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情绪是很正常的，文章里有很多情绪并没有关系，问题在把情绪过滤掉以后，这篇文章还剩下什么？如果过滤后空无一物，那这篇文章就纯粹是情绪语言，言之无物了；但如果剩下的是完整的见解、资料或内幕，就表示这还是一篇好文章。
我并不欣赏那种冰冷的表达意见的方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内容的对错问题，至于用义正词严的方式也好，嘻嘻哈哈的方式也好，大嗓门的方式也好，细声细气的方式也好，这都是不相干的。如果一个错的意见，用很理性的方式表达，它还是错的。（《吐他一口痰——李敖访问记》）
第二章 不打榜单不排座次，比较从鲁迅开始李敖似鲁迅；但没有鲁迅“情绪”？（2）
所以李敖和鲁迅的不同似乎不是情绪的多寡和证据的有无，鲁迅的杂文去了情绪，证据宛在；而李敖的文章只留下资料和证据，只会大打折扣的，就像这样的情绪，它的存在只能会给李敖的文章增色。
病情是指出来了，可是没有药方，答案不是没有，而是不需要一个越俎代庖的青年人来提供，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去做评议员。对那些老不成器老不晓事的老爷们，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们，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许、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老年人和棒子》）
所以有情绪同时讲究证据倒是鲁迅和李敖最能够引发共鸣的地方。只不过就证据而言，鲁迅更偏重于时事，就像他在《伪自由书•；前记》里说的：“我的投稿，平均每个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连的不能发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这禁止的是官方检查员，还是报馆总编辑呢？我不知道，也无须知道。现在便将那些都归在这一本里，其实是我所指摘，现在都已由事实来证明的了，我那时不过说得略早几天而已。”
而李敖呢？“我写长文章的独到之处是资料扣得紧，主题不会因为文章长而淹没，要做到这些相当不容易。每篇文章我动笔前都有过冷静的思考以及广泛的搜集资料，动笔时我可能用很情绪化、很粗俗、很惹眼的字句，这好像炒东西的时候，把肉、菜、葱等东西准备好了以后，我把它炒得很火爆。任何人只要把我的文章中的一些sensational的字句过滤后，都会发现其中理智思考以及照料的层面。”（《对是非绝对是不让步的》）因为，在李敖的心目中，批评家和历史家是有高下之分的，他说：“我作为一个历史家，我告诉大家，我有这么多的历史性的著作，告诉大家我怎么谈我的问题，奠定我的这个地位，我不是批评家。”而批评家则是“我李敖也写过一些批评的文章，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也部分是批评家，可是我绝对不能说，我以批评家作为我的一个招牌，那我就不值钱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不够的。为什么我要批评到龙应台这些小女生，她们就会批评，写极好的文章来批评，可是你的长篇小说呢？你个人的创作呢？或者说你的学术著作呢？都不能谈，你只是一个批评家，味道不够了，力量不够了。所以我说，我们不要只做一个批评家，批评家是不会被立铜像的。我们很多人努力了一辈子，像龙应台到今天为止，写了一手好文章，可是他是批评家，不够看的，这就是我李敖的看法。龙应台的文章，好像用了一张漂亮的纸，包了一个臭鸡蛋，打开看，臭臭的，没有见解，见解很普通，可是包装得是好，文章写得极好，这是龙应台。批评家本身没有货给别人来批评，这是不够的。我告诉大家这些重要的观念，就是当我看到这么一个照片以后，我就想起来那个故事，就是希比流斯老师告诉他的故事，不要只作为一个批评家。可是我跟大家说，有的时候我们也难免要批评，因为有些资料也是非常有趣的、有效的，我们也不妨听到一些。”（《我李敖的定位》）
李敖说的证据是像这样的：
我带头办党外杂志兴风作浪，颠覆国民党，有一个绝活，谁也写不过我，就是我在文章中的大量证据与丰富资料，我博闻强记，并精通各种反面教材，例如我精通蒋介石的所有狗屁文字，这一点就令人咋舌，尤其令敌人咋舌。
而鲁迅则是，以《且介亭杂文》和《花边文学》为例：
