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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回归祖国，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祖国和家乡台湾的富强繁荣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是张我军多年的夙愿和追求。正像他自己说的：“台湾的光复，精神方面对于台湾同胞的影响，不消说是大极了。尤其像我这样，离开台湾时就决心不做归计的人，更是感奋无以复加！光复消息一传出，我立刻就改变方针，决计回到台湾，由衷心愿将后半世余生贡献出来，为国家效劳，为桑梓服务。因为台湾能够光复，我一生之愿已偿，尚复何求呢？”张我军：《〈国文自修讲座〉卷一序》，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30—431页。台湾光复，似乎他一展雄才，实现抱负的时机已经来临。所以当时他的兴奋和喜悦是可以想象的。然而，事实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抗战胜利后的复杂形势却把他推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日本人对台湾人的长期的殖民教育和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使得极少数的台湾人丧失了民族气节，为虎作伥，充当日本人的走狗。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日本投降以后把在大陆的台湾人看成“二鬼子”，产生了歧视的情绪；另一方面，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不但没有对这种不正确的歧视的情绪进行正面的疏导，也没有对被日本强行割离长达五十年之久重新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台湾骨肉同胞进行抚慰，反而发布了一则令台湾同胞极为心寒的“台湾人产业处理办法”。宣称：“关于朝鲜及台湾人产业处理办法业经行政院核定公布：（一）凡属朝鲜及台湾之公产均收归国有。（二）凡属朝鲜及台湾人之私产由处理局依照行政院处理敌伪产业办法之规定接收保管及运用。朝鲜或台湾人凡能提出确实凭证并未担任日军特工工作或凭借日人势力凌害本国人民，或帮同日人逃避物资或并无其他罪行者，经确实证明后，其私产呈报行政院核定予以发还。”张我军：《为台湾人提出一个抗议》，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531页。这则由国民政府公开发布的公告，把大多数在大陆的台湾同胞混同于极少数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把他们视为日军特工或帮同日人逃避物资的嫌疑犯，这使这些台湾同胞感到“是一种极大的，无法容忍的侮辱”。在此情况下，张我军为台湾同胞仗义执言，他以“伍军”的笔名在北平台湾同乡会创办的机关刊物《新台湾》创刊号上发表了《为台湾人提出一个抗议》，这是他在日本投降后直至在台北逝世十年间极为罕见的一篇政论文章。文章首先指出：“明末清初和满清抗战到最后的同胞是台湾人，清末抗拒清廷的割让命令，组织共和国单独和日寇抗战的是台湾人。五十年来被压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和日本明争暗斗的，也是台湾人。台湾同胞可以说是最富于民族意识的汉族子孙，皇帝嫡裔……凡我同胞，对于在敌寇践踏下挣扎了五十年之久，好容易回到祖国怀抱的台胞，应该如何加以抚慰呀！”然而，台胞不但没有得到抚慰反而受到了有失公正的对待，使他们“日日过着危惧不安的生活”。文章把“台湾人产业处理办法”概括出两大要点：“第一，行政院认定台人是敌或伪，所以将他们的私产视同伪产。第二，行政院认定台人都有‘担任日军特务工作’等等‘罪行’嫌疑，所以视台人私产为敌伪产业，所以令其提出反证，核定之后才‘予以发还’。”接下来，文章批评这个处理办法“所谓公产与私产的界限未曾予以明定”；其“适用范围没有明白的规定”。质疑“台湾在已经复归我国版图的今日，予台胞以与敌人同样甚或更加苛酷的待遇，是具何心肠？”指出其可能造成“致使祖国同胞对台胞歧视甚至侮视，而在祖国与台省之间划出一道鸿沟，影响全国统一”等的严重后果。最后指出“为处罚一部分不良台胞而使全体台胞受这样大的损失，于法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切盼当局收回成命改订办法”。此文有感而发，出自肺腑，情理并盛，义正词严。可谓一篇有理、有情、有节的政论文。张我军等台胞经过两个多月的抗争，使得国民党政府对“台湾人产业处理办法”中的错误进行了明令改正。
