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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旨在对时尚给出一个历史的考量，但我并不打算直接从时尚衣着的编年学的角度入手——像大量细致研究时尚的演进的历史学家所做的那样。本章所关注的是一些在关于时尚的文献中一再出现的议题，所探究的是时尚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所要阐发的是在不同的时期人们怎样理解身体以及身体和衣着的关系。要做这样的研究工作，一些编年学的知识还是必要的，这样我们才能探讨在特定历史时期时尚的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工业和技术的条件。之所以需要某些编年学的知识，还因为我们要把有关时尚、衣着和身体的意见分歧适当地放置在它们各自所属的历史语境中，考察何种历史环境造就了特定历史时期的这些特定的理论话语。
时尚和社会变迁
在开始这一历史旅行之前，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什么构成了时尚的历史，也就是必须反省的是时尚与社会的关系。我们从一般的常识出发，也能轻易地指出这二者的关系，但是时尚与社会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什么样的社会才产生了某种或多种时尚体系？时尚的连续变化需要有怎样的历史、社会、技术与文化的条件？正如有些论者所追问的，时尚与周围文化之关系的哪一部分随着时代精神变迁而变迁并且反映着时代精神的变迁？
如果某个社会理论家对时尚的用途、意义和具体运用以及时尚与日常衣着的关系感兴趣，那么当他进入时尚的历史时，肯定会大失所望。对于时尚的传统的考量习惯于描述而非分析或解释。那些历史著作关心的是历史上人们具体的衣着细节：纽扣孔的变迁、外形不断改变的紧身胸衣、衣裙底边的时升时降。它们关注这些细节的目的，是想提供一种时尚与时尚变化的编年学的描述。克里斯托弗·布鲁瓦德（1994）对这些历史著作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些历史著作忽略了衣着的具体语境和意义。但他又认为，如果将上述历史著作的成绩一抹干净，那么对这些著作的批评有时也可能没有根据，而且很不公平。时尚历史是从艺术史中分离出来的，它最初不过是作为意在写实性描述的一种手段出现的——这也解释了人们何以看中编年学和时尚的细节问题。他还指出如此丰富而煞费苦心收罗的细节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文献材料。不过，他强调我们必须把时尚放在历史、技术和文化变迁的具体语境中来考量，而这种考量就要求我们超越单纯的美学的方法。
布鲁瓦德（1994）还意识到一些研究时尚的历史学家所运用的那些所谓的历史证据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他认为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当时人们留下来的对于时尚的视觉和文字的描绘。虽然雕塑、绘画、雕版印刷与文学作品都是重要的资料来源，但是如果要将他们所描绘的衣着与当时的流行文化联系起来，还是要慎之又慎。解释这些历史材料，需要对如下事实有充分的意识：那些有关时尚与衣着的反映并非中性的描绘。比如，那些描绘穿着鲜衣美服的皇亲和贵族的绘画实际上是把俯视的视觉效果理想化了，绘画的效果要远远超过被描绘的人物的实际情况——一般来说总是提供了他或她的与地位与权力相一致的形象。对农民的描绘也可能把农民的生活理想化了，比如在浪漫主义的文学与绘画中，或者比如在布鲁盖尔的绘画中，不是把他们表现得很悠闲，就是把他们表现得很放荡。
在考察时尚与社会的关系时，另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是所谓的因果推论。正像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论述的那样，当那些研究时尚的历史著作试图解释和分析时尚的变化时，历史学家们经常喜欢提出“为什么”式的问题，然后尽量把时尚的起因归结为某些无所不包的力量：时代精神、“移动的性感部位”、仿效，如此等等。其中，仿效说最具影响力而且已经深深扎根于那些对于时尚的历史考量中（麦肯德里克等1983，凡勃伦1953，西美尔1971）。因为这层关系，我们下面（另外还有第七章）将对这些理论给以更多的关注。
