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无望，教学和翻译也不成。可以说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其内心的苦闷也是可想而知的。
张我军在北京时是著名的日文日语教授，自编过多本日语学习教材，当时很受学习者欢迎。回到台湾，正是台湾光复后台湾人弃置日语而改用国语的时候，大多数人面临着学习国语的任务。而当时的情形是：“学校中，国文教员已是供不应需”；“学校以外，更是找不到国文教员”；“而服务各界的人士，经济和时间都不容其求师修习。在这种情形之下，惟一的补救办法便是‘自修’”。张我军：《〈国文自修讲座〉卷一导言》，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32页。所以张我军认为“发现了一件最关紧要而又无人着手的工作，就是国文自修书的编著刊行”。同①，第431页。一方面本着为家乡人民办点事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于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在台湾发表过《中国国语文做法》的张我军，整日在斗室之中，摒绝社交，伏案执笔，凭着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编辑《国文自修讲座》教材。这之间只因推脱不开，为老朋友张深切的《在广东发动的台湾革命运动史略》一书写了一篇序言。作为一个正直的学者，虽然是在为老朋友的书写序，但他并不是无原则的吹捧，而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序文特别称赞了书中的《狱中记》一篇，但也不无批评：“本篇内容充满着反日抗日的情绪，自文章本身说，虽然也有不大流畅的地方，却又有才气焕发的地方；自思想见解说，虽然难免有幼稚得可笑的地方，但又有超然独到的地方。……深切是一个好强的人，信念坚固，做事说话是走直线的，不会迂折婉转；写文章也是直冲的，不善修辞润色。”张我军：《〈在广东发动的台湾革命运动史略〉序》，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36—437页。这种实事求是的评价，显示出一个真正的学者的学术良心。
编《国文自修讲座》教材的目的“是为使读者以完全自修的方法，获得国文实力而编的，目标放在‘一个国民所应有的最低限度的国文能力’。……约略开始自国民学校四年级程度，终止于初级中学毕业程度。”张我军：《〈国文自修讲座〉卷一导言》，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32页。全套书预计十二卷，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六卷，所讲国文为国民学校四、五、六年级程度；后一阶段六卷，所讲国文为初中一、二、三年级程度。前六卷完全讲授语体文，后六卷则及于文言文以至应用文。为了这套教材的出版和发行，张我军在台中市继光街83号自己开办六合书店。但是，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国文自修教材也并不像他在北京编著的日语教材那样畅销。由于书店入不敷出，很快就难以在台中市坚持下去了。1948年1月4日，六合书店迁至台北板桥大东街7号，不久即关闭。《国文自修讲座》只出版了前五册。
编书办书店的道路走不通，为了养家糊口，1948年春，张我军到自己童少年时期的老朋友陈清汾任理事长的台湾茶叶同业公会任秘书（顾问），主编《台湾茶叶》季刊。自清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福建茶商柯朝，在台北县试植茶树获得成功，台湾植茶就此传播开来。到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台湾乌龙茶蓬勃发展。据连雅堂所著《台湾通史·农业志》记载：“夫乌龙茶为台北独得风味，售之美国，销路日广，自是以来，茶农大兴，岁可值银二百数十万圆，厦汕商人之来者，设茶行二三十家，茶工亦多安溪人，春至冬返，贫家妇女拣茶为生，日得二三百钱，台北市况为之一振。”所以在台湾近代史上，茶叶是可与蔗糖和稻米并排的重要经济产物。以高山乌龙茶和冻顶乌龙茶最为著名。张我军在茶叶同业公会的主要职责是编辑《台湾茶叶》季刊。对于张我军来说，在茶叶同业公会这样的实业界做个一般职员，确乎有点大材小用，但是，当《台湾茶叶》季刊的记者和主编，却多少也是他的兴趣所在。使他有余闲得以考察台湾的茶园、了解台湾种茶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参观采茶比赛，采集山歌等。从而使他又重新拾起了文学创作之笔，给后人留下诸如《采茶风景偶写》、《埔里之行》等一批优秀的散文游记，对了解台湾的风土人情和研究张我军后期的心理和生活殊为宝贵。
