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9月第1版，第15页。
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在精致层面——思想、道德、伦理、哲学等——的凝聚，是对人类精神状态的一种把握、表现。它在精神的王国里追索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使人类得到精神皈依的启示，找到心灵的家园。
“家园”综合了家与故乡的双重含义。家是人所不能缺少的，故乡则是人永远难以忘怀的。没有家，人就失去了归依，没有寄托，终生飘零、孤独、寂寞，家是人委屈、彷徨、伤怀时惟一的避风港，是受惊吓时能够想到的地方，所以，人历经万险、受尽艰难，总想“有个家”。故乡则是人童年的摇篮，是亲情的发祥地，充满着父母亲友的抚育和关爱，因此，不论身在何方，魂牵梦绕的都是故乡的情、故乡的魂。无论一个人声名显赫也好，潦倒落魄也罢，心心念念的是“落叶归根”。可能现实中的故乡是贫穷的、落后的，但在心灵的深处，它却是一首童年的歌谣，是一首母亲哼唱的摇篮曲。充满着甜美与温馨。因此，对于人来说，家园是永恒的诱惑，是浪迹天涯的游子梦寐的归宿。
在这个家园中，人们可以超越物质领域的现世界，达到自由的精神所向往、叩问和追寻的彼岸。因此，漂泊已久的浪子，最终还是能够冲破重重束缚，呼喊出“我要回来”的渴望。“日据时期的台湾政治运动者，由于在殖民体制下不能获得充分表达言论的自由，因此，文学道路自然就成为抒发心声的途径之一。”同②，第17页。文学可以给人情感的亲切抚慰与心灵皈依的启迪。文人以文学的形式传达出人们共同的情感体验和精神向度，并以此唤起人们同样刻骨铭心的体会，获得精神上的抚慰和愉悦。因此，在文学的境界里，人们感到“就像在家里一样”，充满着皈依的温馨与实在。
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被迫割让，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家园情结也因此格外鲜明。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以“故国意识”和“家园情结”为特征的“台湾文学性格”。
台湾新文学的民族意识铿锵高昂，作品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渴望祖国的神韵。旧文学虽也致力于保存民族文化、反抗日本统治，但其旧文学封建、守旧的性质，决定了它民族意识的局限性和软弱性，远不及新文学的坚决与开阔。但不论怎样，台湾文学中母语的顽强保留，不仅是对日本强制同化教育政策的反抗，更折射出民族文学意识的光芒。日本殖民统治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灭绝汉民族文化，使台湾全面纳入日本的体制当中。面对这种压迫和同化，“故国意识”和“家园情结”就支持着台湾文学的民族意识，与异族的侵吞相抗衡，有力地摧毁了日本殖民统治者企图使台湾人民忘祖的险恶用心。
因此，张我军基于历史情感、爱国情怀和台湾受异族统治的悲愤心情，坚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观点，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王诗琅对此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在日据时代，大家最后的目标还是想和整个中国的文学界结合，如张我军之所以要提倡白话文，就是希望台湾文学要追随大陆的白话文学才不会脱离。茅汉：《黑色青年与台湾文学》，《文季》1卷4期，1983年11月版，第42页。
张我军的批判旧文学主张新文学，并不是要台湾同胞弃绝汉文，而是希望台湾文学追随世界文学的潮流，与祖国大陆的新文学潮流相结合；并通过新文学运动，使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的社会、政治、经济、学术、文学及思想，最终填平这鸿沟。
在张我军看来，台湾文学既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就应当循五四之路发展，以跟上世界文艺思潮。他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中指出：“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所以时代有变迁、有进化，则文学也因之而变迁、而进化。”在《诗体的解放》一文中指出：“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便可以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接着他论述了中国诗体的四次解放，并得出结论说：“这种解放似乎很激烈，但其实是自然趋势。自然趋势逐渐实现，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那便是自然进化。自然趋势有时被人类的习惯性、守旧性所阻碍，到了该实现的时候而不实现，必须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它的实现那便是革命了。”张我军：《诗体的解放》，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9页。在《随感录·糟糕的台湾文人》一文中再次指出：“历史告诉我们说，我们今日的文明是自古变迁进化而成的，倘没有变迁进化，如何有今日之文明？生物学者告诉我们说，人猿同祖。你扬古抑今，情愿守古的人，那么你何不如猿类用四蹄在地上匍行？”张我军：《随感录·糟糕的台湾文人》，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64页。此外，张我军提倡新文学要顺应时代潮流、符合现实需要，也是文学进化史观的表现。
很明显，张我军的文学进化史观，源于胡适的文学进化论。他曾自言，“我是欲介绍中国文学革命的意义的”，所以“大半是引用他人之语，而不是我自己的创造的”。其“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所以时代有变迁、有进化，则文学也因之而变迁、而进化”的思想，实际上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指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拷贝。但是张我军对胡适的思想作了发展，他明确地指出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这一本质。对文学这一本质意义的积极肯定，说明张我军的文学观已经朦胧地显示出写实主义的倾向。他在阐述文学进化过程时，重点放在对中国诗体四次解放的阐释，这结合了台湾文学的实际，因为台湾的旧文学只有旧诗，而不像大陆有丰富的文学样式，如小说、散文、戏剧等文类，讲诗的进化过程，对台湾文学更具针对性。
此外，张我军用生物学上的进化理论，来证明文学进化论的合理性。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引入文学领域，不失为研究文学的一种方法。但这种方法是对文学的简单结构，事实上文学的过程，要更复杂得多。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以进化论为武器，向旧文学开战，虽然显得有点简单化，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受到时代的局限也是在所难免的。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二、改造台湾语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文学工具的语言，是新文学运动中的一个必须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自语言的改革始，台湾新文学改革也应如此。张我军针对这一问题，撰写《新文学运动的意义》（发表于1925年8月26日《台湾民报》67号即创立五周年纪念号）一文，提出了建设台湾新文学语言的根本原则。