一些作者根据时代精神说来回答时尚何以如此变动不居的问题（参见迪切尔1985）。这种方法论进路认为时尚回应着社会与政治的变迁——折射了并且再现了社会政治的变迁。但是这种方法论进路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这种历史的考量一开始就对所要考量的时尚进行了过分简单化的处理，它只关注那些似乎和社会变迁有共振关系的时尚，却忽视了在它看来并不反映社会变迁的另外一些时尚的存在。其实正如贝尔（1976）、威尔逊（1985）、斯蒂尔（1985）早就指出过的，时尚经常并不能像镜子那样反映社会的气候变化。瓦莱丽·斯蒂尔认为，时尚“具有它自己的一种内在的动力，在一种宽泛的文化语境中，这种内在的动力只是非常缓慢而轻微地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她还进一步指出，“时尚并非一种针对自身的权力，时尚变化的主要动力是它内在固有的……时尚变化的根子往往‘先于’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扎下来了——比如在法国大革命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可以看到某些时尚变化的雏型了”（1985：5）。
像战争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会有助于我们理解一种特定的风格怎样以及为什么被大范围地接受，但那些重大历史事件也并不能解释这些特定的风格是怎样发源的。时尚并非直接或简单地折射着时代，我们所要注意的事实也仅仅在于：时尚的兴起与变革确实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发生的。那么，在解释时尚与社会以及文化生活的关系时，我们如何才能避免上面所说的诸多问题呢？有许多颇有意思的问题值得考虑：在欧洲，是什么刺激了时尚的发展，又是何种条件推动时尚向越来越多的人口蔓延？换言之，时尚能够告诉我们有关它从中产生的社会的何种问题——如果确实有某种问题存在的话，时尚能够有助于阐明现代社会的社会形态吗？比如，它能有助于我们阐明现代社会的阶级、性别或其他身份认同的形式吗？我们既然已经知道衣着紧密联系着身体，那么，时尚的风格以及时尚的变化与人们不断变化着的身体的观念、关于身体以及外表和身份的话语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这恰恰是“因为”时尚深深扎根于文化之中，因此我们不能把它孤立地看作一种可以独立变化的存在。研究时尚的历史学家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喜欢将时尚从时尚所产生的社会的其他方面孤立出来。时尚研究的一种社会学方法是将时尚放回到一定的语境当中去，由此考察围绕时尚的社会、政治与技术的话语乃至于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时尚的具体运用，同时还考察那定义时尚的流行的美学话语。布鲁瓦德（1994）对时尚作出了精彩的研究，就像斯蒂尔（1988）所做的那样，他把时尚牢牢地置入一定范围的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进程。我们下面对时尚的概述与分析很多地方都要感谢他们的洞见。另外，也有许多研究消费史的历史学家将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起来以探讨时尚的观念和时髦商品概念的放大如何成为现代欧洲消费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部分文献起初关注的是18世纪，据说在那时候，已经发生了“消费者的革命”。不过，时尚的观念还可以追溯得更早，我们将从讨论时尚在中世纪社会的出现来开始这一历史的追溯。
第三部分 时尚、衣着与社会变迁第16节 时尚的起源
风格的革新并不总是存在于欧洲，而且不管全球资本主义怎样不断努力地扩展它的市场范围，在今天它也绝对不是普遍的现象。一些特殊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促成了时尚的出现，而我们并不能说这些条件存在于所有的地方与所有的时间。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社会之发展、全球贸易的扩张、新兴社会阶层的出现以及城市生活的成熟，所有这一切都在不断变化，并在衣着体系的发展中起到自己的作用。虽然精确地指出具体的时间总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还是有可能大致确认一些在时尚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14世纪，在那里发现时尚的最初的痕迹，尽管“我们还不能说在大约1700年以前时尚就已经成为具有无上权力的社会存在了”（布罗代尔1981：316）；而且我们恐怕也不能说在其稍后的某个时间，时尚业已成为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追求的对象。不过，时尚的“理念”的历史或许比这还要悠久：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1075—1142）曾经谴责过在他看来十分愚蠢的时尚，他认为“古老的衣着方式差不多已经被那些新的发明家们完全抛弃了”（转引自布罗代尔1981：317）。但布罗代尔认为，这位维塔利斯先生或许有点太夸张了，因为在这个时期“衣服的形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似乎一直要到几个世纪之后，在我们看来算得上是时尚的东西才真正发展起来。出现于中世纪欧洲的服装与“古代人”所穿的衣服之间一个重要的区别，乃在于前者是“合体的”衣服，而后者是“松垂的”衣服。现代的服装可以归入前一类，它需要针脚线迹的缝纫，古代各文明国家的衣服一般则是巧妙地用简单的长方形织物扎制而成。“松垂的”衣服可以从肩膀和腰部一直悬挂下来，而且当时人们认为这种制衣方法本身就是文明的标志：在罗马帝国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由裁缝裁剪缝制的衣服是“野蛮的”（拉弗1995）。
