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敗猶榮。陳獨秀見此，很受鼓舞。因此先後在南京、武漢多次發表演說，撰寫文章說：「這一次抗戰，軍人確是盡了他們最大的力量，勇敢犧牲的精神，是可欽佩的」。＇8＇他對抗戰的前途也是相當樂觀，而且感染了一些失敗主義情緒嚴重的人。
還在南京時，他與胡適、傅斯年談論形勢，傅很沮喪地說：「我對於人類前途很悲觀，十月革命本是人類呙淮筠D機，可是現在法西斯的黑暗勢力將要佈滿全世界？？我們人類恐怕到了最後的呙 龟惇毿阏f：「不然，從歷史上看來，人類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動物，到了絕望時，每每自己會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眩蔁o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時各色黑暗的現象，只是人類進化大流中一個短時間的逆流，光明就在我們的前面，絲毫用不着悲觀。」他甚至以半個多世紀的深刻的歷史經驗和觀察，這樣自負地說：「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們幾個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夠自信有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力量。」當時傅斯年被他的話深深打動，說：「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們比他年紀輕，還洠裢F在還是樂觀。」＇9＇
所以對抗戰有如此的認識，一是看到由於國共合作的形成，出現了空前的團結，一致抗日，結局必勝的景象。陳獨秀多次留學日本，深知日本國土之小，資源之貧，想滅亡中國如蛇吞大象，最後必敗。二是對這次抗戰的意義有了比「救亡愛國」更深的認識。他認為這次抗戰是「被壓迫的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壓迫束俊母锩鼞馉帯梗凰粌H是「進步的」，而且是「革命的」；不僅是「反侵略戰爭」，而且是中國「六七十年來改革與革命的大邉又^續」，＇10＇「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戰爭之繼續」，其意義不僅僅是趕走日本帝國主義，而且「是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宰割，完成國家獨立與統一」，＇11＇「由半殖民地的工業進到民族工業，使中國的政治經濟獲得不斷的自由發展之機會」。＇12＇為此，他在自己的「抗戰綱領」中寫道：「以推翻帝國主義者所加於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障礙為此次抗日戰爭之最終目的。」＇13＇
要實行這樣的抗戰，承擔這樣眩s而艱巨的任務，必須在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有一系列的綱領和政策，並有組織實施力量，就是全國要有統一的領導。領導過共產黨和托派十幾年的陳獨秀，現在已經超脫於黨派之外，手中也洠в腥罕姟Ｋ紤＇的是：誰能領導這樣的戰爭，就擁護誰，為此聲稱：「此次抗日戰爭，無論是何人何黨所領導，任何人任何黨派都應該一致贊助。」＇14＇「誰能夠有實力有決心來領導這一戰爭，完成國家獨立（即收回以前所有喪失的主權）與統一，並且能夠解決農民問睿l便能夠安然掌權。」＇15＇當時，除了國民黨，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洠в羞@個力量。這就是他擁護國民黨領導全國抗戰的基本出發點。
同時，他對國民黨本身的認識，也與「九．一八」、「一．二八」時不一樣了，不再罵國民黨政府是「不抵抗」，「投降賣國」的政府，而說：「因『九．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氣彌漫了全中國，政府也有了二三年的軍事上的努力，於是乃有今日的抗日戰爭。」＇16＇他甚至稱國民黨政府是「堅決抗戰到底的政府」，「我們應該相信政府確有抗戰到底的決心，是不會中途妥協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國人全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協即千古罪人』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人民不應該再懷疑政府了。」為此，一直處於反對黨地位的陳獨秀，一再強眨该褡謇娓哽饵h派利益」，呼籲全國民眾，尤其是「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以在野黨的資格絕對擁護抗日戰爭；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於抗日戰爭之軍事最高統率權」。＇17＇並且提議：「政府要抗戰到底，人民要援助政府使政府能夠抗戰到底？？人民要政府抗戰到底，必須趕快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18＇
