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均益：对于您祖先这些经历，包括您个人在战争时期的一种经历，使得您最后对战争、和平这种关系，产生切身的，甚至是更深刻的一种认识，于是您提出一个口号，叫作“一碗茶里的和平”。
千玄室：是的。茶道的挂轴中常见的是画了一个圆圈的挂轴，这个圆圈既意味着开始又意味着结束，大家都是在这个圆圈当中生活的，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世界应该努力和平相处。
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尚武好勇的武士道与平和尊礼的茶道是日本民族性格中的两极，在两极之间是复杂的、很难读懂的日本：周到礼仪与残忍征战；优雅插花与躁动尚武；平和茶道与张狂扩张；执着尊古与顺势而为……民族发展的特殊历史将这些似乎矛盾相斥的特点糅为一体，构成了独特的日本文化。
但是，通过茶道和武士道这两个看上去的两极，也许是了解日本文化历史发展的一个途径。
水均益：您有没有感觉其实在战争时期，就算美好、平和的茶道实际也受到破坏，甚至给人感觉，这么好的东西在战争时期无用武之地，有的时候甚至是无奈。因为如此高尚和平的这种茶道，挡不了战争，挡不了人类丑恶的心灵。
千玄室：茶道在战争中也是可以起到一点点作用的。你知道，武士是不能挎着刀进茶室的，必须把刀放在茶室外面，这是规则。茶道是崇尚和平的，大家不要忘了，茶室是一个能坦诚、开诚布公地相处的场所。
水均益：我相信在战争之前，茶道的流派已经在日本有了很大的影响，据了解，当时日本政界、军界的高级官员，也经常到您的家里座谈茶道，他们进去之前把刀放在外面，但是他们出来之后，还是把刀别上，而且发动战争。您看到这种状况，是不是心里很难受？
千玄室：来我这儿喝茶的人，无论是军人，还是经济界的人士，大家都是主张坚决不能介入战争的人。因为他们是反战派，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被罢官了。
水均益：如此流行，而且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像您刚才所说的，包括日本还有其他的传统，非常好的传统，您觉得为什么最终这些好的传统没有阻止日本当时侵略战争，没有阻止过军国主义的脚步呢？
千玄室：在战争的时候，就是因为不喜欢茶道的人掌了权才把日本引上了邪路。他们不理解茶道，茶道对他们来说也就没有什么意义。
游走生死边缘更觉生命可贵，奔走全球宣传“一碗茶里的和平”，推广茶道注入现代经营理念，吸引各国名流政要品茶论道，走进中国受到邓小平的鼓励，提倡和平步入联合国举办茶会。
战争结束了，死里逃生的千玄室回到了故乡京都，然而他发现这个故乡已经不再是他离开时的旧模样了。
为了占领改造，当时美国军队鼓励军人学习日本文化，了解日本。千玄室的家里走进许多前来学习茶道的美国军人。通过和这些人交流，千玄室也对这些美国士兵产生了兴趣，增强了他向西方世界推广茶道的信心。
1952年，29岁的千玄室虽然没有护照，但他还是踏上了到美国夏威夷大学留学的道路。在美国留学期间，千玄室不忘宣传茶道，在那里成立了夏威夷分会，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
推广茶道，如同少年时代学习插花、书法、绘画一样，都是为成长为掌门人而做准备的。然而千玄室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茶道世家掌门人的过程竟是那么特殊。
水均益：在您39岁的时候，也就是1962年正式变成您家族茶道的掌门人，您还记得当天的情景吗？
千玄室：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由于我的父亲突然去世，我必须马上继承这个家族。继承掌门人的时候，我的心理准备还不是很充分。作为掌门，我觉得自己还要认真地继续修行，所以当时我对自己的要求还是非常严厉的。那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对自己要严格、对别人要温和这句话的真正含意。在中国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待自己如秋霜，待他人如春风，我对这句话非常感兴趣。
水均益：继承掌门人之后，您家族的茶道流派并不是最大的。但是后来到今天，您实际上把它变成了日本最大的流派。很多人研究您的做法，包括您如何使家族茶道变成最大的流派，您有什么秘诀吗？
千玄室：首先自己必须谦虚，这是最重要的。不要光看自己脚下的那一点点，视野应该开阔一些。不要光看自己眼前的一点点东西，要看得更多，而且凡事都要有个乐观的心态，无论什么事都要向前进，这是我经常督促自己要做到的一点。
大学时主修经济、拥有现代企业家智慧的千玄室在全球展开了他的茶道交流宣传计划。现在在日本有600万人修习茶道，而这其中，60％学的都是里千家。
在中国，从1979年开始到2001年的22年间，茶道里千家共派出了100次访华团进行交流，不仅如此，千玄室还于1994年在天津创办了里千家茶道短期大学，今年这个学校已经迎来了它的十周年庆。
