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应该不会反对吧。
打着这样的小算盘，我们在科威特的国际新闻中心填了好几张表，交了上去。并且手写了几份英文的申请书，说明希望参加什么部队。
等待的时候，我们在科威特也没闲着，继续跟北京连线。那时候央视的伊拉克特别报道，每天24小时直播，白岩松和康辉一直坐镇主持。
我们要从科威特这个联军大本营获取大量信息。信息就像导弹一样满天飞，说不准哪条信息就会形成爆炸性新闻。每天处理的信息量实在太大，让我们备感忙乱的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兴奋。每天一睁开眼睛，8档、10档报道就在线呼叫了。
我们填的表有一个“中奖”了，陶冶和康锐争取到了一次机会，跟随联合采访团，去伊科边境拍摄了当时联军的状态，回来做了一个报道。此外，再没有任何能随联合采访团进入伊拉克的消息。
7．凤凰卫视进了巴格达！
科威特的首都科威特城，是靠着海湾的一个很小的城市，总共才几十万人口，还没北京的东城区大。我们在报道的时候，耳边会突然响起空袭警报，伊拉克的“飞毛腿”从天而降，视野所及，浓烟升起，某个商场或居民区就成了战争的牺牲品。
那时候记者们最担心的是化学武器。由于美国人的宣传，大家当时都坚信伊拉克拥有化学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他们要报复美国，肯定首先会以驻守在科威特的美军、各国的记者、各个联军的工作人员为目标。如果仅仅是一枚导弹飞来，那造成的破坏大不了就是把这栋楼炸一个窟窿，而化学武器就不一样了。
我们的心一直悬着。
出国之前，冀惠彦利用他在部队的关系，给我们弄了一大批装备，其中有急救包、药箱、钢盔、防弹背心，还有防毒面具，我们一路都背着。到了科威特一看，我们都乐了，驻扎科威特的各国记者，拿出来的装备，足够开一个展览了。蓝颜色的防弹背心，黄颜色迷彩的防弹背心，还有白颜色上面喷着TV的防弹背心和钢盔，人手一个防毒面具，没有的就直接在科威特军需品商店买。据说在国际新闻中心排队也可以领。
做新闻是24小时待命，而防空袭也是24小时戒备。
当空袭警报一响，记者全都一个个从楼上往下撤，拿着防毒面具往酒店地下室飞奔。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空袭警报，也不是第一次面对导弹向我飞来，但防化可不是小事，一枚导弹在其他地方炸了，化学毒气也可能顺着空气飘过来实施第二次攻击。等解除警报，大家再从地下室钻出来各干各的。
那些日子，科威特起码遭受过10次导弹袭击，事后证明，没有一次有化学武器。
在科威特度过的两天两夜，好像两年那么长，每当空袭警报凄厉地在科威特上空回旋时，我心里都会震动，像冰山崩塌，振聋发聩。战场边的媒体就是如此，火线上的记者就是如此，生死大关之前的新闻就是如此，让我难以平静，感慨、冲动、兴奋，五味杂陈。
我们焦急地待在科威特，等待和联军一起进入伊拉克的机会，一个突然的电话，却将所有的计划打碎了。
3月25日，央视《世界》栏目组的同事张郇突然给我来了个电话，他当时在应急对接小组里，配合战争报道特别节目，负责为我和白岩松提供计划、文案、外联等材料。他在电话里第一句话就说：“你知道吗？凤凰卫视的记者进了巴格达。”
我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下，好几分钟没反应过来，一片空白。张郇不说，我也知道是谁进入了巴格达，肯定是闾丘露薇。
我感觉脑袋被狠狠敲了一下！我长期跑中东地区的战地采访，之前又在伊拉克坚守了近两个月，可是现在，我在科威特，凤凰卫视的记者却已经在巴格达！这是失败！其次，这对于中央电视台也是一次很大的挑战，我眼前仿佛已经出现了很多飞舞的文字碎片，那是“9·11”之后社会各界对于中央电视台的诟病，对于凤凰卫视的赞扬。
我前所未有地觉得，我与我所供职的媒体，如此荣辱与共，同气连枝。
在约旦与闾丘露薇重逢时，我还专门鼓励过她去巴格达。当时我还处于某种不平衡的心态，觉得我反正没办法，撤出来了，我们中国记者不管哪家，只要有人能进去，也能代表我。但是，当这件事真实地发生，并且摆在我面前的时候，一时间，我失去了方寸，心里的感受非常复杂，有失落，更有不甘心。我心心念念想要做到的事，只差一步之遥，失之交臂，现在却让别人做到了。
张郇有些担忧地告诉我，网上已经有舆论反应了，基本上就是一边倒地对凤凰卫视和闾丘露薇的赞扬，以及对我们的种种责难。台里知道这件事，也觉得挺窝火的，明明之前守了那么久……
