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远东研究院成员。他曾多次访问中国台湾和大陆。他编写的《无上秘要引书索引》对于汉魏道教的研究有重要的使用价值。近著《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道教仪式》，是第一本用英文为学者和普通读者写的关于道教仪式的综合导论，全书分为〃道教仪式的源流〃、〃基本的道教仪式〃以及〃仪式的道教和中国社会〃等三个部分，提出三个中心问题：什么是道教仪式？它在运用中国人的宇宙论中做了些什么？仪式和思想这两者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又做了些什么？劳格文认为道教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宗教的象征和行为系统，仪式就是以行为和音乐对这一系统的表示，因此其中反映着中国人的宇宙论、命理学、生死观等等，并且同中国社会的政治、历史和民俗等具有密切关系。由于这一专著从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系统阐述了道教仪式的丰富内容，学风严谨，颇有新意，因此发展了法国学派对于中国道教的研究。
1991年，法国著名的道教史学家安娜·塞德尔在美国逝世，是法国道教研究的巨大损失。安娜·塞德尔是法国远东研究院教授，长期留居日本京都，编辑出版法国远东研究院学报。从60年代末就发表了大量论文和著作。《汉代道教中老子的神的地位》被《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是〃关于民间道教的初步研究〃。1990年发表的《1950年至1990年，西方的道教研究纪事》被公认是权威的综述。
日本的道教研究
日本学者对于道教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明治到大正，直到昭和初期，也就是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20～30年代；第二时期是从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时期是从战后到1972年；第四时期是从1972年至今。
第一时期为开创期。当时的道教研究工作者，一般都是一些汉学家和〃中国通〃。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佛教和佛教史。
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统治集团把目光投向世界，特别注意隔海相望、幅员辽阔的中国，因此日本学术界也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宗教。他们把中国和日本的文化看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并且认为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先驱，称中国过去的文化为〃日本文化的源泉和灵感〃。由于道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成为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之一。作为开创期的道教研究家及其代表著作，主要有：武内义雄的《老子原始（其人和著作）》，津田左右吉的《道家思想及其发展》，幸田露伴的《道教思想》，小柳司气太的《东洋思想研究》《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东洋思想研究编篇》及《老庄思想和道教》等等。
小柳司气太（1870～1940），1894年修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1921年以《朱子的哲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同年来中国考察。1923年他以讲课的讲义为底本写成《道教概说》，并在几年以后就被介绍到中国，由商务印书馆出了中文版。小柳司气太在中国期间为了取得关于道教宗教生活的第一手材料，还住进了道教全真龙门第一丛林北京白云观，编印了《白云观志》。他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开始运用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像研究其他宗教一样，不带偏见地研究道教和道教史，收集整理了大量关于道教神学和教理的历史资料，并且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至今仍有影响的论点。如：道教起源于神仙家、上古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结合；道教发展史可以区分为开创期、完成期、唐宋期、分派期和衰亡期的说法等等。但是其研究方法上的明显缺点，如同其他早期研究者一样，只把对于道教的研究局限在道教自身的范围里，很少去探索道教和社会政治的关系，道教和哲学、道教和文化科学的关系，道教和其他宗教的关系等等。他们还没有把道教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和论述。
就在这一时期结束的时候，上海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的名义出版了《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同时，巴黎和北京收藏的敦煌文献中与中国道教有关的文献也被介绍到了日本学术界。这就大大刺激了日本和全世界的道教研究家们，并为他们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条件。