时尚出现和发展的关键似乎在于社会的变革：那些包含了某种社会变动的社会比阶级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更有利于时尚的出现。布罗代尔和其他一些研究时尚的历史学家和论者认为（贝尔1976，布鲁瓦德1994，威尔逊1985），比起明显可以看到社会变动的社会来，保持相对稳定的社会很少展示出衣着的变化。正是因为这一层关系，欧洲封建社会就没有出现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时尚。正如布罗代尔所指出的，“如果一个社会或多或少还具有某种稳定性的话，时尚就很少变化的可能——
对于所有的社会阶层来说（甚至包括在已被确认的等级制度中处于最高地位的那些阶层），情形可能都是如此”（1981：312）。所以，比如在古代中国，官服的风格从北京到四川历经几个朝代都保持不变（布罗代尔1981），与此同时，在传统的日本社会，和服也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布罗代尔称这种现象为衣着的“保守性”。斯蒂尔不完全同意这个观点：“绝没有什么‘古代的’和‘不变的’服饰，许多东方文化就是以在时尚方面激烈地争奇斗妍为特征的。”（1988：19）不过她也承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13和14世纪早期，服饰的选择是严格按照社会地位的排序来进行的，在等级制社会里因为有对于时尚运动的抵制，时尚运动始终受到严格的控制。情况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在古代社会，可以存在有限制的风格的变化，但是不断发生风格变化的现代意义上的时尚，只能存在于阶级等级制度动摇得更加激烈的地方。因此，正如斯蒂尔所说：“14世纪以降，无论在欧洲的王室还是在市井，都出现了标榜时尚的不可阻挡的运动。”（1988：19）
对布罗代尔来说，崇尚时尚的社会就是那种渴望塑造和改造世界、脱离传统并寻求新鲜事物的社会。创新——他称之为“一切进步的源泉”——来自“骚动不安的求变意志，这种意志可以通过衣服、鞋子的形状与发型这些细小的东西表现出来”（1981：24）。不过他并不认为时尚是“琐细之物”，相反他指出“未来只属于那些变化无常乃至于关心不断变化着的服饰的颜色、材料和形状的社会”（1981：323）。这种骚动不安的求变意志最早出现于意大利，那儿也许就是时尚的诞生地，这个时尚的诞生地“和城市以及中产阶级的兴起密切相关”（斯蒂尔1988：17）；按照斯蒂尔（1988）的说法，这是更加宽泛意义上的文艺复兴的一部分，尽管在勃艮第和法兰西的王室在这一时期的时尚世界也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布拉德利1955）。14和15世纪封建制度的式微与新的富商阶层的兴起或多或少是同时进行的，后者的财富并不是来源于从祖辈继承来的土地，而往往来自具有跨国规模的庞大的贸易行为，和这种贸易行为相伴而来的效果就是大大激发了时尚的发展。在整个14世纪，衣着（尤其是男性衣着）的风格似乎有了一个突然的变化，贵族阶层风格变化更始呈现出一种加速度的发展。在1300年至1500年之间，男人和女人的衣着仍然不断地趋于松散而简约，但就在这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合体的衣服”，也就是说衣服更加贴紧身体了（布鲁瓦德1994）。1350年左右，社会地位稍高一点的男子所穿的束腰外衣戏剧性地变短了，连带还出现了紧紧裹住双腿的紧身裤，这种装束比以前更多地暴露了男性的体形特征，令老派保守人士大跌眼镜，他们认为这简直是可耻粗鄙有伤风化（布罗代尔1981）。编年史学家纪尧姆·德·南吉斯注意到“男子，特别是贵族家庭的男人及其侍从，还有少数布尔乔亚和他们的仆佣，所穿的束腰外衣越来越紧，越来越短，以至于将谦恭适度的美德教导我们应该遮护起来的地方全部暴露出来了”（转引自布罗代尔1981：317）。
衣着样式的变化似乎源于军服的改革，后者那时候已经出现了短幅的护心铠甲，这种铠甲取代了以往那种长串的锁子甲（斯蒂尔1988）。女性的衣着也在这时候发生了变化，她们的衣服越来越贴紧身体，同时做工也越来越精细，虽然那种低开领的露肩装引来了更多猥亵的目光的侵扰。衣服贴紧着“赤裸的肉体”，而有血有肉的身体本来就是欲望的渊薮，渴求着美食与美色。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