請看，陳獨秀簡直成了忠盏摹竾顸h員」了。可以看出，這時的陳獨秀對國民黨滿懷着期待，對國民黨抗戰的積極性，估計甚高。他還一改過去譴責政府壓制民眾自動起來抗戰的口吻，詰問說：「有人懷疑政府不許民眾自動的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我以為這是過懀Вy道政府不許人民抗敵救國嗎？」在言論上愛走極端的陳獨秀，還本末倒置地說：「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這兩句話，我相信政府更能夠抗戰到底，不會中途妥協而言和。」＇19＇
所有這些，說明陳獨秀的確是個胸懷寬廣，不計前嫌，光明磊落的人，不考懀�人的得失和面子，只從民族大義出發，滿腔熱情地號召人民支持國民黨領導抗日救國戰爭，對國民政府的有所作為表示一種很大的期待。
同時，他畢竟對國民黨有着幾十年的深刻的瞭解，因此在許多原則問睿弦沧髁吮Ａ艉椭斏鞯膽B度。當時，國民黨千方百計拉攏他。出獄時，中統局處長丁默村迎接，要把他安排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招待所暫住，顯然是「虛位以待」。他拒絕了。胡適、周佛海等請他參加國民政府諮詢機構「國防參政會」；蔣的親信朱家驊（時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長和國立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甚至答應提供「十萬元」經費和「國防參政會」五個名額，要他「組織一個新共黨」。他也拒絕說：「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現在大敵當前，國共二次合作，既然國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20＇對於親日派周佛海等人，更有警惕。在南京時，周等舉行所謂「低眨勗挄梗芽箲鸨^妥協論眨啻握堦惇毿銋⒓樱粨Q政治意見，陳始終一言不發。而在他發表的文章和演講中，卻狠批這種論眨踔劣幸黄恼碌臉祟｝就是「言和即為漢奸」。
陳鍾凡見此情景，給陳獨秀贈詩曰：
荒荒人海裏，聒目幾天民？俠骨霜筠健，豪情風雨頻。
人方厭狂士，世豈識清塵？且任P逝，高翔不可訓。
陳獨秀率筆和曰：
莫氣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騁郊邑，兼之懲塵頻。
悠悠道途上，白髮污紅塵。滄海何撸煟埿载M能訓。＇21＇
可見，政治主張有所改變，但他的硬骨頭品性洠в凶儭�
其實，他所改變的也僅僅是在抗日問睿希沂遣呗孕缘模诿裰髋c獨裁的原則問睿弦稽c也洠в畜牽凇Ｋ裕谝陨掀诖耐瑫r，又強烈要求改變一黨獨裁的統治，實行民主政治，減輕人民負擔。他批評國民黨，「提出思想信仰之統一為黨派合作抗戰的條件問睿@未免太過幻想了，而且對於各黨派合作抗日是一種有毒害的幻想！」＇22＇在「國共摩擦」問睿希u國民黨「未能拋棄招降的態度」，主張：「國民黨承認共產黨及其他在野黨派，都公開合法存在，要求他們全力抗日，而不採取招降的態度，並且不妨礙在野黨對政府黨政治的批評。」＇23＇主張「全民抗戰」，「在野各黨派及一般人民都應有政治的自由，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解除人民痛苦，如：減少工人工作時間，解決貧農耕地問睿拗聘咦飧呃瑥U除苛捐雜稅和保甲制度，停止徵工、拉夫等」。＇24＇
由此看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他把抗日與民主又結合起來了。如同他在1920年主持創建中共時，把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铡J為爭取「多數人的民主」一樣。真到他晚年和去世，「民主」是貫穿他一生思想的一條主線。
陳獨秀的民主主張，說明他的「全民抗日」的思想洠в凶兓麑翅徇＇擊戰更給予崇高的評價：「即令我們的正式軍隊節節失敗，即令敵人能夠佔領中國的幾大城市，只要全國廣大民眾無束俊淖杂山M織起來，活躍起來，敵人便無法摧毀這到處蜂起的幾千萬武裝民眾，這幾千萬武裝民眾之撸絷牭暮榱鳎坏軌蚴拐恼杰婈犛蟹垂ブ赡埽瑏K且使敵人已經佔領的地方，一夕數驚，不能統治。」＇25＇
但是，隨着抗戰的發展，他看到殘酷的現實是國民黨獨裁專制的本伲蛙娛律系墓澒潝⊥恕ｌ妒牵钟煽箲鸪跗诘臉酚^論者變成悲觀論者，甚至「亡國論」者。他說：「政府軍一敗塗地，日本軍佔領了全中國的大城市，即亡了國。」連這篇文章的標睿灿昧恕稖蕚鋺饠♂岬膶θ湛箲稹贰＃�26＇為抗戰曾經描繪的美好耍麍D被一一撕碎了：在野黨一致承認國民黨最高統率權的主張，變成了國民黨「溶共」和統制各黨派的最好藉口；「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的良好願望也為「無錢者出錢」和「抓壯丁」的殘酷現實所代替。他抱怨政府「把救國公債的負擔，加在僅能養家活口的小職員小商人身上，甚至加在身負各種捐稅已經困苦不堪的農民身上」；對於城鄉壯丁，「依靠拉夫形式，拿繩子牽着來強迫服役」＇27＇等等。
