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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均的《弱少民族的悲哀》，是张我军花费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翻译的一组文章。包括《一视同仁》、《内地延长主义》和《〈醇化融合政策〉下的台湾》等篇，连续发表在《台湾民报》105至115号上。当时，台湾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连温卿通过山口小静介绍，认识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菊荣夫妇，并向他提供台湾社会经济实况，而后山川均根据这些资料写成此文，发表在《改造》杂志上。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的张我军读后，深受感动，便用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将其译成中文。文中根据当时的统计和文献资料，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了日本在台湾推行殖民统治的真相。张我军在“译者附记”中写道：“我在翻译之间，一阵阵的悲哀、惭愧和痛快之感，轮流着奔到心头！有许多自己所不知的或知而不详的事——且与咱们全岛民的死活有大关系的事——山川先生却详详细细地在日本第一大的杂志《改造》宣布出来。又有许多自己所不敢说的，或说而不说到痛快的话，山川先生却替咱们痛快地吐露于日本第一有权威的杂志《改造》上面。——虽有一部分被用意周至的台湾官吏削去。我不知读者读了这篇文之后，也感到悲哀、惭愧、痛快否？”张我军：《〈弱少民族的悲哀〉译者附记》，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91页。作为日本的有正义感的人都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表示不满，予以揭露，作为弱小民族自身则更应该尽早觉醒，奋发向上。张我军通过这篇译文再次呼唤台湾民众觉醒。与他一贯关注社会发展，关心台湾和台湾民众命运的社会关怀之心是一致的。
重返北京后，为了贴补家用，张我军做了更多的翻译工作。他经常替一些老留日学生翻译日文书刊。这些人大多不学无术，对日文都是半懂不懂的半瓶醋，但是他们却有着很好的社会关系，他们用低价购买张我军的译作，以自己的名义把译文以高价卖给出版社，从而获得名利双收的好处。据张我军的好友洪炎秋先生回忆，后来在南京政府当汉奸的陈彬和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洪炎秋：《怀才不遇的张我军兄》，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3页。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期间；张我军逐渐结识了在该校任教的周作人、钱稻孙等日文日语大家；在他们的引介之下，张我军逐渐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在杂志和副刊上发表翻译作品，有时甚至能够成册出版，逐渐以精通日文而为人所知。据台湾的史料学家秦贤次先生的调查，张我军在《语丝》上发表作品比著名作家沈从文还要早上四个月。
1929年6月张我军由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七届国文系毕业。与他同时毕业的同学还有：图书馆学家王重民（有三），新文学史家贺凯（文玉），历史学家刘汝霖（泽民）等三位先生。因张我军有精通日文日语的特长，毕业后即被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留校教授日语；同时还先后兼任了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大学和朝阳大学等其他几所大学的日语教师。此时；张我军的家从宣外搬到了北京西单察院胡同47号（现为10号）。这是一座极普通的小四合院，两间南房住家人，两间北房被张我军利用起来在家里开设了日语补习班。在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的记忆中，每当家中的日语补习班上课的时候，他家的小院里停满了学生骑来的自行车，教室里一片琅琅的读书声。张我军的日语补习班办得十分红火，他的讲授耐心细致，效果很好，学生们都觉得比在学校里由某些老师正规上课的收获还要大，因此来上补习班的人越来越多。在张我军补习班的众多学生中比较知名的有雷季尚（1935年前后任北京市社会局局长）、甄梦笔（后改名甄华，山西平定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北平大学读书，后来赴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留学，日本投降后在北平城郊中共北平市委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副院长、兰州大学副校长、山西大学校长等职）、成舍我（曾经创办北京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北平沦陷前任《世界日报》社社长）。多年以后，甄梦笔在给张我军长子张光正的信中回忆了他在补习班上课时的情景：“我在北平上学时，为了多学点儿外文，就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自学日文、俄文，最初学日文是向别人学习，打下了初步基础。