1948年8月，张我军应台湾省合作金库理事长谢东闵邀请，到省合作金库业务部任专员。同年12月改任合作金库研究室专员。1950年7月升任研究室主任并兼任金库棒球部长。除处理研究室业务外，自1950年4月至1955年11月逝世前，一直主编省合作金库的机关刊物《合作界》月刊（后改为季刊）。张我军工作上非常勤勉，办刊物他又是行家里手。他亲自整理台湾合作史料，对于合作文献作出很大的贡献。他的朋友苏芗雨回忆说：“他虽然不是学经济的，但其主编的《合作界》，却有声有色，在合作事业界放出异彩。有一次，现任农林厅副厅长罗启源先生说，合作金库的张主任文笔健，组织力强，资料到他手里，即成为一篇好文章，非常叹服。”苏芗雨：《怀念张我军先生》，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1页。公余时间，他孜孜不倦地编纂《日华词典》，已完成五分之一，约二十万字，因早逝未能完工。殊为遗憾。在合作金库，论学问，论名望，论职位，他都算有一定资格的，但是他从不在同事面前摆架子，而是平易待人，不耻下问。据曾和他在合作金库研究室同过事的台湾老作家龙瑛宗回忆，龙瑛宗那时只能用日文撰写关于农业经济的文章，张我军主任亲自为他译成中文，使他感到惶恐之至。张我军以一部室主任之尊，但凡事不拘泥。他在大陆是有名的日文权威。偶尔有人请他将日文译成中文，而他碰到不大明了的日本文就每到龙瑛宗那里去问个底细。遇到两人都不懂时，就翻阅词典共同研究。这种穷根究底的态度使龙瑛宗深受感动。张我军的体育爱好是下围棋和打棒球。下起棋来举止如行云流水，不计胜负，尽兴而已。虽然年近五旬，但有时却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好奇心。龙瑛宗回忆说：“光复后不久，银行界为了健身运动便提倡了软式棒球，当时合作金库与华南银行最为热心。各银行组织业余软式棒球队，就在新公园举行了比赛。合库与华银在新公园鏖战时，双方派出了大批的啦啦队员，打鼓敲锣大声叫喊。张我军为此替棒球队作词并由另一个同仁作曲，谱成合库啦啦队歌，于是张氏也变成了棒球迷。棒球风传染给老爷们，也组织了老爷棒球队互相比赛以取乐。……有一天老爷们在比赛，张我军当了外野手守备中央，没料到有一个大飞球凌空直奔中央外野去。顿时张氏着慌了，惊慌地走来走去想要抓球。奇怪！那个飞球竟看不见，于是张氏向四周草场寻找，还是找不到。找了半天这才想起看看自己的皮手套，哎呀！那个飞球乖乖地睡在皮手套里。与其说张氏抓到球了，还不如说球子自愿投效于他的手套里去，张氏大开笑颜了，好像战胜百万雄师似的高举获品，以示他的武功。同仁们鼓掌喝彩，张我军以凯旋将军的姿态，大摇大摆地答谢同仁们的欢呼。……张我军不但老来玩棒球，而且棒球队远征异地，他也随队去照顾队员们。他对于年轻的队员们宛如自己的儿子，爱护备至。三更半夜起来，看看队员们会不会着凉，还会自己做料理给青年人吃。”龙瑛宗：《高举五四火把回台的先觉者》，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7—28页。真是童心未泯，无怪自己在散文《山歌十首》中称自己为“老童生”。在繁忙的工作和编书之余，他没有放弃文学写作。1951年3月写反映对现实的苦闷和对理想季候的渴望的富有象征蕴义的散文《春雷》。1951年12月3日至13日，他代表省合作金库到东港、屏东、高雄、嘉义、员林、鹿港、彰化、台中、新竹、桃园、基隆、淡水等十三个市镇信用合作社去走访考察。几乎走了大半个台湾岛。写《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礼杂笔》一篇较长的游记，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封笔作。
第八章 桑梓情深
第三节 宝岛情思——散文创作
张我军归台后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在游记散文上，用他那支朴实而流畅的笔，描绘着宝岛的风土人情，抒发着对生他养他的故乡的爱意和依恋。偶尔，他也用曲折或者象征的手法写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心中的苦闷及对光明前途的向往的文章。如《当铺颂》和《春雷》就属于这方面的散文。