由於洠в谢畹娇箲饎倮虼怂耐砟陮顸h的期待是失望的，而對民主政治更加渴望。
支持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線，同時拒絕「回黨三條件」
對於共產黨，陳獨秀也由反對其宣導的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為擁護這條戰線。
如前所述，陳獨秀一面與托派內部極左派激烈爭吵，主張在某一問睿蜻動中與非托派政治勢力建立「共同行動」式的聯合戰線；一而又激烈抨擊王明等中共領導人提出的類似第一次國共合作那樣的抗日聯合戰線。形勢強於人，他終於意識到非全民族聯合，難以抗日。救亡意識終於再次壓倒階級鬥爭和黨派之爭。出獄後，陳獨秀即到南京八路軍辦事處籌備處向葉劍英、博古等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雙方相談融洽；後又與葉劍英單獨相談過一次，向葉鄭重聲明：「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願為任何黨派所拘束。」
陳獨秀轉向托派以來，與中共八年對抗。現在以民族大義意識和主動行為得以緩解，這是大家風範，一般人難以企及。隨後中共的反應，先是希望陳「回黨」，＇28＇後又提出苛刻的「合作三條件」，最後又誣其為「漢奸」，企圖借國民黨之刀而誅之，使陳無比失望。
實事求是地說，起初中共在民族危亡面前確也表現出相當的進步。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中，有「中國托洛斯基主義同盟」的名稱，並且名列第六位。接着，在與國民黨談判國共第二次合作，要求釋放政治犯時，也並未對獄中托派落井下石，甚至發生「八辦」主任葉劍英幫助羅漢尋找托派獄中難友王文元的感人事情。當時，王文元因被單獨關在「秘密拘留所」裏，其他托派分子都已出獄，他卻蹤影全無。羅漢到南京為營救獄中托派朋友時，就請葉幫忙尋找。大革命時期，葉、羅二人同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中做政治工作。葉對羅這位著名托派分子仍以老友相待，親自陪他到南京各監獄找了一圈。雖無着落，卻留下一段佳話，使「頑固」的王文元念念不忘。＇29＇
陳獨秀出獄後，中共中央理論刊物《解放》，還發表「時評」表示尊敬、歡迎和期待：「當陳獨秀先生恢復了自由以後，大家都在為陳先生慶幸，希望他在數年的牢獄生活裏虛心地檢討自己的政治錯铡卣衿鹄蠎鹗康木瘢賲⒓拥礁锩男形橹衼怼！埂笗r評」還注意到把陳獨秀與其他托派加以區別：
中共中央理論刊物《解放》
陳先生出獄後，在武漢的第一次講演中說到「？？這次抗戰是一個革命的戰爭，全體民眾應當幫助政府，世界也應當幫助中國？？」這與中國的托洛斯基派的主張已大有差別。托派在目前抗戰中主張打倒南京政府，狂吠「左的」民族失敗主義，這完全是漢奸理論，完全做着日賱e動隊的作用。＇30＇
周恩來在進行這種區別時，還對羅漢說：「所謂中國托派，事實上亦很眩s？？我可以大約將其分為四派：一派是贊成抗日的，你和獨秀屬之？？」，並表示：「以後對陳獨秀這一派的人，可以將『匪徒』二字停止不用。」＇31＇
這似乎使托洛斯基和李福仁所說的國共合作後共產黨將要求殺死獄中陳獨秀等托派分子的預言落了空。但這只是王明、康生自莫斯科回國貫徹蘇聯肅托精神前的一小段時間，之後就完全不一樣了。不幸而被他們言中，不過不是在國民黨的獄中，而是在獄外以「托派即漢奸」的罪名。
從以上《解放》的「時評」文章，到周恩來對羅漢談話中，同時也可聞出不這樣一股味道：當時中共把自己放在「至尊」的位置上，而視陳獨秀等一派主張抗日的人為「欽犯被赦」，雙方完全是不平等的。一直在家鄉從事陶瓷製作業、為人憨厚老實的羅漢，不解其意。到南京要求中共「八辦」幫助營救獄中托派朋友時，竟然在未與陳獨秀商量（當時陳已經離開南京去武漢）的情況下，重提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戰時提出的與中共「合作抗日」的提議。博和葉表示歡迎，事關重大，必須請示中央。葉即一面電告中央，一面囑羅漢親自到西北走一趟，與中共中央直接聯絡，並給羅開了介紹信和旅費。羅漢先到西安，「八辦」主任林伯渠親自接待並電詢中央。相談中，林說：「陳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在黨的歷史上有比別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棄某些成見，回到一條戰線上來工作，於民族於社會都是極需要的。」王若飛則說：「自信與陳獨秀共事較久，深悉其倔強個性，但中央看重組織問睿鄠S黨內自來之原則，第三國際的支部，決不允許第四國際或第四國際有關係的分子攙入，這乃是自然的事實，所以他極端希望獨秀等幾位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氣魄，站在大時代的前面，過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無須再費筆墨唇舌去爭辯。」＇32＇
在中共各階段的歷史上，經常有像葉劍英、林伯渠、王若飛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