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西还》、《蕙的风》、《雪朝》、《繁星》、《将来之花园》和《旧梦》；短篇小说集有：《呐喊》、《沉沦》、《玄武湖之秋》、《蔓萝集》、《超人》、《小说汇刊》、《火灾》、《隔膜》等等。此外，还向读者推荐了新文学期刊《创造周报》、《创造季刊》和《小说月报》。
与此同时，张我军还写了《文学革命运动以来》一文，发表在《台湾民报》的3卷6至10号上，引介了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的一节，目的是“欲使台湾人用最简捷的方法来明白文学革命运动的经过”。而张我军《诗体的解放》一文发表在1925年3月1日至5月3日3卷7、8、9号《台湾民报》，也在催促台湾新诗坛“开放几朵灿烂的鲜花”。
三、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张我军认为“诗差不多就是文学的全部，文学的精髓是诗”张我军：《诗体的解放》，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0页。。在审视了台湾旧文学界之后，他发现“台湾的文学，除诗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种的文学了。如小说、戏曲等不曾看见，所以现在台湾差不多诗就是文学，文学就是诗了”张我军：《糟糕的台湾文学界》，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7页。。依据这种实际情况，张我军在讲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时，主要着眼于诗。张我军认为旧诗人“一味地在技巧上弄功夫，甚至造出许多的形式来束缚说话的自由。他们因为太看重了技巧和形式，所以把内容疏忽去，即使不全疏忽去，也把内容看得比技巧和形式低”。于是，“流弊所致”，写出来的都是些“有形无骨，似是而非”的击钵吟一类的诗。张我军：《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23页。因此，张我军向台湾旧文学界开炮，目标一开始就对准了旧诗人。为了净化台湾文坛，有力地推动新文学，他一方面指出旧诗人的错误，一方面强调“新旧文学的分别不是仅在白话与文言，是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张我军：《揭破闷葫芦》，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28页。针对诗的创作，他提出了建设性的理论。
首先，在内容方面，他强调诗要有“彻底的人生观以示人”，有“真挚的感情以动人”。
在《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一文中，张我军指出：“诗，和其他一切文学作品的好坏，不是在字句声调之间，乃是在有没有彻底的人生观和真挚的感情。……没有好的内容，只在技巧上弄功夫，这样弄出来的作品，若功夫愈老练，则作品也随之而愈坏。”他列举了德国诗人歌德以及中国古代的朱熹等人的诗论，来说明诗是要“有所感于心，而不能自已，所以自然而然地写出来，决不是故意勉强去找诗来做的”。张我军：《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24页。
其实在此之前，张我军就强调过这两方面的重要性。他在阐释胡适的“八不主义”时说：“情感是文学的生命，思想是文学的血液，文学而没有情感、没有思想，则如人之没有性命，没有血液。没有生命、没有血液的人，从根本上已失掉其做人的资格了。没有情感，没有思想的文学，也从根本上失掉其为文学的资格了。所以说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学，是必然的事。”由此可见，首先，张我军认为内容是诗的第一要义。
另外，在《诗体的解放》一文中，张我军针对诗的本质，提出自己的见解：
有人说诗是由着急迫的节奏的人生的表现；有人说诗是将感情最率直地、最单纯地、最直接地表现出来的；生田春月氏又说他的诗只是他的眼泪，他的叹息，他的微笑，他的哄笑，他的欢呼。我想我自己的诗是苦闷的象征。……诗是以感情为性命的，感情差不多就是诗的全部。
这些都是说诗要有真挚的感情，必须有感于心，才能发之为声。
至于彻底的人生观，则是指要有“高洁的思想”，要自由地表现时代精神和地方色彩；不能满足于模仿。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色彩，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个性”。所以有志文学的人要“磨练创造之力”，要关注社会、反映时代和人生。
其次，在形式方面，张我军认为除了好的内容，再加上“洗炼的表现的功夫——技巧”，就是“再好没有的了”。