我强迫自己深呼吸，冷静下来，然后对张郇说：“我现在也不管别的，对我个人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已经不在乎了，但是如果凤凰卫视进去了，那我们央视也应该能进去。”接着，我问现在是什么情况，闾丘做了几条报道。在询问的过程中，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不顾一切地回去！凤凰卫视能在那儿待着，我们为什么不能？！
闾丘露薇的行动对我们而言，既是刺激和挑战，也是一个掩护，这使我有了更充足的理由回到巴格达。当然，如果我现在打电话向台领导请示，得到的绝对还是个“NO”，所以不能说。但是不说的话，我要怎么走？我在科威特每天从早到晚都安排了直播，有什么理由可以缺席？还有，就算走得成，要从哪里走？科威特有没有捷径可以进入伊拉克？
我连忙翻出地图，铺在房间的地毯上，开始研究路线。
我首先想，科威特离伊拉克南部的城市巴士拉很近，而巴士拉离巴格达也只有五六百公里，有没有什么通道能先到巴士拉？
但是，伊科边境大军压境，陶冶他们刚采访回来，那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果没有联军的指令和许可，寸步难行。而且，巴士拉到巴格达的那条路遭遇了严重轰炸，新闻报道中说，整条路已经完全瘫痪了，看来，此路不通。
还有一条路，从土耳其北边绕道，驱车两千公里到土伊边境，然后再从边境往下走，一直走到巴格达。但这条路实在太远了，物力和时间都不够。
剩下唯一可行的一条路，就是返回约旦，再闯“死亡公路”。
我拿起电话就开始联系各路关系，但是关于约伊边境的情况，没有人了解。不能肯定这一路是否安全，也不知道边境口岸是否彻底关闭，遭遇几次轰炸的“死亡公路”，究竟是否还能通行，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我好不容易从几个约旦的朋友那里打听到，约伊边境口岸为了防止大量伊拉克难民涌入，现在已经不让进约旦了，但是伊拉克那边让不让进，似乎没有明确的规定。我又看到了一丝亮光，战争打起来，伊拉克政府肯定处于半混乱状态，我们去到口岸，说不定就有机可乘。
由于美国人的宣传，大家当时都坚信伊拉克拥有化学武器。巴格达血清与疫苗研究所，也被指证为萨达姆研制化学武器之地。2013年我们重返伊拉克，特意来到研究所采访，证实“化学武器”之说是子虚乌有。
拿定主意，我立刻把配合默契的战友冀惠彦叫过来，说：“我想回去。”
“回巴格达？怎么回？”冀惠彦知道我惦记着这事。
“先从科威特飞约旦，从约伊边境再进，往里硬闯。”说这话时，我能听见自己声音里的渴望。
“那……跟台里怎么说？”冀惠彦探询地看着我，我相信他早已明白了我的想法。
“不说，豁出去了，就违反一次纪律！”
冀惠彦低下头，想了一会儿，问：“你是不是都想好了？”
“嗯，我想好了，陶冶、康锐和杨小勇留下，就我们俩去，轻装上阵，你带上摄像机、比干、海事卫星，我们就走。让他们在这边，继续正常跟北京那边连线报道。出镜方面，就让陶冶跟台里说我病了，扁桃腺发炎，嗓子哑了，他先替我两天。这两天里，我们能不能进得去，是死是活，也能见分晓。两天后如果没有我们的消息，就让他们如实汇报，说我们回巴格达了，失去了联系。人死活都不知道，台里还能说什么？那时候恐怕咱俩也不用操心了，都‘拜拜’了还管那么多？！要是我们顺利进去了，就自己跟台里汇报。”
之所以只约冀惠彦一起回去，是因为多年来的默契，我明白他，他也明白我，我们都知道自己内心的愿望有多强烈，只要有一点星火，就能燎燃整片草原。
果然，冀惠彦听了我的计划，没有一点犹豫，但他建议，杨小勇也应该一起去，“万一顺利进去了，还是要报道，要直播，我们需要这个技术保障。”
我有些拿不准：“那得问问小勇，咱们合作这么多年，我了解你，这事你肯定愿意干，我也需要一个摄像。但是小勇是个工程师，让他跟咱们提着脑袋玩这个命，能行吗？”
冀惠彦乐了，说：“能不能行那得试试。”
我说：“行，那就试试。”
冀惠彦悄悄地去把杨小勇叫了过来，小勇一听计划就“嗨”了，他本身就是个大大咧咧的汉子，尽管是工程师，但是常年在新闻单位工作，已经被熏陶得很有新闻素养，而且男人嘛，谁不想亲历大事件，更何况他是这么一个“热血中年”！他爽快地说：“跟着玩一趟就玩一趟呗，传送卫星什么的就交给我了！”
我当机立断：“行，那就我们仨，返回巴格达，让康锐和陶冶坚守。咱们定一个生死盟约，去路茫茫，前途未卜。我不能保证我们能一路安全进入巴格达，更不能保证我们到那以后能活几天，但是，这件事一定要保密，所有行为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有后果都由我们自己承担责任，行不行？”