由于茶道的广泛影响，里千家的今日庵每年都要接待很多政治家，这间小小的屋子里就坐过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元首，暂缓一下匆忙的脚步，品一碗绿色的茶，想象一下世界的“和敬清寂”，这正是千玄室提倡的“一碗茶中的和平”的真意。
水均益：您如何看待茶道在世界上受到这样的礼遇？您觉得里面的根本是什么？
千玄室：可能主要是因为茶道讲求心和心的坦诚交流吧。主人专心致志地为客人点茶，客人也是认真地关注主人的点茶，点茶、奉茶、品茶后彼此会心的笑脸，这些都不用太多的语言就可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这确实是很难得的。
水均益：世界各地，包括您在京都的今日庵里接待很多著名的人士，这当中有没有一些给您留下印象深刻的？
千玄室：印象很深的应该得说还是邓小平阁下。当时，在人民大会堂邓先生喝了我点的茶后，说了一句话，“这茶喝起来让人感到很平和，你一定要把这种平和的心境传给中国人”。就这样，托了邓小平阁下的福，我才来到中国传播茶道。另外，我和安南秘书长的交情也有十五年多了。三年前，在美国“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前，我还曾经在联合国举办了一次大茶会，当时茶会做得很出色，世界和平是联合国努力的目标，他们能邀请我去举办茶会，大概也是因为茶道崇尚和平的缘故吧。
水均益：很多人在喝了您献的茶之后，他能感受到这种心情的一种升华或者一种美好的感觉，您能看出来吗？
千玄室：是的，我向他们去献茶，无论是战场还是一般的地点，我都可以向对方献茶。主人点茶的时候要想着对方，举办茶会都要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这个事情。我们做事不要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说不能发自内心去敬奉对方的话，那是不行的，和平也是这样的。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拥有这种心情，即必须先把自己给抛开，抛开自己，为他人奉献。我不知道我晚年还有多长时间，我将在有生之年继续奉行我这一理念。
4．我是“反日分子”？
几年前，我的那篇《日本，听我对你说》在很多网站、BBS、博客广为流传，甚至也转到了日本的网站上，传播范围之广，是我所未曾预料到的。可能是大家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可能是我有一定的影响力，也可能是因为中日关系一直都是舆论界、学术界包括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中日两国之间太多恩恩怨怨，两国人民都觉得拿不起、放不下，耿耿于怀，经常闹心，时常还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波澜。
2007年我们去日本采访安倍晋三时，现任外交部长王毅当时在日本任大使。在采访前一天晚上，王毅请我们到使馆吃了顿便饭，并提醒我，安倍出身于日本政坛上的世家，他是战后的一代，心里对中日友好已经很淡漠，可能会说一套做一套，他对于中日关系有自己的想法，有时还可能是很危险的思维方式。当晚和王毅的谈话，使我获益良多，对我以后报道日本的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从不去网上发表评论。一般上网，也就是看看国内外新闻，找找资料，收发邮件，其他的我都尽量敬而远之。网上的各种论坛我也只是偶尔浏览一下，但时常会有朋友同事的话传过来，说在网上又看见一篇我写日本的文章，我当时就很纳闷，我又写什么了？
后来，我就去搜了一下，原来是有人在我写的那篇文章后面，模仿我的文风和笔法附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号召同胞们要抵制日货，反对中国利用日本援建的方式来建高铁。文章里以我的立场和口吻说，我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在日本的智库决策层里，有个秘密的计划，日本要在2015年灭亡中国，为此他们制订了一套二三十年的战略、军事、文化的严密计划，说得有鼻子有眼，哪一年会怎么样，哪一年又会怎么样，非常耸人听闻，也极具煽动性。
这篇文章不是出自我手，我也不曾在任何场合说过类似抵制日货这样的言论。首先我作为央视主持人，肯定不能在新闻报道和节目里这样煽动民意，其次我个人也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无论两国关系如何，用抵制商品这样的方式对抗，在贸易全球化的时代，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这是个低级的策略，而且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是一个可取的方法。
刚开始我没有太当回事，但是这篇文章越传越广，后来有两件事，让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