为了进一步学习，曾向张我军老师学习。那时我经常到他家中，他们很热情地接待我，爱心地教育我，使我在三个方面得到教益：一、他教学认真，除排计划教学外，我还随时向他提出一些问题，他都能不厌其烦地指教我；二、我能用字典看书了，还想较快学习翻译日文，他借给了我很多书籍，我从书中看过了一篇文艺理论的文章，就连续翻译出来，在北平《晨报》上发表，较快地提高了翻译水平；三、他的教课内容，有一部分是讲马列主义哲学，他促进了我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的积极性。由于他的教育和帮助，也为我后来留学日本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回忆道：“讲哲学的内容，是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我对这门课很感兴趣，听时认真，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我就向他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一一解答。以后我去自学其他日语书籍时，也从他那里借到，我借什么书，他就给我什么书，我用多长时间都行，你父亲为人诚恳、热情、耐心，给了我很多帮助。他向我谈过一些日本的问题，也鼓励我到日本留学。”甄华：《甄华致何标涵》，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40—43页。张我军对教学认真负责的态度，几十年以后仍然能够给学生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日语补习班在当时大受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这时开始；张我军开始大量翻译日语文章和著作；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文学类：
丰岛与志雄原作《创作家的态度》（译文，上海《北新半月刊》3卷10期）
有岛武郎《生活与文学》（译著，1929年6月上海北新书局）
叶山嘉树《洋灰桶里的一封信》（译文，上海《语丝》周刊5卷28期）
丘浅次郎《烦闷与自由》（译著，1929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
叶山嘉树《樱花时节》（译文，上海《北新半月刊》3卷16期）
谷崎润一郎《小小的王国》（译文，上海《东方杂志》27卷4期）
高桥祯二《文学研究法——最近德国文艺学诸倾向》（译文，上海《小说月报》21卷6期）
宫岛新三郎《现代日本文学评论》（译著，1930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
叶山嘉树小说集《卖淫妇》（译著，1930年12月北新书局）
千叶龟雄《现代世界文学大纲》（译著，1930上海神州国光社）
《俄国批评文学之研究》（连载于北平《文艺战线》周刊1—15期）
夏目漱石《文学论》（译著，1931年11月上海神州国光社）
平林初之辅《法国自然派的文学批评》（译文，上海《读书》月刊2卷9期）
《俄国近代文学》（译著，1932年北平人文书店）
《法国现实自然派小说》（译文，上海《读书》月刊3卷2期）
前田河广一郎剧本《黑暗》（译文，北京《文艺月报》1卷2期）
青野季吉《政治与文艺》（译文，北京《文史》双月刊创刊号）
① 社会科学类：
和田恒谦三《社会学概论》（译著，1929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
西村真次《人类学泛论》（译著，1931年3月上海神州国光社）
滨田耕作《自考古学上观察东西文明之黎明》（译文，北京《辅仁杂志》2卷2期）
今中次磨《法西斯主义运动篇》（译著1933年2月北平人文书店）
山川均《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译著，1933年2月北平青年书店）
饭田茂三郎《中国人口问题研究》（译著，与洪炎秋合译1934年10月北平人文书店）
长野郎《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译著，1934年上海神州国光社）
② 自然科学类：
正木不如丘《人性医学》（译著，1932年7月北平人文书店）
作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张我军对于文学始终保持着极大的兴趣，他的译著中以文学类居多。首先应该提到的就是他于1931年11月翻译出版的夏目漱石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学论》，这是张我军在翻译方面真正的成名之作。据张我军的好友苏芗雨先生说：“为求学，为养家，他开始翻译工作，经某著名日本文学者的介绍，翻译了日本夏目漱石氏著《文学论》在某书店出版，中国出版界之认识他，从这部翻译开始。”苏芗雨：《怀念张我军先生》，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9页。夏目漱石是日本昭和初期兼备文人、学者两种气质的文学泰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的《文学论》是代表他学术上的成就的著作，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文学进行了研究。