第二时期可称为〃为政治、军事服务期〃。这时的道教研究离开了原来发展的轨道，而服从侵略战争的需要。从30年代起，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侵华步伐，把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学术都纳入他们对外扩张的需要，战争要求提供有关中国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知识情报。这种新的道教研究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和〃东亚研究所〃为中心。〃满铁〃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旧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机构，它的调查部专门从事搜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风俗、宗教等情报的活动。他们对中国北部、中部城乡人民的宗教生活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从社会现象的角度对道教在民众中的影响作了一系列的论述。在战争时期出版了永尾龙造的《中国民俗志》（多卷本）、泷泽俊亮的《满洲城乡的信仰》等等。这些对于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包括道教）所作的调查的代表性成果几乎全部被包含在战后写成出版的6卷本《中国农村风俗调查》里。
不过，还应指出，当时在日本从事宗教研究的人中，有些还是坚持了严肃的态度的。并且，出现了历史地研究佛教和道教，以及从中国历史的纵向联系上观察道教变化的新趋势。其间发挥作用的组织是成立于1936年的〃中国佛教史学会〃。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平野义太郎的《道教的经典》和《功过格》；五十岚贤隆的《太清宫志》；橘朴的《中国思想研究》《道教和神话传说》；福井康顺的《太平经的一个考证》《道教的基础研究》《东洋思想史研究》；吉冈义丰的《道教的实态》《道教研究》《道教经典史论》《道教和佛教》（多卷本）《永生的愿望·道教》等等。尽管其中有些著作出版在战后，但是它们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上却是一贯的。
福井康顺（1898～1991），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并在该校大学院修业完毕后到中国留学，师承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1873～1961）。津田左右吉当时在〃满铁调查部·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任研究员，后因著作中比较客观地论述日本古代史实，被诬侵犯皇室尊严而判罪，他的《古代史研究》等4种著作被禁止发行。他的历史学观点以及治学方法对于福井康顺有明显的影响，而福井康顺的道教研究观点和方法又为吉冈义丰所承继。吉冈义丰（1916～1981），毕业于智山专门学校（今大正大学），在中国学习期间也曾继小柳司气太之后住进了北京白云观，他写的关于道教宗教生活的回忆，被其他专家认为是具有珍贵意义的亲身体验。不论是福井康顺或者是吉冈义丰，他们都比较彻底地摈弃了传统的儒、佛观点，把道教作为一个独立的真正的宗教信仰系统来研究，并且从个别的研究发展为带有一定的综合性的研究。他们对道教和道教经典的研究也从道教本身扩大到了历史、考古、文献、方志和年表等领域。他们的治学方法比较严谨，明显地受到我国乾嘉学派的影响。他们对于《道藏》的历史以及《灵宝经》《周易参同契》《列仙传》等经典研究都是旁征博引，互相参照，细致考证，钩稽异同，言必有据，多有发见的。但是，他们的研究目标着眼在经典中和宫观中的道教，方法也过多使用考据和引证，他们也还没有把道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未曾触及道教在政治、文化和科技领域中的作用等内容。
第三时期为战后恢复期。这个时期继承了过去已经开始的系统研究的方法，继承了已经取得的历史和经典研究的成果，又利用战争时期在中国大陆劫取到的大量有价值的材料（例如宝卷和善书），扩大了研究范围。加上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某些边缘学科的建立，对道教的内容以及历史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因此，这个时期的大部分著作不只限于对道教从思想、哲学、宗教、文学和科学等方面进行研究，而且注意到道教在历史上的变化和社会作用。
随着人文科学理论的发展变化和综合研究趋势的加强，1950年日本成立了道教学会。学会在它的成立声明中明确地宣布了他们的研究方向，声明说：
道教被认为是一种渗透在中国人的全部生活之中的宗教。对每个东亚专家来说，特别是汉学家，它的重要性无疑是明显的。考虑到对于中国作系统研究的趋势正在发展，道教研究不能再被忽视了，所以，我们和我们的同事组织了日本道教学会。学会的任务是艰巨的。道教研究本身是一个庞杂的领域，但是，如果没有对东亚其它宗教的广泛研究以及对其它学科的相应研究，那么就不可能对道教有任何透彻的理解。在详细调查了道教研究的现状以后，我们决定采取将各个方面综合在一起的方法。
日本道教学会的成立，把原来属于著名的中国佛教史学会的道教学者都输送到并固定在这个组织之中。据报道，作为日本道教学会的会员约有500人。学会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出版了机关刊物《东方宗教》，持续刊行至今。
