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余，他的心中也是万分紧张，他心目中鲁迅先生是一位十分严厉、难以接近的人，因为鲁迅先生文章的思想是那么深刻，鲁迅先生的战斗锋芒是那么犀利。
其实，张我军的紧张是没有必要的。鲁迅先生一直都是青年的良师益友。鲁迅先生早年一直信奉进化论，认为将来一定好于现在，青年也一定会胜过老年。因此他对青年十分器重，对青年的培养一直是不遗余力的。他通过创办文学刊物，发现、培养和团结了大批青年。在鲁迅先生创办的文学刊物中有好几个是和青年合办的，如1925年创刊的《莽原》杂志，就是鲁迅先生与狂飙社的高长虹、高歌、向培良等及未名社的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等青年作家合办的。在编辑刊物的过程中，鲁迅先生也十分注意对青年的发现和扶持，在处理青年的来稿时十分仔细认真，只要是可用的，总是千方百计予以发表，即使不适合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也要想办法介绍到别的刊物上去。青年请他帮忙看稿、改稿或是向他请教问题，他都毫不拒绝，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即使是在鲁迅先生与有些青年发生了不愉快、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以后，他对青年仍然抱有很大的希望，对可造之才给予无私的帮助。在女师大学潮中，鲁迅先生始终与进步学生一起战斗在第一线，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先生又不顾自己的危险，尽力声援青年学生，猛烈抨击反动的军阀政府。不过，初次拜见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张我军还是有些紧张地站在门前，等待着即将开始的会面。
敲门声响过之后不久，院里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瘦小和蔼的鲁迅先生亲自打开了院门，张我军忙恭恭敬敬地向鲁迅先生介绍自己。鲁迅先生面带笑容，把他领进了被称作“老虎尾巴”的地方，这里是鲁迅先生的书房兼卧室。张我军首先双手捧上四本《台湾民报》，鲁迅先生接过来，请他在椅子上坐下，并给他倒了一杯茶，亲切地询问他在北京的学习、生活情况，并表示如果有什么困难他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张我军被鲁迅先生和蔼可亲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拘谨之态逐渐消失。他问候了鲁迅先生之后，就详细地向鲁迅先生汇报了自己目前的状况。随着谈话的进行，张我军把话题转到了有关台湾和中国的革命的问题上来。因为他热切地希望见到鲁迅先生就是要向他请教这些问题，而不仅仅是倾诉个人的悲欢。他首先向鲁迅先生汇报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状况，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鲁迅先生也谈了自己的看法，给张我军以指导，解答他的疑惑。张我军惊异于鲁迅先生思想的博大精深，深感受益匪浅。当他们的谈话转到了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的问题，张我军的心情逐渐变得沉痛起来。他详细地介绍了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诉说了台湾人民身受的压榨欺凌，以及台湾人民对于祖国大陆的思念。希望祖国能够早日革命成功，强大起来，能够让台湾尽快回到祖国的怀抱。可是现实是那么地让人失望，“中国人似乎都忘记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而身为日本人的山川均却写了文章，揭露了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他已经把这些文章翻译出来了，登在《台湾民报》上，在他拿给鲁迅先生的这四本中就有这些文章。听到这里，鲁迅先生和蔼、慈祥、面带笑容的脸逐渐变得凝重起来。实事求是地讲，鲁迅先生对台湾也有一定的陌生感，对台湾的问题有所忽略。听了张我军的介绍之后，鲁迅先生深受震动，他拿起《台湾民报》翻阅着，仿佛受了创伤一样，一阵酸楚涌上心头。看完之后，他点燃一枝烟，靠在躺椅上沉思了许久，才缓缓地说：“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鲁迅先生还想再说些什么，可是，一贯关心弱小民族解放的他，却被本国这个偌大的民族也有着“弱小民族的悲哀”而深深地刺痛了，陷入了沉思之中，终于没有再说什么。张我军见状，不好意思再打扰鲁迅先生，就起身告辞了。鲁迅先生送他出门，但仍然没有从沉思与创痛中解脱出来，这件事给鲁迅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晚他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11日，昙，午后晴。钦文来。寄季市信。寄张我军信。下午往公园。寄半农信并朋其稿。夜遇安来。张我军来并赠《台湾民报》四本。”《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1—612页。张我军怀着与鲁迅先生同样的悲愤之情回到了家中，他被鲁迅先生的言谈感动了。同时，在他胸中也饱含着见到鲁迅这位伟大人物的激动之情，他不顾时间已晚，向吴先生详细讲述了这次见面的经过，同样有着深深的爱国心的吴先生也为此唏嘘不已。这次与鲁迅先生见面成了张我军永远也难忘记的一幕，终生留在了张我军的脑海里。