《当铺颂》写于1947年12月23日，当时正是他办六合书店入不敷出、生活拮据的时候。张我军一生生活坎坷，特别是他初回台湾的两年，始终处于半失业的状态。就像他在文中所说的：“既未带回金钞之类，老家又没有谷子可收，所以只好把自己对之有些感情的东西陆续‘死别’净尽了。……可是后来卖到太太心爱的东西，就难免踌躇一番了。结果虽然还是卖掉，但这种时候总不由得想起北平生活的二十余年间，当铺的方便对我的恩惠。”当然，颂当铺是反讽的说法，但也说出了他在多次和当铺打交道的辛酸苦辣中对当铺的深刻了解和独特的体验。一般人提起当铺都会想起高利贷者或乘人之危勒索抢劫的强盗，但作者却详细分析了当铺对不同阶层的人的不同的意义。“第一种人是穷人。第二种人是商户，他们遇到周转不灵的时候也会找到这个方便之门。第三种人是旅行人，他们或者寻亲找友寻找不着，或者等候差使过久，盘缠用罄，无法打发房饭钱，回不了家，便可将随身所带之物送到当铺换钱来应付。……若在没有这种方便的地方，遇到这样的时候，那么无论你是惟一爱人的惟一纪念品，或是任何心爱的东西，也只有卖掉的一条路了。……第四种人。这种人是有钱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有的是好皮袄，到了春回大地已经穿不着皮袄的时候，便把它送到收藏设备周全的当铺去，当头越小越好，因为目的不在换钱用，只是让当铺代为收存，所以付些利息，在这种人看来只当是保管费。这样一来，那些皮袄既不怕虫蛀，又不会受潮而至掉毛，且不致为小偷所觊觎，真是一举数得。”当然作者不是替高利贷的罪恶辩护。而是借“颂赞”当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替天下像自己一样的穷人鸣不平。
《春雷》写于1951年清明之夜。文章从自己童少年和青年时期盼望春雷写起，引出现实情况下对春雷的期盼。小时候因为听大人说春雷一响小蚕就会从卵壳里钻出来，所以喜欢养蚕的他总是急切地盼着春雷的一响。青年时代生活在北京，严冬的肆虐只有春雷响过才能退避三舍，所以每年立春后便焦急地等着春雷的一响。而眼下的台湾却是淫雨连绵达四五个月之久，没完没了的令人起烦。“每个人的周身毛孔甚至五脏六腑也都长了霉似的。半个冬天和整个春天在愁云苦雨中度日，几几乎乎不见天日。……真够叫人郁闷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一年只有一度的大好春光竟惨遭云锁雨打。”“清明节突然一声清脆的春雷给我带来了晴天的希望。因为春雷响后毛毛雨变成了骤雨，依经验骤雨过后便是晴天。”“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曾经给我带了希望来的春雷，现在又在苦雨已久的今天给我带了晴天的无限希望来。入夜，雨越发下大了，然而我仍然由衷相信明天是可以一亲久别了的阳光的。”笔者和张光正先生谈起张我军的散文创作，张先生认为写得最好、最能表现作者当时的内心世界的就是《春雷》。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篇可以看成是作者以散文的形式留下的一篇遗言。他联系当时弟弟张光直无辜坐牢，接下来祖母又去世一连串家庭悲剧以及张我军抗战胜利前后曾预备去晋察冀革命根据地考察并和八路军干部甄华会面等事实，认为这是作者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下郁屈已久的心情的吐露。“是他憎恶黑暗现实，憧憬光明未来，渴望国家统一和两岸亲友重聚的心灵呼唤；也是他在自己晚年，以文学作品形式留给后人和世人，剖白心迹的遗言。”确实，本文用象征的手法，委婉曲折地表现了对当时“愁云苦雨”、“几几乎乎不见天日”、“叫人郁闷得喘不过气来”的政治气候的不满和自己内心的苦闷以及对美好晴朗的天——光明的期盼。
张光直先生在论到父亲时说：“回台湾以后九年中，父亲的心情是复杂的。……对乡土的一切都有重新发现的喜悦。记得他有机会便给我们兄弟表演唱山歌民谣，用孔子白吟诗。父亲回台以后的创作，主要是在实业界杂志里面发表游记杂感一类，从这里面表现对乡土的喜悦和对台湾民众前途的期盼。”张光直：《“父亲可以放心了”》，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52页。写于1948年10月1日的《山歌十首》，可以印证张光直先生对父亲心理的揣摩是深入而又合于实情的。这篇散文开篇作者就表示：“话说那一年老童生逃出了日本治下的老家台湾，远远到了北方故都之地，住了二十有余年之后，回到了光复不久的故土一看，真是一草一木都觉得可爱可亲！连他过去以为是极鄙俚的‘歌仔戏’，听起来也觉得新鲜有味……”张我军在台中访友时在酒家听到一位客家族姑娘唱山歌，那婉转悠扬的声调令他深深地陶醉。于是他托台湾茶叶界的姜瑞昌先生选集收录了十首山歌并逐首欣赏。这种山歌有独唱的，有男女唱和的，每首七言四句，形式和内容类似竹枝词。我们抄录一首如下：“临江杨柳一条条，/拿起桨仔等来潮；/阿哥系船妹系水，/船浮水面任你摇！”再看张我军的讲解：“‘桨仔’即摇船的桨子，‘系’即‘是’。全首大意：江岸柳枝一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