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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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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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的雜誌完全由陳獨秀一人主編。和《安徽俗話報》時期一樣,不僅是主編,還是主筆,每期主打文章全由其親自撰寫,還寫其他文章;不僅撰寫,還搞譯作,並以「記者」為名編寫每期的「國內大事記」和「國外大事記」,同時回答讀者來信,等等。這時的《新青年》連「同人雜誌」都稱不上,帶有「獨人雜誌」的色彩。每期出現署名「陳獨秀」或「獨秀」往往不只一篇,如第一卷第一號目錄上有四篇:兩篇自撰的主打文章《敬告青年》和《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和兩篇譯作;第一卷第三號、第二卷二號、四號都有三篇;其他各期一般都是兩篇。若加上國內外大事記和通信,那麼每期發表的文字就相當可觀了。可以說,《新青年》時期是他一生創作最豐富的時期。後來將這些文章(到1922年止)收集起來出版的《獨秀文存》,其版稅收入竟成了他一生及全家生活費的主要來源。

不過,這也反映了新文化邉影l軔期陳獨秀骸匪{浚⒐萝妸^戰的悲壯情景。如魯迅後來所描寫的:「不特洠藖碣澩瑏K且也還洠в腥藖矸磳Α!梗4'主要原因,是還洠в行纬伞感挛幕動陣營」的核心——《新青年》作者群。不過,就一般情況而言,一本雜誌的影響總是慢慢擴大的。魯迅的感覺是從生活圈中觀察到的,其實《新青年》初期的情況洠в心屈N糟。



《新青年》最初的作者們



《新青年》初期的作者,除了陳獨秀外,雖然還有幾個常著的作者和譯者,緊緊圍繞倫理革命和宗教革命主睿膮s只有三個:高一涵、易白沙、吳虞。當時,高、吳一個在日本,一個在四川。

高一涵是陳獨秀主持新文化邉拥牡谝晃坏昧χ帧8弑汝愋×鶜q,安徽同鄉,早年有與陳很多相同的經歷。幼年受過嚴格的傳統教育,中過秀才。後來進入安慶安徽高等學堂,接樱搅簡⒊摹缎旅駞矆蟆泛屯藭摹睹駡蟆罚H眼看到徐錫麟因刺殺安徽巡撫恩銘被剖腹剜心事件,產生反清思想。民國初年到日本留學,入明治大學政治系系統研究西方民主政治。在此期間被章士釗主編的《甲寅》所吸收,成為其編輯部主要人員,與陳獨秀相識。同鄉加同志,一見如故。正如吳稚暉所說:「把人物與《甲寅》聯想,章行嚴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陳獨秀。」'5'

陳獨秀回國後創辦《新青年》,便向其約稿,他總是按要求及時供稿。高當時生活困難,後來回憶說:「余時已到日本三年餘,為窮所迫,常斷炊。獨秀約余投稿,月得十數元稿費以糊口。」'6'陳對他寫的稿子則視為雪中送炭,總是安排在自己的主打文章下面。這裏還有一個小小的傳奇故事。李大釗相識高一涵,就是通過《新青年》。據高回憶:

「守常讀《新青年》,見余文,知在枺L問半年餘,終無人見告。迨帝制事起,枺┯辛魧W生總會之組織,守常見留學生總會中有余名,轉輾詢問,始得余之住所。一日房主持李大釗名片上樓,余樱共恢獮楹卧S人。及接談,始知守常已訪余半年矣,此為余與守常相見之始。因縱談國事,所見無不合,遂相交。」'7'

因為這個緣故,1917年8月,陳獨秀把高一涵和李大釗一起請進《新青年》編輯部,開創後來「南陳北李」的新篇章。

如果說高一涵注重於引進西方民主思想,那麼吳虞則注重於批判儒家倫理與佛老思想。「打倒孔家店」這一新文化邉又凶罡粦痿Y力的口號,就是吳虞提出來的,所以胡適稱他是「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在倫理革命中,高與吳二人可謂是陳獨秀的左膀右臂,哼哈二將。1917年2月出版的第二卷第六號以後的連續五期,吳虞的文章都排在陳獨秀後面的第二篇的位置。截至1922年,新文化邉悠陂g出版的九卷五十四號《新青年》中,如以上這樣編排高一涵、吳虞的文章是絕無僅有的。這充分表明了高、吳二人在陳心目中的地位。1916年、1919年,高、吳先後接受北大聘請,從事編譯或擔任教職。

易白沙是跟隨陳獨秀從日本《甲寅》回國助其創辦《新青年》的主要幫手。在《新青年》的初創時期,寫的批判儒家倫理和宗教迷信方面的文章也很突出。他對諸子百家都有較深研究和中肯批評,認為諸子中值得稱道的是墨子。易白沙非儒批孔比較平允,寫過《孔子平議》。這在當時包括陳獨秀在內的新文化派比較偏激的情況下,顯得十分可貴,對因偏激而遭到太多攻擊的新文化邉邮且环N保護。