文章宣布：
我们现在谈新文学的运动，至少有两个要点：
1。 白话文学的建设
2。 台湾语言的改造
这是张我军提出的建设台湾新文学的纲领。张我军说：“这两条是从胡适的‘建设新文学’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出来的。他说：‘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
具体而言，张我军关于白话文学的建设的意见是：
第一，什么是白话文？张我军说：“我们主张以后全用白话文做文学的器具，我所说的白话文就是中国的国语文。”在《复郑军我书》一文中，张我军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我们之所谓白话文乃中国之国语文，不仅仅以北京语写作。……现在我们称之所谓白话文乃胡适之所谓‘国语的文学’，故不仅仅是北京话才能叫做国语。”所谓“国语”，是指汉语言文字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的词汇、语法为基础的一种现代汉语共同语的语言文字。
第二，“何以要用白话文做文学的器具呢？”张我军同意胡适的看法：“中国的文字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关于这一点，张我军直接引用胡适的文字来加以阐述：
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两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说：“这都是因为这两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两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做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读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不爱读韩愈的《南山》？因为他们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字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学：何以《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可以称为“活文学”呢？因为他们都是用一种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庵、邱长春、吴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书，他们的小说一定不会有这样的生命，一定不会有这样的价值。
必须说明的是，张我军并不认为“凡白话做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他的意思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白话性质’的帮助。换言之，白话能产出有价值的文学，也能产出没有价值的文学。可以产出《儒林外史》，也可以产生《肉蒲团》。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产出没有价值没有生命的文学，决不能产出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只能做几篇‘拟韩退之原道’或‘拟陆士衡拟古’，决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这话，可先读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传，再读《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传，便可知道死文言和活文学的分别了。”
第三，“为什么死文言不能产生活文学呢？”张我军同样采用了胡适的文字来说明：
这都是由于文学的性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们须说“王粲登楼”、“仲宣作赋”；明明是送别，他们却须说“阳关三叠”、“一曲渭城”；明明是贺陈宝琛七十岁生日，他们却须说是贺伊尹、周公、傅说。更可笑的：明明是乡下老太婆说话，他们却要叫她打起唐宋八大家的故腔儿，明明是极下流的妓女说话，他们却要叫她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骈文调子！……请问这样做文章如何能达意表情呢？既不能达意，又不能表情，哪里还有文学呢？即如那《儒林外史》里的王冕，是一个有感情、有血气、能生动、能谈笑的活人，这都是因为做书的人能用活言语、活文字来描写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里的王冕，变成了一个没有生气，不能动人的死人。为什么呢？因为宋濂用了两千年前的死文字来写两千年后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这个活人变作两千年前的木偶，才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关于“台湾语言的改造”，张我军主张以“国语”为标准来改造台湾语言。
本来，在《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一文发表之前，连温卿已经在1924年10月的《台湾民报》2卷19号上发表了《言语之社会性质》一文，提出了语言与民族处境的关系，认为保护民族独立，自然要保护民族的语言。接着，连温卿又写了《将来之台语》一文，发表在同年的《台湾民报》20、21号上。在这两篇文章中连温卿进一步指出殖民地统治者的语言政策就是以统治者的语言同化殖民地的语言。所以在台湾，为了反殖民地统治者的同化，必须保存、整理以至于改造台湾语言。至于如何保存、整理和改造，连温卿并没有提出具体方案。
张我军在连温卿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改造台湾语言的标准是什么？张我军认为，“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有带着改造台湾语言的使命。我们欲把我们的土话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的语言。我们欲把台湾的话统一于中国语，再换句话说，是用我们现在所用的话改成与中国语合致的”。所以，“国语”是其惟一的标准和依据。再说，台湾话是汉民族语言中的一种方言——闽方言的分支，或者是客家话方言，书面语言就是用的整个汉民族的书面语言——汉字，主要的差别只在语音，所以，以国语改造台湾话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这样改造的意义在于“我们的文化就得以不与中国文化分断，白话文学的基础又能确立，台湾的语言又能改造成合理的”。张我军说，这“岂不是一举四得的吗”？
第三，具体做法，张我军说，“如果欲照我们的目标改造台湾的语言，须多读中国的以白话文写作的诗文”。在这之前，他专门写了《研究新文学应读什么书》一文，发表在1925年3月1日《台湾民报》3卷7号上。这篇文章特别推荐了大陆的白话文学佳作。新诗集有《女神》、《星空》、《尝试集》、《草儿》、《冬夜》、《西还》、《蕙的风》、《雪朝》、《繁星》、《将来之花园》和《旧梦》；短篇小说集有：《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