⒚挥型饨缦胂笾械慕０五笳拧�
记得卢宇光走之前，我一拍他肩膀：“兄弟，这次你在我这儿蹭吃蹭喝，等我到莫斯科了，你得回请我吃大餐！”几年后我去了莫斯科，他听说后，果然专门找到我，请我们报道组一行吃格鲁吉亚烤肉、喝扎啤，大家说起在伊拉克的事，也有不少感慨。
他乡遇故知，我们报道组照样请闾丘露薇和她的同事吃了顿饭。话题一下子拉到撤离上面。
我感叹道：“怎么想怎么窝火，太窝火了！就因为一道命令，我们眼睁睁痛失了一生都不一定能再有的新闻报道机会，大战将近，竟然就这么撤出来了，你说郁不郁闷？”
闾丘听了也跟着我一起叹息，还一个劲地安慰我，顺便也问我一些巴格达的情况，她刚来，人生地不熟，也挺着急的。她还告诉我，国内外交部当时对各个媒体都有指令，所有中国媒体、中国人建议不要进入伊拉克。简单地说，只出不进。
闾丘试探性地问我：“水哥，你看怎么办？也不让我们进，我们台里的指示也是不能进，只能在约旦待着。”
我说得热血沸腾，立马帮她分析了一下形势，说：“我们是中央电视台，是中国国家媒体，外交部的指令对我们来说有很强的制约性。但你们不用怕啊，怎么说你们也是境外媒体，香港注册的，也不直接受外交部或宣传主管部门管束。你何必还这么谨小慎微？”我还鼓励她：“你就进去！我可以告诉你路线，这条路我很熟，人头也熟，到了那边找谁，打你水哥的旗号！”
紧接着，闾丘就跟我探讨用什么方式能进伊拉克，我告诉她，随便租一辆GMC，但最好是找经常跑这条线的某公司的某个人。我给她抄了两个电话，告诉她可以打过去问一下。然后我还嘱咐她说：“大战将临，我们回来时车就已经涨价了，原来进去一辆车是400到500美元，出来的时候砍到1200美元司机都不干，加了100美元，1300美元，人家才肯出来。你肯定得准备好钱，以防他们坐地起价。”
也许有人会怀疑，我干吗对一个别的媒体的记者这么掏心掏肺，我难道不知道新闻竞争的残酷吗？我当然知道，而且我也很清楚，从“9·11报道”开始，凤凰卫视就成为了央视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我那时候想的是，我们都是华文媒体，闾丘露薇也是中国记者，如今这样一场世界性的大战就要爆发，难道中国竟没有一个记者在现场吗？我身不由己地退出，每日自责不已，但我不会阻挡你前进的步伐，你如果有条件，你就向伊拉克进发！
闾丘跟我谈完这一番话之后，有点跃跃欲试的样子，但是她也拿不准，到底能不能进得去，或者什么时候进去，因为战争到底是明天打响还是一个礼拜后打响，谁也说不清。
跟她分开之后，我走上酒店楼顶平台，看着那深邃无垠的夜空，有种一吐胸中块垒的快感。只有我知道，我绘声绘色地向闾丘描述的、那个重返伊拉克的过程，是我曾在心里重复演练过千百遍的。每一次，我都想象自己随思绪一路疾驰，御风而行，直奔向巴格达那片闪耀着神秘光芒的星空。
和闾丘露薇碰面那天的后半夜，我们还和北京方面做了连线报道，谈约伊边境的局势，工作一直持续到很晚，凌晨两三点，我才入睡。到了凌晨五点多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迷糊中我听到楼道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叮里咣啷的，像是有很多人在跑。然后突然就有人大声地敲我的房门，喊着：“开战啦，开战啦！”
我猛地一下坐起来，人完全就清醒了。这时，放在床头的手机也响了起来，我一边胡乱套着衣服一边接电话，脚已经在准备往外跑。手机那头北京的同事喊着：“水哥，水哥，打起来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也是刚刚知道。这时，冀惠彦和杨小勇也跑到酒店走廊上来了，我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满满的都是两个字：来了！
伊拉克地图。战争爆发时，我已无奈地撤到约旦，后转战科威特，希望能跟随美军组织的联合采访团，名正言顺地再次进入伊拉克采访。当所有的尝试都失败后，我和冀惠彦、杨小勇从约旦冒死闯回战火燃烧中的巴格达。
我们立即冲到房间里，开电视，CNN的24小时现场直播，已经有了巴格达的画面。那景象我很熟悉，就是我们经常工作的底格里斯河边，新闻部大楼二楼平台。用夜视设备拍出的绿色爆炸闪光，在夜空中显得格外刺眼，爆炸过后就是火光冲天，整个巴格达夜空亮如白昼。
看到这个画面，无法亲历的遗憾随着爆炸声响，一下一下冲击着我的心房，我无奈地叹息着，对冀惠彦说：“错过了，我们还是错过了啊。”一旁只传来冀惠彦无奈的叹气声。
但留给我们遗憾的时间很有限，不管怎么说，我现在仍是整个央视离伊拉克最近的记者，我得赶快搜集材料，了解信息，尽我所能去报道战事。
