究，日本和美国学者曾经从不同角度提出过批评，但是，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被公认为〃关于道教对科学思想贡献的地位，最完善的文献和书目〃（《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此外，英国牛津大学隆彼德教授对于道教经目作了广博的研究，著有《宋代馆阁及私藏道书研究》，受到欧美和日本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美国的道教研究
美国的道教研究具有比较广阔的领域，包括道教经典的翻译、道教哲学和道教史、外丹术的科学认识以及不同的宗教仪式和宗派。但是，美国学术界对道教的兴趣，主要是非学术性的并且多具个人兴趣的色彩。从50年代起兴旺起来的道教研究，事实上是美国社会由于精神空虚而注意到东方思想潮流的一部分。已故的哈佛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霍姆斯·威尔奇的《道的分裂：老子和道教运动》（1957），既是对于《道德经》的解释，又是对于早期道教的简要而清晰的说明。前加里福尼亚大学教授斯特里克曼，曾经撰写《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有关道家、道教、道家（教）文献、道家（教）史的条目，他的《茅山的启示道教和贵族社会》《陶弘景的炼丹术》以及有关《度人经》的《最长的道经》等等，都得到国际道教研究者公允的评价。前夏威夷大学教授麦埃考·萨梭，曾在台湾拜师学道，著有《庄法师的教义》，编辑了二十五册的《庄林续道藏》，收集了大量源于福建、现流传于台湾的藏外道书。《庄林续道藏》分为金箓五朝醮事，黄箓午夜丧事，文检符咒秘诀，小法闾山神霄小法，共计104种。这些都为国际道教研究领域作出了贡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席文一直想把他的大学变成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另一中心，他的《中国的炼金术：初步研究》被认为是〃关于中国炼金术研究的学术性最强的导论〃，但是，目前席文的研究兴趣似已转移。
加拿大的道教研究
加拿大的道教研究在70年代才形成一定的规模，主要的研究者有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冉云华、多伦多大学的秦家懿以及萨斯喀彻温大学的帕丝（包士廉）。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丹尼尔·奥弗迈耶教授的倡议下，1975年成立了中国宗教研究会。当时只有四十四名会员，现在已发展为包括加拿大、美国、德国、荷兰、比利时、英国、法国、瑞典、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和南朝鲜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近二百名学者的国际学术组织。该研究会编辑出版年刊《中国宗教杂志》以及不定期刊物《通讯》。近年就曾刊登《中国道教史提纲》（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天隐子〉的教义》（米金根大学的利维亚·孔）、《舞狮》（南加里福尼亚大学的劳伦斯·汤普逊）、《现代中国的宗教和艺术》（约克大学的乔登·佩珀）等文章。
澳大利亚的道教研究
澳大利亚的道教研究最著者当推华裔学者、前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柳存仁（1917～），他于1935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后在伦敦获博士学位。从60年代起发表了许多关于道教史和道教文献的论文，较著名的有《研究明代道教思想中日文书目举要》《明儒与道教》《三教大师林兆恩》《道藏本悟真篇三注辨误》《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之得失》《论道藏本顾欢注老子之性质》《道教对明代新儒家精英之渗透》《十二世纪道士的结核病知识》《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会笺》（甲、乙、丙篇）《张伯端与悟真篇》《道藏的编纂和历史价值》《唐以前许逊考》等等。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柳存仁历年论文几十篇的结集《和风堂文集》三册。柳存仁知识渊博，治学谨严，在宗教和社会等问题上视野广阔，立论公允。1971年他在荷兰《通报》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道教和中国医学史的专文，题为《十二世纪道士的结核病知识》，介绍了12世纪中叶出现的一部道经《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表明那时的道士已经认识到结核病是有多种传染途径的传染病，并且是一种由专门的原因或者寄生虫引起的传染病。道士们还对结核病的预防和治疗进行了讨论。柳存仁通过查考中国不同时期的著作以及比较西方医药史中的大量记载，判定〃中国道教的道士们在这个特殊领域里所获得的知识，比起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来说要早上几百年〃。他在多篇关于明代思想研究的论文中，认为〃道教影响实在是明代思想中的一股特色。且与宋学比较来说，其受过道教影响则同，其所受道教影响的深度及阔度，则远非宋代儒教所能望其项背〃，〃道教的思想经过了儒家的学者的利用，儒道交流的趋势之下，对实际社会也产生过几点有意义的改进。……道教的本质却也因为有了儒家的学者的参加而起了若干程度的澄净化的作用。〃（《和风堂文集》《明儒与道教》）应该指出的是，柳存仁幼年习儒，有深厚的中国文史哲传统文化的根底，青年时期又受过严格的现代科学文化教育，因此在60年代的文章中对佛、道教都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称道教是〃最卑俚、最无内容、最浅薄贫弱的〃等等。70年代末以后，柳存仁怀着对故国的眷恋、故友的挚情多次回国游览、考察和参加学术会议，其对于宗教的看法渐趋公允，并多有精辟的见解。他在谈到民国以后的道教时曾说：除了前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陈撄宁有些思想上的成就外，恐怕民国时期没有什么有影响的道学家；台湾今天出版的一些〃仙学〃杂志，戴源长编的《仙学辞典》《道教辞典》都是讲个人修仙之类的事，编得不好，解释得也不可信，因此不值得去读它；30年代陈撄宁搞过《扬善》杂志，还讲〃兼利天下〃，普渡众生，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总要为别人做些事，陈撄宁就这样做了；现在一些人只想自己成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