然而因为台湾旧文人过于注重形式技巧，“执迷着死守着已成的法则形式，奉先人偶定的形式法则为天经地义，实不知他人已定的形式只是自己的监狱。他们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驱入监狱里头，故不能自由奔放，自由表现，而且久而久之，遂变作一种习惯牢不可破”张我军：《诗体的解放》，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8页。。因此他主张诗体的解放，认为“旧诗有许多的限制、规则、束缚，而背文学的原理”张我军：《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25页。。
在《诗体的解放》一文中，张我军“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认为“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诗体的解放并不是从天外飞来的思想，乃是从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这就肯定了诗体解放和以新诗代替旧诗的必然性。同时指出“韵律（或节奏）”，“差不多是诗的全部”。其中，平仄法、押韵法、音数律这三种属于形式韵律，“是人为的、传统的、非个性的”，限制过严、束缚过紧，因此“近代来已不流行了”。至于第四种“内在律（内容律或心律）”则是发自诗人生命，“依靠从自己的心脏的呼吸生出来的韵律”；“是诗人的呼吸其物，是诗人的生命、血肉其物，而且是不能和诗的内容——思想感情相分离的”。简言之，内容律就是思想感情的“醇直的表现”，“是从内心响出来的音乐”，是随着“情感的波动之表出于外的”；“如果要求好诗真诗，即不可不排除一切形式的束缚而使内在的律能充分地表露出来”。由此看来，在这四律中，张我军是最看重内容律的，因为“韵律非是随便自外部附加的机械的东西”，而应是“所谓心弦”的东西。这不仅突出了思想感情在新诗中的主导地位，更说明了新诗内容与技巧（节奏）互为表里的辩证关系。
就文学的内容和形式这两方面来看，张我军虽强调内容，但也不轻视形式。如果说内容是文学的灵魂，那么形式就是使灵魂得以展现的躯壳。他曾在《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一文中，形象地说明了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依存关系：
诗，和其他一切文学作品的好坏，不是在字句声调之间，乃是在有没有彻底的人生观和真挚的感情。所谓字句声调，乃是技巧上的功夫。不消说，技巧也是不可全缺的。……然而有了彻底的人生观和真挚的感情——内容，若更有洗练的表现的功夫——技巧，这是再好没有的了。好的内容如美人，技巧如脂粉、如美丽的衣裳。美人虽淡妆素服，亦自有其美观。然若加以适当的脂粉和美丽的衣裳，则愈显得其美。……文学有内容而更有技巧，其作品便愈加上动人的魔力。
在《诗体的解放》中，他又将这种对诗的理念浓缩为简明扼要的公式：
高潮的感情 ＋ 醇直的表现 = 紧迫的节奏 = 诗
而后解释说：“感情若只在心里高潮而没有把它表现——醇直的表现——出来，还不成为诗。所以有了高潮的感情更醇直地把它表现出来，便自然而然的有紧迫的节奏，便是诗了。”
总体而言，张我军强调思想感情和人生观对诗的重要性，是出于与旧诗战斗之需要，“以打破击钵吟唯形式主义的弊端，击中击钵吟没有感情之病灶”古继堂：《台湾新诗发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他深刻地洞察到文学与时代、社会的密切关系，要求语言形式摆脱束缚，循自然节奏的方向走。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关系上，他突出内容的决定性作用，强调思想情感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根本性的因素。虽然，张我军还不能有一套系统的诗学理论，但在新旧文学交替之初，能够揭示某些具有本质的特征，这“在同期的台湾作家中尚属第一人”，是相当具有建树性的贡献刘登翰等编：《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00页。。他的这些理论主要是针对台湾文坛现状而言，因此多以诗歌为例来说，其实像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关系的阐述，同样适用于其他文学文体的创作。
必须说明的是，张我军的这些新诗理论虽然主要是承自胡适，但他结合台湾文坛的具体情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因此比胡适走得更远一些。
张我军对诗歌理论的探讨，在台湾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继张我军之后，张绍贤、自我生、杨云萍、陈虚谷等人也都纷纷著文，对诗的形式与内容做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例如陈虚谷强调诗的感情与想象，杨云萍认为诗的押韵必须以音乐性为前提，这些理论论述都丰富了台湾诗论的建设。不过由于张我军在1926年下半年就离开了台湾，且从此再没有新诗作发表，到了大陆之后，也没有进一步的诗论探讨，因此他的诗论只是初探而没有深入下去。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台湾新文学的“导路小卒”，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开拓的使命。现时的价值认定与后世的史的评价往往不相一致，就张我军而言，虽然他的文学理论多是缘自大陆新文学运动既有的成绩，但其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导路之功，却是其他人所不能替代的。