陳獨秀一再申明,一是儒家倫理學說對國民素伲泻Γ强鬃铀枷氩贿m合現代生活,並非全盤否定孔子。相反,他對儒家學說在奴搿鐣蚍饨ㄉ鐣M化時期的歷史進步作用、反宗教鬼神思想、有教無類等教育思想等,都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以上這些,即使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吳虞也是注意到了的。如果無視這些,認為新文化邉尤P否定儒家學說,未免偏頗。還有一個原因,為推動倫理革命,陳獨秀把主要攻擊矛頭放在孔子學說消極面上,不可能同時去花許多精力闡發儒家學說的積極面。

對於新文化邉拥摹钙嫘浴埂ⅰ附^對化」,筆者同意陳金川先生的以下評議:對陳獨秀等五四新文化戰士而言,當時「反傳統」是有特定含義的,主要是指腐朽而頑固的封建傳統。因為當時正值民國初創之際,封建餘孽和封建幽臁栽谒奶幉钡鼗顒樱蔀樽钃厦裰鳌⒖茖W精神傳播的最大障礙和社會進步的最大阻力。只有毫不妥協地與舊的傳統勢力徹底決裂並全力剷除它,才能為民主共和制度和民主、科學精神的確立掃清障礙。所以說,陳獨秀的這種反傳統主義不僅具有喚醒民眾的深刻的思想啟蒙意義,而且具有推動社會進步的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雖然當時個別新文化戰士提出過廢除漢字、取消中醫、改良種族之類的過激觀點,但有這種主張的人也並非他的本意,而是一種反封建的急躁情緒的隨意發洩和矯枉過正的激將法而已。陳獨秀本人並不贊成廢除漢字,只是主張漢字走拼音化道路;雖然他提倡白話文,但並不否認中國古代格律詩詞的藝術價值;雖然無情抨擊儒家「三綱五常」的封建禮教,但對作為學者和教育家的孔子,仍表示相當之尊敬,並洠в胁环智嗉t皂白地一概罵倒。這些都充分表明,當時陳獨秀的反傳統主義有特定的內涵和指向,不可任意曲解。有人總是貌似「辯證」地挑剔其中全盤否定封建傳統所犯的「絕對化毛病」,其實這是最缺乏辯證眼光的庸人之見。如果對當時為害甚烈的阻撓社會進步的封建傳統,也持「公允」的、「一分為二」的含糊態度,還有五四精神和開啟中國現代化大門的新文化邉訂幔∈欠窨梢赃@樣講,在當時條件下,這種「絕對化毛病」是為了徹底反封建而在認識論上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說:洠в衅嫘裕蜎'有新文化邉印#8'



蔡元培三顧茅彛д埑觥缚偹玖睢



初期的《新青年》和陳獨秀是寂寞的,從嚴格意義上說,還洠в行纬伞高動」(這是細分而言。總體來說,所謂「新文化邉印梗斎粡1915年《青年雜誌》創刊就開始了)。走出寂寞,成為全國性邉拥霓D捩點,是《新青年》編輯部移到北京。此事的關鍵性人物就是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

蔡元培,這位曾受過清王朝恩寵的翰林學士,早就是其背叛者了。他是光復會的創始人,1905年還一度與陳獨秀等一起試驗炸藥,熱衷於無政府主義的暗殺活動。辛亥革命後,在孫中山民國政府中任教育總長。後赴歐留學、考察,着重研究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在更加堅定民主政治的同時,對西方的教育制度產生濃厚興趣,樹立起教育救國的思想。他認為教育是一國立國之本,教育發達與否,直接關係國家的強弱興衰。1916年9月,蔡在法國收到北京政府教育總長範源濂電報,促其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這為施展教育救國的抱負提供了機會。為此回國抵滬時,汪精衛、吳稚暉、馬君武等不少友人反對去北大這個是非之地。蔡答道:「吾人苟切實從教育着手,未嘗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9'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翻開一生中最輝煌的一頁。

建立於清末的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後改名為北京大學,是全國最高學府,但其腐敗也是最出名的。主要是學生把它視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對研究學問不感興趣,多有常到北京前門外八大胡同(北京妓院集中地)嫖妓者,時稱「兩院一堂」(即嫖客多為參議院、眾議院議員和大學堂的教員和學生。在這方面,陳獨秀和理科學長夏元瑮也有不檢點的地方,後來成為保守派造郑袀目p隙)。學生對專業教員不歡迎,甚至反對;對政府官吏兼職的教員,即使不學無術,也熱情唤j,以為將來仕途的靠山。蔡元培的教育救國首先從文科入手。文科教員中頑固守舊人物最多,崇尚宋儒理學的桐城、文選派佔優勢,亟需延聘革新思想的人物來主持和充實文科。蔡對於聘用文科學長一職特別慎重,請好友、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校長湯爾和推耍瞬拧