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且介亭杂文•；序言》）
但鲁迅理解的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因此他决不仅仅满足“历史家”的定位，去写李敖欣赏的《中国小说史略》，1925年岁末，鲁迅的《华盖集•；题记》说过：“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因此，不但自己批评，鲁迅还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我们读李敖，读《文星》时代的李敖感到他又何尝不是这样的青年。
第二章 不打榜单不排座次，比较从鲁迅开始鲁迅不敢批评个体的中国人？（1）
李敖和鲁迅还是不同的。林贤治批评李敖说“鲁迅不敢批评个体的中国人”时认为：“清末民初的时候，知识界流行对中国国民性的探讨，不只是鲁迅一个人在谈这个问题。只是他后来把这个问题同‘思想革命’联系起来，坚持最久。对国民性格的批判，其实是对几千年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批判，是鲁迅的‘文明批评’的重要部分。李敖说鲁迅的这种批判是针对整体不针对个人也不对，恰恰相反，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就说鲁迅所进行的是‘私人论战’。说他所针对的每个人都是典型，在中国现代文人中几乎没有人像鲁迅这样树敌这么多：章士钊、陈西滢、梁实秋、徐志摩、顾颉刚、施蛰存、胡适、郭沫若、周扬缮，批评起来都是指名道姓的。周作人和陈西滢等人也有过论战，但他在出集子的时候，把这些论战文章都去掉了，而鲁迅是保留的。”（《李敖连篇累牍批鲁迅 林贤治痛斥李敖哗众取宠》，《金羊网•；羊城晚报•；花地》）
李敖同样四面树敌，以至于得了一个“骂人癖”的恶谥，徐复观在1966年2月21日的《征信新闻报》上发表长篇大论，其中第二项指控李敖“诽谤行为”“发展之程度，早已威胁到整个社会与民族之安全”，为我们保留了李敖“骂人”一个完整的档案：
兹将其年来诽谤行为，根据初步不完全之统计，作成附表二。计其对个人指名之诽谤，自孔子以至胡适、钱穆，凡五十七人。其对团体之诽谤，自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央研究院、孔孟学会、立法院、内政部、各大学中文系，全国研究中国文化者，全体较李敖年长之学人，全政府官吏，全国民党员，以至整个中华民族。谓孔子之像为“恐怖”，将孔子思想与西门庆、魏忠贤，等列齐观。对研究孔子思想之人，除加以毒词秽语外，并谓“早应打耳括子”。对祭孔子之礼童，诋之为“小鬼”。对主祭之台北市长，指为被杀作祭品之“牺牲”。称胡适为“大懵懂”，“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指钱穆为“大脑在休息，小脑正在反射”；“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指台湾大学为“分赃”、“腐化”、“遮羞完毕”、“拼命捞钱”、“与家里‘欧八嗓’先奸后娶者有之；奸而不娶者有之”。骂年老一辈之学人都是“吃闲饭黑心饭”“使他们的子孙因他们感到羞耻”；“我们不得不狠狠地打它几个耳括子”。骂内政部是“愚昧”、“落伍”。骂立法委员是“妄人”、“可耻”。指全政府官员及全国民党员是“这种人的耳括子早就该打”；“没人格的知识分子”。骂各大学中文系是“脓疮”，是“义和团”，“准义和团”；“非狠狠开刀一次不可”。骂中国之法律是“荒唐的法律，任何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法律”。骂中国文化是“那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发老哥高明”。骂我们民族是连“最野蛮的民族”都不如之民族。并向友邦挑拨“把洋鬼子绑起来，这是中华民族美梦之一。”在附表二中所列资料，尚极不完全；而此处仅随意从附表二中摘举一二，由此可知李敖不仅对一切用尽毒词秽语；且欲见之于“开到”“打耳括子”之行动，不仅污尽中国一切文化；且挑拨我国与世界友邦之感情，使我国受到世界各国之轻视与敌视。共党未到，而李敖所发动之斗争清算之阴影，已笼罩台湾。国步方艰，而由李敖所出卖之民族立场，及向友邦之挑拨行为，已否定年来朝野所作国际合作之努力。