第四章《台湾民报》时期的张我军（二）——台湾新文学建设的“导路小卒”
第二节 文学创作实践
台湾文学界在张我军等新文学运动倡导者的推动下，发生了一场全方位的文学理念的变革。就整体而言，是理论先行，即先有舆论倡导，再有创作实绩。理论建设的成绩显著，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新文学发展的格局和方向，其本身也构成新文学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语言建设对于文学，所带来的是工具的选择和工具的解放的同时实现。当新文学倡导者认定旧文学为旧文化的载道之具而对其发动革命之际，文学本身就已经成了被解放的对象。新文学正是在这种“解放”中迸发了活力和朝气。至于它作为新的载道工具被选择，这本身也为它提供了赖以孕育、生长的土壤和机会，并引发出一个盛况空前的创作高潮。而作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始作俑者”，张我军成为这盛况空前的创作高潮的弄潮儿，而且成绩斐然。
1925年12月28日，张我军在台湾结集出版了《乱都之恋》，收入抒情诗五十五首。这是台湾新诗创作的第一个结集，是台湾新文学萌芽期的奠基性作品。这部诗集完整地记录了张我军恋情的心路历程，是一部自传性很强的作品；同时也是张我军恋爱观的宣示，表现出一个青年对真挚恋情的自觉追求。诗作以当时军阀混战（直奉战争）、人心惶惶的北京城即所谓“乱都”为背景，在种种热恋、相思、伤别、盼聚等情思的抒写中，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憎恨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诗的形式自由无拘，语言鲜活流畅，思想感情真挚热烈，是他所倡导的高潮的感情与醇直的表现的完美结合。这部《乱都之恋》，不仅是张我军所倡导的新诗创作理论最有力的明证；更为台湾新文学萌芽期的新诗创作提供了样板，起了示范的作用，对台湾新诗的开创之功不可泯灭。
张我军的小说创作有《买彩票》（1926年）、《白太太的哀史》（1927年）、《诱惑》（1929年）三篇，数量不多，篇幅不长，表现出台湾新文学草创期以短篇居多的特性。他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中强调：“我们做诗做文，要紧的是能将自己的耳目所亲闻亲见，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个个自己铸词来形容描写，以求不失真，而求能达状物写意的目的。”这三篇小说多取材于他所经历的北京生活，与他同期的台湾作家却大都直接描写台湾的社会现实，因此，相形之下，他在小说题材的选择上，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除此之外，《台湾民报》期间，张我军还发表了大量的随感录、政论等文章，表达对台湾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等方面的思考与见解。这些文章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政论
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张我军的“趣味是在文学”，因此“平素极不愿意谈及政治，何况去评论政治”。“然而人生在社会上——在存在着国家的社会上——日日都不得不受政治的干涉，就是你不找政治，政治也要来找你。所以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偶谈一谈政治。”张我军：《危哉台湾的前途》，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33页。本着这种立场，张我军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针对当时的政治问题提出看法，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主要文章有《排日政策在华南》、《田川先生与台湾议会》、《时事短评》、《伊泽新总督的训示》、《随感录》、《看了警察展览会之后》、《危哉台湾的前途》、《台湾闲话》等。
1。 抨击日殖政府，呼吁民族自治
日本殖民政府统治台湾的方针，是以其本身利益为目的，“历来的总督，都以少数的内地（日本）人为统治的对象，置多数的台湾人的利益于不顾”张我军：《伊泽新总督的训示》，《台湾民报》3卷5号1925年2月。。他们上任之初，都冠冕堂皇地声称：“欲为三百八十万的全部岛民谋幸福，欲尽量地听纳民意。”张我军：《危哉台湾的前途》，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