鲁迅先生也同样没有忘记这件事。这个时期正是鲁迅先生的思想、生活发生重大改变的时期，在这次与张我军见面之后不久，按照原定计划鲁迅先生于8月26日离开北京，经上海来到厦门大学任教，这里也是张我军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距离祖国的宝岛台湾只隔着一条窄窄的海峡。在这里，鲁迅先生对台湾的陌生感消失了。当时厦门大学的教职员宿舍还没有修建齐备，鲁迅先生就暂时住在学校的生物馆三楼东南靠海的国学院陈列室里。生物馆建在海边的小山岗上，视野开阔，极目望去，可以隐约地看到远处的大担、小担两岛和南太武山，也能看到对面鼓浪屿的美丽风光，背后则有著名的不老峰，山下有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南普陀寺，在生物馆的东北面还屹立着民族英雄郑成功建造的城堡，连接着磐石炮台和镇北关，蜿蜒起伏，雄伟壮观。初到这里时，一位同事就向他介绍了这些美丽的景色，并告诉他这些景色春秋早暮都有不同。可是鲁迅先生对那些自然景观并不感兴趣，反而对郑成功留下的遗迹充满了感慨。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但好几天，却忘不掉郑成功的遗迹。离我的住所不远就有一道城墙，据说便是他筑的……然而郑成功的城却很寂寞，听说城脚的沙，还被人盗运去卖给对面鼓浪屿的谁，快要危及城基了。”《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9—400页。鲁迅先生的心情是沉重的，他看到这些遗迹，不禁想起了当年郑成功率兵驱逐外来侵略者收复宝岛台湾的激动人心的场景，想起了不久以前和台湾青年张我军的会见，想起了目前正在日本殖民者的铁蹄下惨遭蹂躏的台湾……这时他对张我军的悲愤的心情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同，对于张我军的热爱祖国关心台湾的优秀青年也更加赞赏。
四个月后鲁迅先生离开厦门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在这里他应邀为另一位台湾青年张秀哲翻译的《国际劳动问题》一书写序言，这又引起了他的深思，他以十分沉重的笔调回忆了在北京和张我军会见这件事：“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权”系“军”之笔误。，听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中国人似乎都忘记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他是一个台湾青年。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但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5页。借这个机会表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更不乏对张我军这样的爱国青年的赞赏之意。只是由于从这时开始鲁迅先生已经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涯，不久他就到上海了，也就没有机会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了。
1929年鲁迅先生回北平探望年迈的母亲，同时也应邀作了几次演讲，会见了不少友人和文艺青年。张我军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于6月1日再次去拜见自己敬仰、热爱的鲁迅先生。可惜这次鲁迅先生没有见他。在这天的日记中鲁迅先生写道：“一日晴。上午寄小峰信。寄广平信。张我军来，未见……”《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66页。对于张我军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失去了一次难得的亲聆教诲的机会。有学者分析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张我军此时已经是周作人的学生，与周作人有着比较密切的往来，而鲁迅先生与周作人失和多年，为了避免误会就没有见张我军这个本来他十分欣赏的青年。在这里我们无意于纠缠、辨析鲁迅先生与周作人之间的是是非非，只是为鲁迅先生与张我军没能再次见面畅谈而感到深深的遗憾。但是，张我军并没有由此而消沉，在今后的岁月中，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他的确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真心爱国的台湾优秀青年。