指控李敖，客观上却对李敖的批判实绩进行了总结；清算李敖的思想，却加速了李敖思想的散布；落井下石，却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不失为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幽默、反讽的经典，所以李敖多年以后旧事重提竟不住好笑，说：“看了徐复观陈列的我的‘罪状’，我真该‘感激’他，‘感激’他真是我的知己。我这些短于自知的大成绩和自己不好意思说的大成绩，竟这样简单扼要的肯定于亲爱的徐之口，足证我这短短四年的努力，是石破天惊的了！”在牢囚之后归来的重新开放，我们看李敖批国民党，批民进党，批“台独”，批从蒋介石，蒋经国，陈水扁以下的政治人物，批从胡适、钱穆以下的士林人物，“骂人”的范围较之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骂人”成癖的指责，李敖曾经公开申辩道：
怎么叫骂人癖？那只是我表达正义的技巧，我不愿意用传统的方法表达我正义和理智的结论，我选择一种效果好一点的方法。不要因为是骂人的语言，就抹煞它的结论，问题不在我为什么骂人，问题在他们为什么那么该骂。譬如这次王迎先案引起“侦察中选任辩护人”之争，要修改“刑事诉讼法”，可是，你看，现在花样来了，每次修改就杠上开花，竟然搞到警察可以直接抓人，搞到约谈合法化，这多恐怖！越修正越糟糕！你说该不该骂？（《吐他一口痰——李敖访问记》）
第二章 不打榜单不排座次，比较从鲁迅开始鲁迅不敢批评个体的中国人？（2）
而且李敖也曾经像鲁迅一样把“私人论战”纠缠到更为广阔的现实、历史和文化的纵深地带。
什么样的环境与教育便会造出什么样的人才：在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一十年代蔡元培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蔡元培，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二十年代傅斯年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傅斯年，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六十年代的环境与教育中，我们不能苛求为什么这一代青年竟表现得如此缺乏营养与气魄，“太保太妹”这么多！我们要追问：“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在上一代人的午夜梦回扪心自问的时候，他们不能想像他们一手造成的“文化沙漠”里，竟会长出仙人掌。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即使在这种风气底下，一些仙人掌居然能挣扎出来，朝他们讥讽、向他们抗议。他们的感情上处心积虑的想把这些奇花异草压抑、铲除，甚至“捉将官里去”！但是在理智上，他们不得不纳闷，纳闷地寻思：“这真是奇迹！”
同样感到是奇迹的，是这一代青年人自己。他们没想到在浑噩的环境中他们竟聪明；在催眠的教育中他们竟苏醒，他们从浓妆艳抹的上一代的手中拿到了脂粉，但他们却不跟着老妖怪们学习美容，他们知道如何打扮自己、如何淡扫蛾眉！
当然他们很警觉，他们知道现在是一个帽子乱飞的时代！他们知道三十年代的文人陷害异己是不择手段的——这种人最喜欢把自己戴过的帽子朝对方头上戴。这一代的青年们对跟那些时代的泡沫们穷缠并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志不在此！他们有他们真正的远景和抱负，有他们现代化中国的蓝图。他们只愿意跳过这些时代的泡沫，希望这些大老爷们别来绊脚，如果大老爷们硬不识相，有时也必须在他们脑袋顶上拍一拍，好教他们清醒点，把路让开！
在宽广浩瀚的前程中，老不成器和老着脸皮的上一代们，都不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敌人”，因为他们早该是旧时代枝头的落花飞絮，早该凋谢、早该销声敛迹、早该躺在床上，背一句臭诗—“看射猛虎终残年！”（《三十年和十三月》）
但李敖后来似乎更沉迷于“私人论战”，揪住一个死缠到底，“打耳括子”也好，“闹衙”也好，不把对手斗臭，斗烂，决不罢休。因此，痛快则痛快，却少了《传统下的独白》的开阔和深度。
而鲁迅呢？他在《伪自由书•；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