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给阿布打电话，当时伊拉克的通讯本来就已经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了，战争爆发了更难打通。我几乎给所有在伊拉克的联系人都打了电话，大部分仍能接通，却无人接听。我辛苦一个多月建立起来的伊拉克情报网，就这么无情地瘫痪了。于是，我们只能非常“饥渴”地看各种新闻，约旦电视台的新闻，CNN、BBC、美联社的消息，各种外电报道，还有那时已经势头很猛的半岛电视台。根据这些消息源综合素材，我在酒店楼顶租用的直播点，开始跟国内连线报道。
巴勒斯坦酒店的天台，就像是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平台的翻版，众多媒体老朋友在这里重逢汇聚。我身旁就是BBC的记者，他们因为做了令伊拉克当局不满的报道，被赶出来了。美联、路透，还有英国ITN（独立电视新闻公司），也是接到了总部的命令，撤出了伊拉克。路透社有一个摄影记者留在巴格达，半岛电视台也留了两名记者驻守，其他大部分西方媒体，也撤到了约旦，聚集在这个小小的酒店天台上。
我在连线报道和工作的间隙，还在巴勒斯坦酒店遇到了CNN著名的战地记者，我的朋友克里斯蒂安·阿曼坡和尼克·罗宾逊，他们在战前被伊拉克当局撵了出来，和我们一样在各种信息源中晃来晃去，寻找新闻线索，打探各种消息和情报，谋划着下一步怎么走。
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开战的前两天，我其实感到非常迷惘。战争爆发的那一刻开始，所有信息像是随着导弹一起爆炸了，纷繁的碎片漫天飞舞，几乎每分钟都会有新的消息。从20日凌晨开始，我跟国内的连线一直持续到下午，一整天都在密切地关注战况。当时我们在巴勒斯坦酒店的七个央视记者，紧急分工，有人负责关注实况信息，有人从约旦官方去了解一些中东国家的反应，有人直接上街去采访约旦的相关人士，了解他们对于开战的看法。这么多的信息，一手的、二手的，如同潮水澎湃，但我还是觉得不够，不对劲，不死心。
毕竟，约旦不是战争中心，真正的新闻战场，亿万观众关注的真正焦点，仍在巴格达。
于是，我本就没死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跟冀惠彦他们商量说，现在仗已经打起来了，我们既然在这么近的地方，能不能想个办法，再找个途径进去？
可是，战争爆发后，约旦这边就关闭了边境，再要过去，只能想办法找私人渠道，也就是偷渡，感觉很悬乎。而且，开战第二天我们就听说，“死亡大道”约伊公路已经成为联军轰炸目标，有人在这条路上被炸身亡了，贸然去闯，显然不是理智的决定。
其实那时候，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到了伊拉克的南部，靠近科威特的伊科边境。因为伊拉克北部的土耳其，拒绝了美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把路堵死了。所以美英联军大部队实际是在伊科边境集结，新闻媒体已经有所报道，美军在该处集结了12万人，英军有4万人，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军队。
从3月20日开战起，伊拉克每天都处在一轮又一轮、接连不断的空袭之中，美国宣布第一轮的空袭是“斩首行动”，紧接着又有“震慑行动”。美国部署在海湾地区的各种舰船，发射精确制导的“战斧”导弹，还有各种战略轰炸机、隐形轰炸机、F117、B2等，直接飞进伊拉克领空，对伊拉克各地的目标进行轰炸。除了巴格达首当其冲之外，巴士拉、摩苏尔等一些战略重地，都遭遇了频繁的空袭。
这就是战争的残酷节奏。每隔一两个小时，空中就响起凄厉的警报声，导弹倾斜着飞向地面，天空震颤，光芒耀眼，阻断视线；地上的建筑仿佛在摇晃，下沉。每次空袭过后，都有那么一段死一般的寂静。当时有媒体分析说，按照美军的部署，空袭一段时间后，就要开始地面战，军队就从科威特进入。
于是，我就琢磨，如果从约旦不好进，何不转到科威特去试试运气？我们七个央视记者，都集结在约旦，可约旦除了边境上有些小冲突，以及可能出现难民潮外，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新闻。我还是一心想回到战场，进入到风暴的核心。
当时，央视在科威特没有记者，而现在《环球时报》老总胡锡进，那时他是《环球时报》的副总编，带着一队人，以及新华社驻站的记者，还有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的一批中国记者，云集在科威特。那里俨然已经成为报道伊拉克战争的主战场。所以，我提出兵分两路，梁玉珍大姐和刘茁野留在约旦，我们这拨人转战科威特，大家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我立刻联系央视新闻中心主任李挺，电话一接通，我就听出，他的语气也相当沮丧。我知道，作为直属领导，对于我们无奈从伊拉克撤出这件事，他心里也挺憋屈。因为我们投入了那么多人力、物力，苦苦挣扎了那么久，结果我们才撤出两天，战争就爆发了，他心里一定也不好受。