他们俩异口同声地说：“行！没问题！”
我们三个“老年人”又开始对两个年轻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样的谈话，不久前也有过一次。上一次，是劝他们为了大局撤离，这一次，是要求他们掩护我们重返。也许是在一个团队的时间长了，大家也都心领神会了。我们把计划说出来，陶冶和康锐只是迟疑了一会儿，就答应了我们这看上去相当离谱的要求。
后来，我专门为这件事请他们俩吃饭表达感谢时，他们告诉我，当时的迟疑，只是因为，他们太清楚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不忍心，也不知道应不应该让我们去冒险。
当时，我们都很理解彼此的心情，整个伊拉克报道组面临这种“逃兵”的指责，面对这种“被抢了头筹”的尴尬，无论从个人新闻理想还是从团队荣誉考虑，此时返回伊拉克，还有可能扳回一局，否则，实在无法对自己的职业交待，也无颜见江东父老。
大家达成一致后，我还特别安慰两个年轻人说：“咱们定一个攻守同盟的战略，如果我们顺利进去了，你们就跟台里说，我们找到了一个特殊的关系，从约旦通过一条沙漠上的路进入，联军没有轰炸，能够非常安全地返回伊拉克”。
当然，这又是个善意的谎言，我哪里还能找到什么特殊关系，那时候我连阿布在哪儿都不知道，我只能怀着一种有志者事竟成的原始执着，去完成那些应该完成的事。
我们仨直奔机场。从酒店出发时，我、冀惠彦、杨小勇、陶冶和康锐，互相紧紧拥抱对方，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告别。大家心里都抱着一种诀别的伤感，这或许是最后一次见面，或许是最后一次拥抱，明天会发生什么，谁都无从知晓。
没有身在其中的人，无法想象我们当时承受着一种怎样的压力。我们在科威特上网看到的讯息，同事和朋友所反馈出来的情绪，伴随着各种责难与谩骂，有形无形地传来，如利箭一般，插在我们心口。而我们，也唯有用这样的方式，去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道别。
选择了这个职业，便要履行职责，追逐真相，哪怕有时候，真相是伤害你的利刃，你也只能紧紧地把它握在手里。伤口，要自己舔舐，血泪，要沉默着擦去。更何况，不远处一场战争在召唤着我们去报道。
那时我最担心的是父母亲人，网络上的说法，无疑让他们在担心我人身安全的同时，又背负了沉重的舆论压力。他们会不会认为我给他们蒙羞了呢？或是为我不曾待在战区而松了一口气？无从知晓，至今我也不曾问过。因为，那对他们也是一种折磨和伤害。我从事这个工作，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磨炼的过程。每思及此，我都觉得愧疚不安。
我能回报给他们的，唯有坚持自己心中的理想，做我认为对的事情，仅此而已。
缓兵之计明显起了作用，台里对我暂时的失踪，没有任何怀疑，这为我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当战争进行到第5天时，整个中东的天气变得非常糟糕，一场沙尘暴不期而至。3月25日，当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约旦首都安曼时，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在扯天扯地的雨线中，找到了提前租的车，连吃饭都顾不上，跳上车直奔约伊边境。
中东这个地方，每年的三四月份便会有异常天气出现，沙尘暴是最常见的，在靠近地中海和红海的地方，偶尔会有雨。但是这么大的雨，我在中东来来回回采访那么多年，也是很少见到。那天，我透过越野车挡风玻璃，看着那疯狂刷动的雨刮器，有种前路茫茫的无措感。不知道前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不知道这一路究竟能走到哪一站——这种强烈的空乏，很少在我心里出现过，那一刻，却强烈得无以复加。
就好像，三个“天涯亡命之徒”，我看着身边的两个战友，不由得想到了这么戏剧化的一个词。是啊，这一路还有很多事情要想，却怎么也想不出结果，台里会怎么处理我们这种行为呢？会不会完全封杀我们的报道？我们个人能否承担这样的后果？
我甚至想到，如果实在不行，我就宣布脱离跟中央电视台的关系，对外宣称这完全是我们的个人行为。我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