夏目本人说：“余誓欲心理地考察文学以有何必要而生于此世，而发达，而颓废，余誓欲社会地究明文学以有何必要而存在，而隆兴，而衰灭也。”这部著作是当时日本文学界的权威性著作，有很大的影响。张我军把这部著作翻译出来以后，周作人为这部译著写了序言，他除了对这部著作进行了介绍之外，还专门提到：“中国近来对于文学的理论方面似很注重，张君把这部名著译成汉文，这劳力是很值得感谢的，而况又是夏目的著作，故予虽于文学少所知，亦乐为之序也。”周作人：《张我军译〈文学论〉序》，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39页。对于张我军这部译著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张我军也由此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张我军早在1929年就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的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的《生活与文学》一书。在这部书的译者序中，张我军首先肯定了有岛武郎是现代日本文坛上首屈一指的作家，有着牢不可动的地位。然后向读者说明了他个人对文学理论的看法：“我平时有一种脾气，文学理论家的文学论，总不大好读；如果他同时又是一个作家，那自然作为别论。我所好读的，是作家的文学论，因为他们才能指示我们以文学的真物故也。我们平常读了许多所谓文学概论之类，但是我们从那里所得到，只是定义的暗记而已；至于文学其物的真相，却还是茫然。然而作家的文学论之类，我们读过之后，虽然是片断，却是比较地可以摸着文学的面目的。这理由很明白，因为理论家的文学论是站在文学之宫的门外估价的，而作家却是从文学之宫的室内叫出来的啊。”张我军：《〈生活与文学〉译者序》，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96页。这种见解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作家从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得到的心得体会是值得我们的注意的。张我军的这种选译标准是有眼光的。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是他翻译夏目的《文学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张我军还关注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学发展状况，也通过日语文章转译过来，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如，千岛龟雄等著《现代世界文学大纲》，是从东京新潮社《世界文学讲座》中的“现代世界文学篇”的“概况”部分译出的，还有高桥祯二著的《文学研究法——最近德国文艺学诸倾向》、平林初之辅《法国自然派的文学批评》以及《法国现实主义小说》、《俄国文学批评之研究》、《俄国近代文学》等译著、译作，这些和宫岛新三郎著的《现代日本文学评论》等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最初论述外国文学的中译本。张我军的引介之功是不可泯灭的。
在翻译文学作品方面，这一时期张我军对日本无产派的作家叶山嘉树情有独钟，先是翻译出了他的小说《洋灰桶里的一封信》以及《樱花时节》，后来又翻译了他的11篇短篇小说，集成了小说集《卖淫妇》一书，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关于叶山嘉树，张我军在叶山嘉树的小传里曾经写道：“今年即1929年。春间，偶然在北平的日本书肆，看见了一本小册子《没有劳动者的船》，因为我正在注意日本的无产派文学，看了这个题目，马上就从书架上抽出来翻看了。在目录上看出了《洋灰桶里的一封信》时，我的心一时跳起来了。一如见了没有见过面的恋人。过几天我又得到了改造社出版的《新选叶山嘉树集》，就在这本集子里，我完全认识了叶山嘉树，我在这里，满足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欣赏欲。老实说，历来的文学作品，能像叶山氏的作品这样使我感到欣赏的快意的，还是没有遇见过。”张我军：《〈卖淫妇〉作者叶山嘉树小传》，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46页。作为日本的无产派作家，叶山嘉树曾经多次被捕入狱，在逆境中开始小说创作，《卖淫妇》是他的成名之作，《洋灰桶里的一封信》等作品也一度在日本文坛引起反响，可见张我军是一直关注国内外的文坛发展动向，对于文坛的发展方向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张我军开始了与日本作家的最初交往。张我军与叶山嘉树通信探讨问题；并向叶山氏索取自传；叶山嘉树欣然应允，给张我军寄来了自己的小传。张我军把其翻译成中文以后，予以发表。后来张我军与日本作家有了更多的交往。
这一时期张我军翻译的社会学著作也是很多的。这其中既有着大的社会时代背景的原因，也有张我军个人的原因。1929年，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许多帝国主义国家陷入困境，为了转嫁危机而挑起了与别国的矛盾，世界局势十分紧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受压迫的人们的革命斗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