李挺主任安慰我说：“小水，你们还是要坚守报道，哪怕伊拉克不行，咱们在约旦、在周边，也要把报道做好。”
我建议道：“既然现在约旦有两批记者，我们大可不必扎堆，可以分兵作战，其实现在科威特才是报道重点，我们能不能转去科威特采访？”
李挺主任答应得很痛快。
于是，战争爆发的第三天，也就是当地时间3月22日，我们从约旦飞到了科威特。
一出机场，走到科威特的大街上，我们就看到了与约旦截然不同的景象，那里就是美军一个巨大的后勤基地。大街上随处可见美军的军车，各种装束的美国大兵，带有各种标示的武器装备，有陆军、海军陆战队、宪兵等等，处处弥漫着剑拔弩张的紧张感。
作为国际记者，我参与过多次与来自世界各地媒体的“新闻大战”，这是2011年在法国戛纳报道G20峰会时，我们的“新闻大战”现场。一家媒体划定一块“地盘”，各自抢占有利地形进行报道。2003年伊战爆发后，在科威特的新闻大战，气氛比这更为紧张和激烈。
为了方便媒体记者，美军还在科威特设立了一个国际新闻中心，由科威特和美国方面的相关人士组成，包括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的文职人员，为各路记者提供媒体服务，也会发布一些即时的讯息。
我立刻被这种整装待发的气氛所感染了，对冀惠彦他们说：“弟兄们，都打起精神，从科威特出发吧！”
科威特的国际新闻中心是新闻大战的主战场，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人头攒动，仿佛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媒体联合国”。有的是文字记者，一个人背着个包，拿着录音笔；有的是浩浩荡荡一个团队，一看就是电视机构。拉美的、非洲的、东南亚的、北欧的，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记者，在各个柜台前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
我们决定向美军靠拢，希望能通过他们组织的“POOL”（联合采访团队），成为随军记者，跟随即将开始地面战的联军军队，进入伊拉克。
美国人很喜欢组织“POOL”，但这个团队的名额有限，许多媒体都想去，那就得筛选。筛选的办法五花八门，可以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可以抓阄，还可以指派。
指派的弹性很大，美国人一般会首选本国记者，美联社、ABC、BBC等大牌西方媒体也可以受到优待，还有一些“哥们儿”国家的媒体也会得到照顾，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亚洲媒体获得指派很难，CCTV当时虽然小有名气，但毕竟不是西方主流媒体，很难进入美国人的“法眼”。
“POOL”的组成会照顾到门类，电视、文字、摄影，不同类型的记者都有。这个团队能跟着美国的某支部队到前线观战、采访。那时候，伊科边境，联军的地面部队正在集结，前线已经有零星的战斗发生。记者要上前线，得签各种各样的生死文书和报道协议，报道内容也必须经过美军的审查。
美方会对记者们采访的文字或视频逐一审查，提出意见：“这个画面你不能用。”
“为什么？”
“因为你泄露了我们某种高级武器的机密。你也不能从那个角度拍，因为那个角度你会暴露我们联军的部署，可能会危害到联军的安全。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可能就会随之而来……”
可见，西方所谓的“新闻自由”，也是有限制的。虽然他们冠冕堂皇地讲“新闻自由”、“媒体不能得罪”，给你提供各种采访机会，但你的报道必须得经过审查，也会有一堆的“清规戒律”。
但对我们而言，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采访机会，也是千载难逢。我心心念念想要回到战火燃烧中的巴格达，回到新闻报道的核心地带，但我们是被国家领导人以行政命令撤出的，如果我们违抗命令贸然回去，后果难以预测。我的同事、台领导都会为此事受到牵连和影响。但如果我们能跟随联军的联合采访团，名正言顺地重返伊拉克，安全系数也能有一定保障，我想，台里应该不会反对吧。
打着这样的小算盘，我们在科威特的国际新闻中心填了好几张表，交了上去。并且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