1946年年初，久已赋闲的张我军离开北平，来到上海与人合作经商。但张我军的兴趣在文学、翻译和教学上，经商则非其所长。再加上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内战一触即发。所以在上海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张我军决定回台湾故乡谋求发展。于是他只身先期返回了台湾。这年6月，除了已经前往革命根据地的长子张光正以外，他的家人也先后从北平迁到台湾，一家人在阔别了二十年的故乡重新团聚。而他们在北平手帕胡同的故居则借给了两位台湾同乡（一位姓杨的先生和一位姓蓝的太太）居住，并把家中不宜带走的家具物品送给了他们。口头约定让他们按月接济住在湖北会馆的张我军的岳母罗梅氏并帮忙代为照管存放在这里的张我军的大量的藏书和手稿。遗憾的是，两位台湾同乡并没有践行这个约定。不但张我军的藏书和手稿散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他们也没有接济过罗梅氏。解放后，留在大陆的张我军的大儿子张光正担负起了照顾外婆的任务。
虽然张我军在北京时已经是颇有名气的日文教授和翻译家，但回到台湾，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1946年7月1日他出任由游弥坚任理事长的台湾省教育会台中书局编纂组主任。当时，国民党政府当局正在全力应付大陆的动荡局势，无暇顾及台湾。其驻台官员及军宪人员都天高皇帝远，贪污腐败，任意横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我军无意再在省教育会机关任职，暂时寄居在台中师范学校校长洪炎秋的家里。洪炎秋是台湾彰化鹿港人，1923年由台湾来北京并考入北京大学。1929年6月自北京大学教育系毕业，后一直在北平各大学任教，并在战前开办了人人书店，专门出版语言教学书籍。台湾光复后任台中师范学校校长、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台湾大学教授、立法委员等职。张我军与洪炎秋在北京时就成了莫逆之交，张我军编的《日语基础读本》、《高级日文自修丛书》、《现代日本语法大全》及《标准日文自修讲座》等书及所编杂志《日文与日语》都是洪炎秋的人人书店出版的。张我军初回台湾，工作无着，居无定所。作为老朋友，洪炎秋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请他住到自己家中，显示出他们之间真挚的朋友情谊。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驻台官员及军宪人员对刚从日本殖民者铁蹄下挣扎出来的台湾人民不知抚慰，而是残酷地欺压和掠夺。终于导致了二·二八事件的爆发。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发动了大规模的抗暴运动，事件遍及台北、基隆、桃园、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地，波及台湾全省。一时，学生组织学生军，老百姓成立治安委员会并组织民主联军等。国民党政府急调驻扎在宁沪线上的二十一军从基隆登陆，一路打上台北。对反抗的台湾民众进行血腥镇压。之后又在台湾全省进行大搜捕，使台湾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当时，台中师范学校是台中市二·二八事件的一个群众活动中心，洪炎秋因此遭到牵连被台湾当局撤职，一时，洪家也陷于困境之中，这使张我军不得不更急切地寻求养家糊口的谋生之路。
第八章 桑梓情深
第二节 “云锁雨打”下坎坷郁闷的谋生之路
时值壮年的张我军在台湾光复之后急切地赶回故乡，本想凭着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家乡人民干一番事业。然而，台湾在挣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后，却并未马上变成天朗日丽，而是“云锁雨打”。二·二八事件之后，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台湾人民的控制。迫害、驱逐甚至枪杀进步人士，反动势力猖獗，特务横行。原由陈仪主持的台湾长官公署被撤消，改组为台湾省政府，魏道明出任省主席。在省政府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魏道明就提议作出了撤消由进步人士许寿裳主持的台湾编译馆。许寿裳是鲁迅的挚友，是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他虽无党派，但他是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对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一贯同情和支持。