第六章 日语教学与译介活动
第一节 日语教学与译介活动
板桥公学的六年学习为张我军打下了深厚的日文日语基础。早在1923年7月他第一次用日文写了《排日政策在华南》。在台湾担任《台湾民报》编辑期间时他翻译了七篇日语文章。分别是：
① 《农民问题二件》（发表于《台湾民报》3卷9期）
② 宫岛与相田《宗教的革命家甘地》（发表于《台湾民报》3卷18期59—73号并附译者附言）
③ 安部矶雄《贞操是“全灵的”之爱》（发表于《台湾民报》60号并附译者附言）
④ 安部矶雄《大婚二十五年御下赐金和殖民地的教化事业》（发表于《台湾民报》62号）
⑤ 米田实《中国的国权恢复问题》（发表于《台湾民报》66—71号）
⑥ 武者小路实笃《爱欲》（发表于《台湾民报》94—95号并附译者附言）
⑦ 山川均《弱少民族的悲哀》（发表于《台湾民报》105—115号并附译者附言）
《农民问题二件》，原刊于《大阪朝日新闻》的“台湾琐言”中。众所周知，台湾殖民当局对于台湾的资源进行了残酷的大肆掠夺，使台湾人民深受其苦。蔗糖是日本殖民者所要大肆掠夺的重要资源之一。为了对抗台湾殖民者的掠夺压榨，1925年，台湾的农民成立“蔗农组合”，与日本的制糖公司相抗衡。当时《大阪朝日新闻》的“台湾琐言”指责殖民当局“把原因是自家的错搁在一边，而攻击将这指摘出来的人之非的，说农民的自觉是只靠着煽动家之手才能出现的，这样解说岂非错误吗”？因为“台湾也已经不能永远地继续那由农民的无智而来的泰平了”。张我军对此深有同感，以《农民问题二件》为题，将这篇文章译出发表。
《宗教的革命家甘地》是从宫岛氏和相田氏合著的《改造思想十二讲》中摘译出来的。印度的圣雄甘地以坚持印度的传统文化来对抗英国的殖民文化而享誉盛名。张我军翻译发表此文的目的在于呼唤受到日本殖民者压迫的台湾人民向印度的圣雄甘地学习，坚决抵制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和文化教育上的同化政策。
安部矶雄的《贞操是“全灵的”之爱》，主张婚姻与贞操都应排除男女不平等的旧观念，当时台湾新文学倡导者正在不遗余力地反对封建旧道德，所以张我军对此文深表赞同，把它翻译发表出来，并为这篇文章写了译者附言。认为“再婚、离婚的人，是极悲苦可怜的人。失了偶的人再婚，失了爱的人离婚，倘本人有这种意志，是不容第二者去咒骂他、攻击他的，因为这是这一班可怜的人的惟一的生路。不过在未解除夫妇关系之前，要绝对保守贞操”张我军：《〈贞操是“全灵的”之爱〉译者附言》，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79页。。持论公正合理，给读者以正确的指导。
安部矶雄的论文《大婚二十五年御下赐金和殖民地的教化事业》，旨在揭露日本殖民政府当局对台湾实行的不平等的教育政策。对殖民当局在台湾设立专供在台日本儿童上学的“小学校”和专供台湾本地儿童上学的“公学校”，且两者在各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和极不平等的待遇进行了抨击。安部矶雄严厉指责了日本当权者所说的“如果授台湾人以中等、高等教育，还有谁耕作米和砂糖”？认为这是使“台湾人只须使其劳动，而榨取之就够了的旧式的封建思想”。批评了殖民当局只图最大限度地榨取台湾资源，却阻挠台湾人民接受正常的教育，阻碍台湾人民的发展。张我军翻译发表这篇文章，体现了对于台湾的深切关怀，希望台湾人民能够觉醒，获得正常的发展途径，用意可谓深远。
米田实的《中国国权的恢复问题》，主要是向台湾民众介绍被日本当局封锁了的中国实情。当时中国社会一片黑暗，在列强的欺压下，存在关税流失、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和租界等问题，以及中国的工人、学生为争取恢复国权举行的抗议和罢工斗争。日本殖民当局为了蒙蔽台湾人民，稳定殖民统治，对这些情况刻意进行隐瞒。张我军的这篇文章使台湾人民能够了解到祖国大陆发生的事情，起到了沟通两岸的情况的桥梁作用。
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爱欲》，共四幕，原登在日本《改造》杂志新年号。是张我军这一时期所翻译的七篇文章中惟一的一篇文学作品。张我军在《〈爱欲〉译者引言》中，援引正宗白鸟、藤森淳三、宇野浩二、广津和郎等多位日本作家对这篇作品的高度评价，希望台湾同胞“能平心静气地和这篇大作接触”。从中不难看出张我军虽然在这一时期较多地翻译了社会学的文章，但是他对文学的兴趣始终没有减少。同时也希望台湾同胞能够关注优秀的文艺作品，进而在思想上能够有所觉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