作为这一时期研究工作者的代表和著作，除了福井康顺、吉冈义丰及其著作以外，还有：金谷治的《老庄的世界淮南子的思想》，木村英一的《中国民众的思想和文化》，宫川尚志的《六朝史研究·宗教编》《六朝宗教史》，大渊忍尔的《道教史研究》《敦煌道经目录》，酒井忠夫的《近代中国的宗教结社研究》《中国善书研究》，泽田瑞穗的《增补宝卷研究》《校注破邪详辩》，福永光司的《庄子》《老子》《气的思想》《道教与日本文化》《道教与日本思想》《道教与古代日本》《道教中的镜与剑》，洼德忠的《庚申信仰的研究》《庚申信仰的研究
岛屿篇》《道教史》，等等。从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战后恢复期的日本道教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四个特点：
第一，对道教历史的研究已从一般的文化研究深入到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进行观察研究。像著名的六朝史专家宫川尚志教授对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研究以及大渊忍尔的《黄巾的叛乱和五斗米道》，洼德忠对全真教的出现所包含的政治和社会内容所作的探索（见《中国的宗教改革》），以及其他作者写的关于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的研究文章等，都把宗教现象作为农民阶级或者士大夫阶级的叛逆者的社会运动来研究讨论，结果就加强了对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宗教外衣的分析。宫川尚志就分析过道教之所以称为庶民宗教，是因为六朝时代的道教的传道人，用当时的话来说，大多出身寒门，这个寒门阶层中有一些叛逆者，利用图谶自称为帝，六朝时代佛教和道教都曾发生过这类叛乱，以张陵、张鲁、张角为代表的道教教团也是如此。宫川尚志的论点代表了一种关于道教社会作用的有意义的新论点。有的著作还指出了宗教教团的基础是在农民和一般群众的社会组织之中。
第二，对道教的历史研究已从一般的书面文献研究深入到从它同现实的民间信仰、迷信、风俗、节庆等联系的角度进行观察研究。像著名的洼德忠教授对民间道教信仰所作的许多有趣的调查，例如对灶神、城隍、土地、后土信仰的调查研究，就加深了人们对中国的普通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的认识。当然，战后的宗教民俗调查和上述第二个时期的调查在目的上是完全不同的。洼德忠（1913～），193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战后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现任驹泽大学教授，在他的已经七次印刷的《庚申信仰》一书中就〃守庚申〃的民俗进行了广泛调查和比较研究，指出流传在冲绳、朝鲜南部和日本本土的〃守庚申〃风俗起源于中国的道教。洼德忠对于冲绳的神主牌位、丧祀、探病、婚姻等民俗的研究，指出冲绳民俗也来源于中国大陆，只是有了变化。这些论著不仅从民俗学角度深入研究了道教，而且对道教以及中国民俗在东北亚、东南亚传播的研究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洼德忠教授在他独特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各家之说编写了《道教史》。这本道教史收在山川出版社《世界宗教史丛书》中，并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由于它更多地从中国民俗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进行论述，因此，同以前的道教和道教史专著比较更加生动具体。
第三，对道教的历史研究，已从一般的文化角度深入到对道教所包含的多种多样的实用方术，诸如：医学、药物学、炼丹术以及道教的法术，连同占星、占卜、堪舆等等，进行了观察和研究。道教的这些科学和非科学的方术同道教教义都是紧密联系着的。例如：炼丹术就是道教追求长生的一种方法。而另一方面，非科学的方术经常看来他是宗教的一个独立内容，同实用的方术一样在活动着。这些非科学的方术通常称为迷信。战后时期日本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涉及到许多关于科学和道教的内容，虽然它强调的是科学史。日本这一时期的道教史研究也涉及到关系道教和科学的内容，并对加深对于道教的本质的认识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薮内清以及他周围的专家学者，这一时期发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国中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明清时代的科学技术史》等许多著作，为道教发展史增添了新的有意义的篇章。例如关于陶弘景的研究，在30年代，小柳司气太认为陶弘景的学说大多来自佛教，《真诰》一书，有的出自《四十二章经》，有的脱胎于〃如是我闻〃之句。在60年代宫川尚志的著作里，这个观点发展成为陶弘景不是一个独创的深邃的思想家而是一个佛教、道教和神仙家等各家学说的综合家；在70年代，由薮内清主持的研究室编辑的《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文集里发表了赤堀昭《陶弘景和〈集注本草〉》一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