他是1946年6月应陈仪之约由上海飞抵台湾筹建台湾编译馆的。台湾编译馆被撤消，许寿裳应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之聘出任台湾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李何林、李霁野等进步人士也随同许寿裳一起到台大任教。在课堂上继续传授五四新文化和科学民主精神。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节节败退，台湾的政治形势日益严重，特务猖獗，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氛围之中。1948年2月18日深夜，许寿裳在寓所遭到暗杀。这是继李公朴、闻一多之后又一震动全国的血案。当年4月李何林潜至基隆港上船，只身离开台湾。5月，李霁野也离台回到大陆。接下来，参加了许寿裳筹划组织的“中国现代文学讲座”的台大副教授雷石榆也被解聘。不久即以“奸党嫌疑犯”罪名投入监狱达三个月之久，1949年9月被“驱逐出境”。而且，这种政治灾祸竟然直接降临到张我军的家里。1949年4月，二儿子张光直因“涉共嫌疑”，于“四六”事件中，被台北“警备司令部情报处”从家中逮捕。当时，张我军家住台北市延平区甘谷街台湾茶叶同业公会后院的三间平房。那天早晨五六点钟，六个军警闯进张家，勒令张光直把他在北京的好同学温景昆的来信交出，匆忙中没有顾得上详细搜查张光直的房间，只是拿了信件带走了张光直。张光直在北京时受哥哥张光正及一些进步学生的影响，所买的书籍有艾思奇和葛名中的哲学书、华岗的社会史、剪伯赞的《中国通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籍。当时都放在卧室中及两个书桌上面和抽屉里。军警们的车一走，张我军迅即把张光直所存的全部进步书刊转移收藏到了前面茶商公会的办公室桌子抽屉里。三四个月后，待军警特务再来收集“罪证”时只能是空手而归了。张光直无端坐牢一年，经张我军多方托人担保才获释出狱。张我军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愁云苦雨”的高压的政治背景下是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的。他的特长和爱好是文学创作、日语教学和翻译。然而，就文学创作来说，国民党统治当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残酷冷血的‘清共’和‘肃清’行动。其结果，特别使包括大陆籍在内的台湾作家视文学创作为畏途。经过一番‘政治性配套’，来台的第一代作家包办了作家、读者及评论员，在出版界树立了清一色的需给体制，不容外人插入。……台湾文坛几乎都被大陆籍人士把持。即因如此，50年代充斥岛内的作品尽是反映他们这种特殊心态的‘反共’和‘乡愁’的小说、诗歌及戏剧。”白少帆等主编：《现代台湾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9页。在这种情况下，张我军的文学创作之路基本上已被堵死，留给他的空间只有写写游记、鉴赏鉴赏民歌了。就日语教学和翻译来说也都成了明日黄花，不合适宜了。台湾的本土作家也都由日文写作的道路上折回，生涩地学用着国语一步一步地过渡。张我军在谈到老朋友张文环时写道：“在台湾光复以前，他是台湾的中坚作家，做一个文学作家正要步入成熟的境地。就在这当儿，台湾光复了。台湾的光复在民族感情炽烈的他自是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件快心事，然而他的作家生涯却从此搁浅了！一向用日文写惯了作品的他，蓦然如断臂将军，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得不将创作之笔束之高阁。光复以来虽认真学习国文，但是一支创作之笔的练成谈何容易？况且年纪也不轻了，还有数口之家赖他谋生哩。目前他的国文创作之笔已练到什么程度我不大清楚，但是他这几年来所受生活的重压和为停止创作的内心苦闷我则知之甚详。我每一想到这里，便不禁对文环君以至所有和他情形类似的台湾作家寄以十二分的同情！”张我军：《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礼杂笔·玉容憔悴的嘉义》，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66页。这段话可以说是夫子自道，有点同病相怜的味道。张我军文学创作无望，教学和翻译也不成。可以说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其内心的苦闷也是可想而知的。
张我军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