第一次就是2007年采访安倍的时候，我们向日本使馆提出申请后，对方很重视，据说开了好几次会研讨，后来原则上答应了，但是使馆的一个参赞提出约见我，当时我还以为是要谈一下采访目的和准备提出的问题。结果，我和日本使馆的一个政务参赞及负责宣传的官员见面后，他们提出一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
他们说：“我们上网查了一些资料和文章，有人说水先生您是一个反日的代表人物，您写过一些类似于抵制日货，对日本颇有微词的文章，好像您个人持有一种反日的观点，对此我们忧心忡忡。因为如果一个记者带有这么强烈的个人观点的话，在我们看来，就不太适合于采访我们的首相。”
我当时听了以后哈哈大笑，对日本使馆的外交官说：“你们这个消息不准确，我的确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日本，听我对你说》，这个毫无疑问。今天我并不知道你们要谈论这个话题，如果知道的话，我应该把那篇原始的文章拿来，给你们看看。在那篇文章里，我叙述的是我采访的经历，我对中日关系的观察和疑问，如果说有比较刺激的言论的话，只有一句，我引用一个朋友在酒后的话：谁把日本给‘灭’了，谁就马上会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一种写作手法，并不是我提倡中国人现在把日本灭了，只是表明一些中国人的心态，也是对中日关系的不满。
“现在网络上以讹传讹的事情很多，也有人恶意地做一些张冠李戴的事，我不知道您看到的文章，是不是我的原作。作为一个记者，我并没有在公开的节目和报道中，表达过这种观点，但是我认为我有言论自由，在我的书和文章里，我表达一些自己的情绪，无可指责。至于你提到的抵制日货之类的观点，我建议你们好好查一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您，我没有写过类似的文章，对于这种观点，我也并不支持。
“我首先是一个记者，有着多年的新闻从业经历，我相信我的职业操守，也相信我作为记者的客观性，个人的情绪不会带到采访和节目中，这一点你们完全可以放心，如果在采访安倍首相的事情上，你们有这种顾虑，我能做的陈述就是如此。如果你们因为网上的一些文章和资料，轻易判断我是否有资格采访你们的首相，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不妥的。当然，决定权在你们手里。”
我当时内心也有些不爽。首先我觉得没必要去解释什么，因为他们提出，如果我反日或者对日本有意见，就不能采访首相，这个前提就不成立，我也不喜欢这样的观点。其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就抛出这么一个问题，好像有些兴师问罪的感觉，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不需要就这个问题做辩解。人正不怕影子歪，有些东西不是我写的，就不是我写的。即便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我作为记者的职业性，也不应被怀疑。
另一件事是，2009年下半年，我突然接到台里的通知，说我被推举为第五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中方委员，但是在推选过程中，有人提出我对日本有一些个人观点，在网上流传甚广，要求我对这个情况写一个陈述材料。我当时很愤怒，说：“不写！我不稀罕当这个委员！”我已经多次为这个谣言所扰，也澄清了好几回，的确觉得很烦恼。
当时，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中方首席委员，是前国务委员、前外交部长唐家璇先生。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接到台里转达的指示，来自于唐家璇的办公室，说唐家璇并不怀疑水均益同志，但是就这个事，他希望听水均益同志说明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据说中日双方交换名单时，日方看到我的名字，也提出了质疑。
当然，唐国委说得非常委婉，就是说明客观事实，不用解释，也不会记录在档。我一想，前国家领导人都提出了要求，那就写一个吧。于是我就很客观地写了一份简单的材料，附上我文章的原文，表示网上谣传的东西，并非出自我手，也并不代表我的观点。
很快我就接到了正式任命书。第二年，2010年2月，我参加了第五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那时我才逐渐开始了解，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实际上，它是1983年胡耀邦访日时，中曾根首相为响应胡耀邦关于谋求中日睦邻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主张而提议设立，后来，中曾根首相访华期间，中日双方一致