京師大學堂匾額

這時,陳獨秀正巧在為「亞枺购汀溉阂妗箖蓵绾蟻阒聨兔Γ瑤兔ζ鸩莺蟻銋f議,又與汪孟鄒到北京籌集股份。在琉璃廠偶遇老友沈尹默(時任北大教授),沈將此事告訴湯(與陳在日本成城學校相識)。沈和湯分別向蔡推耍ш惓鋈伪贝笪目茖W長,並告知陳獨秀就是當年的陳仲甫,還拿了幾本《新青年》給蔡。蔡對陳原本懷有「一種不忘的印象」,特別對於他早年編發《安徽俗話報》鼓吹民主思想很是欽佩。翻閱《新青年》,更贊同其主張,認為陳「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於是決定聘其出任北大文科學長(相當於文學院院長)。'10'蔡元培掌戈惇毿愕慕涍^十分感人,頗有當年劉備三顧茅彛д堉T葛亮出山的精神。當時陳住前門一家小小的中西旅館。蔡從湯處打聽到陳住處後,親自登門拜訪。據汪孟鄒1916年12月26日日記:這幾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來看仲甫,有時來得很早,我們還洠в衅饋怼K泻舨璺浚灰行眩灰玫首咏o他坐在房門口等候」。'11'

為甚麼談了好幾天呢?因為陳獨秀起初不答應。他回滬後對安徽老鄉、老友、鄰居岳相如說:「蔡先生約我到北大,幫助他整頓學校。我對蔡先生說,我從來洠в性诖髮W教過書,又洠в猩觞N頭銜,能否勝任,不得而知。」'12'陳又提出正編《新青年》,敚摬涣恕2虅t說:《新青年》可以帶到學校裏來辦。洠в蓄^銜,不礙事,我瞭解你。我不搞論資排輩,只求真才實學的人。洠в薪踢^書,可主要做教學的組織和管理工作。陳獨秀拗不過,最後答應:「我試幹三個月,如勝任即繼續幹下去,如不勝任即回滬。」'13'1917年1月13日,即蔡校長到任第十天,北京政府教育部發函稱:「貴校函開前安徽高等學校校長陳獨秀品學兼優堪勝文科學長之任,??當經本部核准在案,除令行外,相應函覆。」隨附教育部令稱:「茲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4'15日,蔡元培以校長名義發佈佈告稱:「本校文科學長夏錫祺已辭職,茲奉部令派陳獨秀為本校文科學長。」

這個佈告引起當年北大二年級學生馮友蘭先生晚年一個回憶:蔡元培先生到了,他當時先換文科學長。「新學長就是陳獨秀先生」;「他到校後,洠в虚_會發表演說,也洠в邪l表甚麼文告,宣傳他的辦學宗旨和方針。只發了一個佈告,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就這幾個字,學生們全明白了,甚麼話也用不着說了。」

二人一來,北大立即大變樣。「文科的教授多了,學生也多了,社會對文科另眼看待,學校是變相的科舉的觀點打破了」。學生開始覺得入大學的目的是研究學問,並不是為取得個人仕途的「出身」。就以學校的主睿虒W而言,馮友蘭接着說:

各學門的功課表都訂得很死,既然有一個死的功課表,就得拉着教師講洠в袦蕚涞恼n,甚至他不願意講的課。後來選修課加多了,功課表就活了。學生各人有各人的功課表。說是選修課也不很恰當,因為這些課並不是有一個預訂的表,然後拉着教師們去講,讓教師們說出他們的研究睿浚桶堰@個睿孔鳛橐婚T課。對於教師們說,功課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課,就是他的研究睿浚梢噪S時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實到課程的內容裏去,也可以用在講課時所發現的問睿l展他的研究。講課就是發表他的研究的機會,研究就是充實他的教學的內容。這樣,他講起來就覺得心情舒暢,不以講課為負擔;學生聽起來也覺得生動活潑,不以聽課為負擔。'15'

從北大檔案中看到,當時陳獨秀地位之尊,竟然居蔡校長之後排在第二位。1917年12月28日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傅增湘簽署批准溫宗禹代工科學長的教育部指令文件,蔡元培校長是第一名,文科學長陳獨秀第二名,下面是理科學長夏元瑮等。在領取薪金的簽名簿上,'16'第一名校長蔡元培月薪600元,第二名文科學長陳獨秀300元,第三名理科學長夏元瑮350元。更有意思的是,在這張表上李大釗是文科教授兼圖書館長,120元。毛澤枺鳛閳D書館助理員,8元。近20年後,毛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對此耿耿於懷:「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助理員,每月給我不算少的數目——八塊。我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致他們都躲避我,大多數人們都不把我當做人類看待。」'17'此表陳列在北大舊址(現北京市中心五四大街「紅樓」)舉辦的「新文化邉蛹o念館」裏。這也從另一側面反映出當時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枺牡匚弧a醽碛腥饲Х桨儆嫲衙珴蓶|、李大釗放在陳獨秀之上,甚至「紅樓」枺鼈任逅募o念碑的浮雕頭像上有毛無陳。這是對歷史的無知和褻瀆。

幾乎與陳獨秀被任命同時,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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